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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快。正在他憧憬留学大洋彼岸时,事情“败露了”。 1990年秋天,北大给了俞敏洪通报处分,并在校园广播和着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处分决定。曾任新东方副校长的李力说,他在北大20多年,从没有遇到过大喇叭广播处分决定的情况。 离开了北大,俞敏洪彻底没有了生活来源。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他决定下海。 虽然留学失败,俞敏洪却对出国考试和流程了如指掌,对英语培训也十分熟悉,他决定加入培训行业。 俞敏洪找到曾经讲过课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办英语培训部,每年交15%的管理费。借块牌子还能白拿钱,东方大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那是一间10平米、漏风漏雨的屋子。外面支一张桌子,再放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员工只有两个人他是一把手,妻子打下手。 开班初期生源少,俞敏洪常常一个人骑车,拎着糨糊桶,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冬天里,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冻成一块,不贴广告的时候,他就和妻子待在“教室”里虔诚守候,盼着来报名的学生。为了学校一口气喝下两斤白酒 第一天开张,只来了两个学生。看见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房子,报名册上干干净净,两个学生满脸狐疑。俞敏洪见状连忙推销自己,好说歹说让两个学生交了钱。 夫妻俩正高兴,两个学生又回来了。他们心里不踏实,把学费又要了回去。 接下来的星期六,又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1000多块啊!一天的工夫,是我在北大教书四个月的工资啊!”俞敏洪说,虽然白天已经数清楚了,但晚上回家后,两口子还是把钱摊出来数,一边数着带角币的散钱,一边感叹,“来三个了,来三个了。” 俞敏洪还是担心,虽然很多学生来,但看过报名册就都走了,是不是觉得报名的人少,担心自己是骗子?第二天,他在托福、GRE的报名册上各填上30个假名字,造成从第31个开始招生的假象。 学生们终于相信他不是骗子了。 身份的转型并未让俞敏洪立刻适应市场竞争。创业早期他请人贴广告,阻碍别人招生,对手雇人把贴广告者捅伤。俞敏洪报警,警察说,事太小,杀人的案子都处理不过来。 “打听后我才知道,人家(竞争对手)早就疏通关系了。”俞敏洪说,问题终归要警察解决,可自己一个警察也不认识,就到刑警大队门口蹲点,后来找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警察,请人家在旁边的饭店喝酒,警察又把大队长和政委拉出来一起吃午饭。 “我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话,只好一个劲说‘大哥喝’,‘大哥喝,俞敏洪当天一口气喝了两斤白酒,送到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抢救过来后,俞敏洪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我要关掉学校。” 为了生计,第二天,他又背上背包去上课。俞敏洪说,新东方那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校训,就酝酿于从北大出来后的这一阶段。助人圆梦 “后悔让新东方上市” 随着中国留学浪潮在九十年代日渐高涨,俞敏洪独特的教学在出国培训领域中异军突起。1995年,新东方年收入超过千万元。 此时,俞敏洪已经可以去留学了,不用再担心经济问题。但他发现,已经抛不下新东方这个帮助别人实现出国梦的事业,更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他说,自己给新东方定下的意义并不大,就是做一个“垫脚石”,学生跨不过去的时候,新东方让他跨过去。 一个人很难做出“意义”,这一年,俞敏洪赴美邀请了同学徐小平和王强。此后直到上市前的若干年,新东方成为一个奇特的图腾,“红宝书”,“假姨(GRE)”成为大学生日常问候和调侃中必不可少的词汇。“你能感觉到学生从你这儿学后得到高分,得到奖学金出国的那种喜悦。”俞敏洪说。 梦想是一回事,把它做成一门大生意,是另一回事。 俞敏洪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新东方上市的后悔。他说,上市就要对股东负责,就要追求规模和利润增长。而扩张之后的质量如何保证? 多次到访欧洲的俞敏洪,对巴黎的咖啡馆充满羡慕。他说,很多500年、800年的咖啡店现在还开着,规模没有变化,但经营者祖辈相传,充满了幸福感和骄傲感。 “想一下,如果咖啡店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会变成什么样?整个巴黎都应该是同一家咖啡店了。”俞敏洪说,这感觉太荒谬了。 俞敏洪的下一个梦想,是建一所真正的非盈利私人大学,有全球最好的师资,提供最好的教育。本文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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