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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是先有海盗，后有海军。在中世纪最大的欧洲国家，海盗就是海军，海军就是海盗，只是海盗旗和米字旗换着挂而已，连男王（该国原先是男人为王）女王也在海盗船上有股份。比如一个叫贝内特的海军军官，后来就成了专业海盗，在清朝嘉庆年间到东海劫掠，最后居然积攒了七吨黄金。
这七吨黄金被藏在了科科斯岛上的一个洞穴里，并命名为“血刀宝藏”。时至今日，这包含七吨黄金的血刀宝藏也没有被追回，即使找到了，也难以说清谁才是这批赃物的原始主人。
这笔“血刀宝藏”以及贝内特的事迹，在史料中记述极少，笔者花二十块钱淘到了原本标价一角二分钱的繁体字古文旧书《血刀宝藏》，没封面没封底，一翻直掉渣儿。在那本一翻直掉渣儿的书里，讲述了贝内特到清朝的经历。
外国人的名字很拗口，咱们还是使用简称比较方便：这个贝内特咱们叫他“老贝”，他曾经跟着可以简称“老马”的马戛尔尼出使清朝，见识了乾隆朝的富庶：在故国能换等重黄金的丝绸，穿在端茶倒水的丫环身上，连喝水喝酒的杯子都是金银制成，用一个玻璃杯就能换一整套金银酒具。
这其实就是老马和老贝少见多怪了：玻璃杯在清朝前期中期属于稀罕物，经常被当作水晶杯和琉璃盏，就像铝也曾比银铜贵重一样。
中原人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闹不清玻璃从何而来，所以在清朝中期以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
其实颇黎就是“不列”，前边加一个大，后边加一个颠，大家就知道这玩意是从哪儿来得了。
老马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捎带了一些玻璃制品，并作为高级礼品赠送或者由乾隆收下后转赐给了八旗贵胄，据说福康安家就有一套玻璃茶杯，让刘墉纪晓岚都十分羡慕——和珅跟福康安阿桂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所以和珅是没机会用福康安的玻璃杯喝茶的。
老马送给乾隆玻璃杯，乾隆回赠了玉如意，不识货的老马居然在日记称之为“石头痒痒挠儿”。
之所以说了一通玻璃杯，是因为这也跟“血刀宝藏”有关：海军军官老贝跟着特使老马到清朝转了一圈，就觉得他们那个不列国实在是太穷了。与其守在小岛上受穷，还不如脱了军装单干。
于是在1815年，也就是嘉庆二十年，老贝就不给乔治三世（前面咱们说过，国王也有男的）干了，开始自己“下海做买卖”。
这是真正的“下海”，但做的却是“无本买卖”。乾隆嘉庆在位时期，清朝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并且认为自己比大象还大，是严格禁止远洋贸易的，洋人想做买卖，还得等上个几十年。
老贝到了东海却靠不了岸，手里的玻璃杯也换不成真金白银，明朝备倭用的“红夷大炮（清朝改称红衣大炮）”黑洞洞的炮口还有震慑力。米字旗和海盗旗（笔者总以为米字很像骷髅旗上交叉的白骨或弯刀）都不好使，老贝只好在东海瞎转悠：能做买卖，就用玻璃杯换金银，没有买卖可做，就抢往来商船。
郑和时候再无郑和，汪洋大海上不在飘扬龙旗，往来的客商也以欧洲人为主，老马大肆劫掠，清廷也假装看不着：都是金发黄毛，你们抢来抢去，与我何干？海盗横行商旅不通，朝廷落得耳根清净眼不见心不烦。
说句让人难以接受的话：清朝之海其实是不设防的，老贝之流是可以横行无忌的，几艘在郑和眼里只配装猪装驴的小破船，就能霸占一大片海域“做买卖”。
老贝“占海为王”，专门打劫西班牙葡萄牙宝船，因为下手从来不留活口，就在海盗圈内赢得了“血刀”的绰号。
夜路走多了，难免会遇到鬼。老贝经常打劫“两牙”宝船，激起了同行公愤，被西班牙人合起伙来爆锤，最后被揍得只剩下一条船逃到了科科斯岛，并把船上的七吨黄金藏进了一个山洞。
老贝躲过了西班牙同行，却没躲过故主第四代乔治：1820年，刚埋好那七吨黄金离开科科斯岛，前战友们就包围了血刀老贝，并把他扭送到了乔治四世面前。
乔治先生并不关心那七吨黄金是咋来的，他关心的是这笔宝贝哪儿去了，不知道上没上老虎凳辣椒水，老贝先生反正是坚决不招，打急眼了，就胡言乱语：“山洞在山上，洞口有一颗棕榈树！”
老贝的“招供”，差点把乔治先生的鼻子气歪了：“山洞不在山上，难道还能在海里？科科斯岛到处是棕榈树，你想让我当伐木工吗？”
扭正被气歪的鼻子，乔治先生下令：找八十根绳子，把老贝和他的八十个手下，都吊在桅杆上晒成鱼干！
老贝和他的八十名手下无一幸存，“血刀宝藏”的下落也就成了不解之谜，甚至也没有人知道这七吨黄金，有多少是在清朝做买卖赚得，又有多少是嘉庆年间在东海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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