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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分享4个博客真实故事道明现在女性的生存不易。
自从3月17日,国外实行全民隔离,要求学校停课、只能在家工作后,一个生活在法国巴黎的单身女性UP主赛琳发现,她的很多读者来信,都是妈妈们无助的倾诉:
隔离期间,远程工作和小孩看护无法兼得——即使老公也在家,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也在家”。
隔离开始两天后,一条女性读者的留言让人印象深刻,说发现全民隔离这样的例外情形,没有给家里的分工带来任何改变:
“如今我和丈夫两人都在家工作,但还是我看孩子、做饭洗衣服、给孩子辅导作业……”
另一位女性读者跟帖有感触,讲述着几乎同样困境:“公司想当然,觉得夫妇两人跟小孩在家,都能正常工作。”
赛琳提的读者里,还有在隔离期间也必须出门工作的人,比如收银员或清洁工。
如今,她们白天出门工作,晚上回家处理家务,就算丈夫在家。
不过,比起争执谁应该在这个时候干家务,她们更担心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会不会将病毒感染给家人。
紧急时期,大家首先想到保护自己和家人,在柴米油盐的隔离日常中,公不公平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
但大家还是忽略了,谁不知道最终受影响的总是女性。
全球已有100万人确诊,大流行病席卷全球,在这样一个牵扯着整个社会所有人生活情形的紧急状态里,哪些是紧急的、急需应对的,又有哪些会被认为暂时没那么重要的?
这些选择和界定,会让谁暂免危机,又会让谁深陷困境?
法国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一段论述再次被流传开来。她说:
“永远不要忘记,只需一场政治、经济或宗教危机,女性的权利就会遭到质疑。永远不能视女性权利为理所当然。在你的余生中,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01全民隔离后,家庭内部不平等「浮出地表」
赛琳在巴黎郊区担任历史地理中学老师。
2018年,她创办了这个目前已有11.6万粉丝的UP主,这个博客的诞生,也跟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她和丈夫都是女权主义者,本以为早已丢弃了固化性别观的束缚。
但两年前儿子出生,她发现自己竟然还是落入“称职母亲”的社会范式:既要工作,又要管理好家庭,还要常伴小孩左右,做一个好妈妈。
她终日在学校、儿子、朋友和个人活动之间奔波,疲惫不堪。与女性朋友聊天时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面临这种“运筹帷幄”式的持家压力——社会学给出学名,叫做精神压力。
所以她选择博客的形式,通过读者投稿和相关注释,讲解精神压力,尝试探索所谓称职母亲的其他可能。
多数情况下,精神压力都由女性承受。
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共计收到1.2万封来信,其中只有上百份男性投稿。
隔离激化了这一趋势。隔离第一周,赛琳每天收到二十到三十条来信,都是妈妈们抱怨隔离生活的疲惫不堪。
“我必须继续出门工作,但当天得为所有人考虑周全。不然,晚上回家,老公和孩子都会特别烦躁。为了不必要的争吵,我宁愿出门前事事安排妥当。”
赛琳解释说,考虑周全属于精神压力,担心争吵是情感压力,这名女性宁愿选择前者。一天在外工作,最不希望晚上回来陷入争吵。为避免家里大乱,她尽其所能,以致有时忘记自我。
有两种家长类型——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母亲、认真工作努力养家的父亲。
赛琳说,当前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向这些模型靠拢。
但是,明明不常在小孩身边,我们也能成为好妈妈;而男性除了工作赚钱外,也可以做一个好父亲。
所以她希望通过博客,呈现不同家长模型的可能性。
夫妻间的男女平权是老生常谈,但也最难实现。男女关系里,找对方评理,注定要发脾气。还不如安于现状。这是大部分妻子角色会选择生活在「可接受的不平等」之中。
这一选择也可能出于经济现实考量。40岁的莫伦生活在华盛顿,是一名中国情感问题分析师,隔离期间,她和丈夫设立了三班倒计划,兼顾各自工作和三个幼儿看护。
但丈夫是电视记者,很快被公司召回,瞬间打破这一脆弱的平衡:他为了工作,不敢向公司讲述家里的难处。
莫伦也理解丈夫的做法,毕竟他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她很清楚,若有意外发生,自己的工作总会最先受到影响。
在全国隔离后,意大利自由职业广告撰写人米凯拉已经切身感受到这一影响。
她是四个低龄儿童的母亲,为了工作还得先于家人早起床,安安静静书写两个小时,但每天都这样,哪吃得消。而且,隔离才几天,她的收入就缩水了一半。
意大利是家庭妇女数量最高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数据显示,60%的意大利职业女性为照看小孩而减少工作时间,女性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5%。
各地不少团体已经相继拉响警钟:3月底,法国23名国会议员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在家隔离期间,夫妻应分担家务和精神压力;
瑞士女性团体尤其强调,工作在前线的女性面临多重压力,呼吁政府向她们提供免费孩童托管。
赛琳当老师,不受失业困扰。
相比之下,她丈夫工作压力很大。丈夫早意识到她对家庭的付出更多,两人平分家务,但很多时候他爱莫能助。
和所有母亲一样,她隔离的第一周过得鸡飞狗跳。为找到独处时间,赛琳只好让儿子一个人玩乐高游戏。
隔离之初的焦虑和不安终于平复,但她把孩子丢在一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还是有点内疚。至今,她似乎仍未摆脱称职母亲的束缚。
当进入隔离第二周,博客收到的信件数量逐渐变少了。
在她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男女精神压力的分担在发生好转,也仅是她们心情逐渐平复,并接受现状了。
02他做了牺牲,但也没做
3月底,得知学校要关,38岁的法国女律师桑德丽娜焦虑起来。我可怎么工作?
法庭还开着,只是减少了大半的庭审,她还是有个别案子要出庭,此外,还得做不少撰写和文书工作,需集中精力,尤其不能分神。但她有两个儿子,大的7岁,小的5岁,一想到24小时都要跟他们在一起,桑德丽娜头特大。
“孩子会要了我们的命。”这句话,她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两遍。
她丈夫是一家工厂的总监,平时在家也会搭把手,但持家照顾孩子的重任,从来都是落在她这个当妈的身上。
一直以来,她兼任职业保姆、家庭总管和职场女强人数职,最近生活更是一地鸡毛:刚搬新家,房子正翻修,监管工程由她全权负责。
前两个月,律师一直罢工,反对退休改革,现在复工不久,手头的案子可谓千头万绪。
家里家外太忙,桑德丽娜早有怨言。
到了法国进入居家隔离的首日,桑德丽娜显得格外恐慌。她还向几个女性律师朋友倾诉过。
她们都是工作狂,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桑德丽娜太夸张。但隔离仅数天,闺蜜们便达成共识:远程工作同时,根本没法陪小孩上课。
无奈之下,桑德丽娜只得减少工作量,平日里一天能处理多个文件,现在降到一个。还好律所是自己开的,自己可以决定工作量;客户们在隔离期间,也算宽容。可两三个小时实打实的工作时间,看似微不足道,背后仍需丈夫积极配合。他也在家工作,看到妻子手足无措,便答应照看俩儿子做作业。
他早晨起床洗澡后,马上工作,直到孩子起床,随后做早餐,上午一边陪孩子写作业,一边工作。
桑德丽娜做午饭,接下午的轮班。虽说丈夫为此改变作息时间,但工作时长仍跟平日一样。
丈夫一点牺牲都没做?桑德丽娜有些犹豫:“他做了牺牲,但也没做。”
他愿意看几个小时的小孩,固然考虑到家庭,更是为适应自己团队节奏。现在远程工作,网络连接不甚畅通,他无法持续工作。再说,他的工作性质允许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
事实上,“就连隔离日程表——每天的计划,两个人的分工和时间安排——都是我写的。”
不过,她没时间再去计较,现在她私下更担心的是隔离十来天了,肩负起育儿新任务的丈夫,不会厌烦了直接撂挑子吧。
她有些苦涩地说:“我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但危机来临,能给自己争取的,也不过如此。”
这是一个奇怪的春天,阳光普照,可无人谈论天气,也无人张罗野餐喝酒。
桑德丽娜住在法国中东部小城马孔的闹市,楼下一溜餐厅和咖啡馆,都大门紧闭。
她时常想,这些餐厅之后还在么?哪些咖啡馆又会安然无恙?之后如何,是大家特害怕问到的问题。比如她最担心的就有——小孩可能回不了学校了。
丈夫所在工厂停工一周,后政府发布政令,工人将再次返工。
听到这个消息,桑德丽娜很矛盾。一方面,疫情严重,有人竟要返厂工作,太不正常;另一方面,工厂重启,运营无恙,丈夫可能也不会丢工作。
桑德丽娜叹息说: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过变身家庭妇女的这一现实。
她调侃起隔离结束后的情形:男性因体会到妻子不易,承担诸多家务,备受称赞,会被称是人类史上的一大进步。
隔离期间,为了照顾家庭,女性是否会牺牲自己的工作?疫情蔓延之际,法国很多雇员被迫部分失业,但这是企业决定,并非个人选择。
但同时,女性多兼职工作,收入较低,危机面前,承担的风险也更高。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危机一定会对男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03你们无权出门,但有权出逃
法国61岁的妇产医生陈主任是《女性之家》创始人。
这家反性别暴力机构,并非社工协会而是医护机构,因此隔离期间也一直开着。
阿特姆每天去上班,跟平时无异。
她在黎巴嫩出生,小时经历战争,面对疫情危机,比一般人反应要平静,每一代人都会经历战乱动荡的,年轻一代人总以为会幸免。
话虽然这么说,她心里仍有十分担心的对象——遭受家暴的女性。
一般来说,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很难忍受挫败感,禁足会加重受挫情绪,他们肯定会更凶。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女性,之前还能去学校、医院或救助协会,突破重围。
但现在,她们哪儿也去不了,同外界失去了接触的可能性。
以前,平均每隔三天,《女性之家》接待一名被家暴女性。
隔离一周后,家暴情况是否加重?这显然不好说。
隔离开始后,政府推出了药店预警机制:受害者可去药店求助,店员迅速通知警察,让他们出警。而法国性别平权部也将负责提供2万个酒店入住天数。
禁足期间,家暴受害者遭遇「双重隔离」,原有的补充救援机制运行不畅,同样会导致险象环生。法国律师托马斯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便提到隔离带来不少反家暴维权的现实问题,殴打医疗证明可否通过电邮寄出?施暴方在隔离期间又能被遣送到哪里?
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媒体上:
隔离开始不久,卢森堡执法机构曾出警十次驱逐暴力伴侣,高于平均数据;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反家暴热线拨打人数增加20%;意大利隔离三周内,3名女性被丈夫打死;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家暴受害者收留中心入住人数增长至少40%……
家暴一直都在。以法国为例,2019年因家暴死亡的女性有149人,即每隔三天,便有一名女性被伴侣或前伴侣暴力致死。
法国各大女权协会对疫情产生的家暴十分警惕,隔离一开始,便积极通过媒体宣传家暴受害者求助热线,同时还向受害女性喊话:“你们无权出门,但有权出逃。”
这些前期动员,引起公众的警惕。
28岁的反家暴社工在隔离期间,通过匿名网页聊天系统,新来咨询的人,增加50%,其中很多人是看到身边的家暴行为,便联系她所在协会希望寻求建议帮助。人数之多,她着实有点意外。
有个人觉得邻居家或朋友的领居家可能存在家暴现象,但不知道如何行动,便特别紧张。
她们能做的,便是去倾听,弄清情况,给出建议,并适时减轻他们的负罪感。
其实,每逢重大节日和活动,都会迎来家暴高峰。
圣诞节、情人节甚至足球比赛日,人们情绪波动大,家庭暴力会随之增加。隔离并非家暴的唯一高峰期,但隔离期间,家暴议题则获得空前关注。
家暴旁观者开始更为觉醒,这是好事。但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抱怨:“就好像平常日子,反家暴不重要似的。”
04戴上女权「有色眼睛」审视紧急状态
隔离期间,一些女性正在遭遇双重“惩罚”。
3月中下旬,美国许多州将堕胎列入非必要手术。
几乎同时,法国紧急放宽劳工法,每周最长工作时间由48小时,延长至60小时,却没有同意将堕胎手术规定的怀孕12周之内,暂时延长至14周之内。
而处于疫情漩涡的意大利,本身半数以上的妇产科医生早已明确反堕胎,现在为数不多的堕胎机构,在紧急时刻,只能倾向按下暂停键。
未成年人、单亲妈妈和被家暴妇女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自救?
法国妇产医生阿特姆说,为减轻手术室负担,女性怀孕初期,可通过药物或局部麻醉,实行人流。
但如今堕胎中心纷纷关闭,有些医护病倒,堕胎难度增加。
病毒蔓延时,各地性工作者遭遇的,或是三重“惩罚”。
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面镜子,会照出各种形式的不平等。
这也是反家暴社工德拉维得知隔离后的第一反应,她想到了需要育儿的姐姐、想到了住9平米房间的邻居和缺乏远程辅助设备上课的学生。
大家收到同样的隔离指令,但各自的隔离条件千差万别。有时付出看似同样的努力,不平等反会慢慢滋生。
病毒并不会脱离社会现实独立存在,在疫情面前,男女同样被区别对待。
3月6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文章分析称,疫情前期研究虽显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但最近官方数据显示,湖北90%的医护人员为女性,并强调这一特殊工作性质显著增加女性的感染风险。
疫情之下,检测和就医条件不同,男女死亡率和感染率,也会受到影响。
文章指出,当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时,女性多是家庭主妇和前线看护,男性则是掌权者和政策制定者,导致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视,从而感染率高。
特殊时期,政府为保障急诊,不惜牺牲母婴和生育医疗资源,导致塞拉利昂共和国地区孕妇死亡率达世界之最。
与此同时,在抗疫前线,女性又从未如此备受瞩目。
世卫组织表示,104个国家中,医护前线工作人员中70%都是女性——她们是奋斗在一线的医生、护士、药店店员和医护机构消毒人员。在法国,该数字为78%。
时钟再拨回3月16日20点。
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国家将进入隔离状态。二十一分钟的讲话中,他重复了六次“我们要打仗了”。
显然这是让大家准备作出牺牲了。
但要求大家作出牺牲,但很多时候,牺牲重担还不是又落在女性身上。
但或许这就是孑孓一叮,大家又总是健忘的,就像妻子生产很痛苦,但丈夫总会忘记当初的疼痛......
以致那些在岗位面前默默付出的全体女性们,你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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