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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清楚记得超过俺们的一辆是大货车，一辆是小货车。可没一会儿，俺一直盯着的那两辆车的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俺当时就感觉坏事了，赶紧踩刹车。”刘金行说，当他看见前面车灯下隐隐约约照到江水时，他还纳闷，“水位怎么一夜之间就涨到桥面这么高了？”迷迷瞪瞪的王文田也奇怪了，“小行，今天怎么走了这条道儿啊？桥不是还没修好吗？”这时谢凤运和王文田下了车想看个究竟，哪知这一看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天呐，不得了啦，出大事了！桥塌了！前头那两辆车掉到水里了。”在大桥坍塌处的水面，一艘大船尾部翘起，头部扎在江里，还不停地往外喷水，半截船身被桥墩压住了。而刚才那两辆超过他们的汽车完全不见踪影了。更让他们觉得恐怖的是，自己的车就停在距离断桥处五六米远的地方。以上是2007年07月14日深圳网描述三个河南收废品的农民在广东九江大桥断桥事故中英勇救人的报道的开头部分，贫道最被感动的不是后面他们如何救人的，而是一个农民在看到“两辆车的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俺当时就感觉坏事了，赶紧踩刹车”。而且奇怪的是，无论当时的报导还是后来的颁奖，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三个河南人的忠厚、朴实上，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观察力、判断力和临机处理能力。贫道以老乡有这样的能力感到自豪。在天还未亮的大雾中，能注意观察几辆超过自己的车尾灯突然看不到了，能马上判断“坏事了”并“赶紧刹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观察力。“俺一直盯着的两辆车的几个尾灯”。“俺一直盯着”，说明司机一直在观察，最大可能是本来就把这两辆车的尾灯作为大雾天行车指示灯的技巧。贫道通常就是这样做的。去年和师傅从山上开车回家，夜里路过安徽正赶上下暴雨，暴雨下一阵停一阵，雨大的时候把雨刷打到最高档也看不清楚。而这个时候选择开慢和停车都是错误的，因为尾追车完全可能撞住你。于是贫道在每次下大时候就跟着一辆长途车。长途车司机位置高，路也熟，速度并不低，而且尾灯和车体都大，观察也方便。贫道在雨停时就开快点，雨一大就找辆车跟。一次一辆黑色轿车飞速超过，而且雨开始大了，就嘀咕这车不要命了。果然，在路过一个立交桥后突然看到一辆黑轿车与一辆白色轿车撞在一起，估计就是白色轿车看雨大了就停在桥下避雨，结果与这辆大雨中还高速开的车撞在一起。因此，在搞不清楚的时候跟随一辆车并紧盯住这辆车是很重要的。贫道这个老乡显然做出正确选择。其次，在发现“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能够“当时就感觉坏事了”也并不容易。为什么前车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有很多可能，比如司机停车后看到前灯照到江水还纳闷：“水位怎么一夜之间就涨到桥面这么高了？”但是他能立刻感觉“坏事了”就说明判断力非凡。这个时候如果去揣测那各种可能性，早完蛋了。他没有考虑这么多，因为既然跟随前车就必须把前车出现的情况作为自己反应的标准，车灯全都突然没有了一定属于“坏事了”，这就是正确判断。而接着的“赶紧踩刹车”更是英明决策。因为前面“坏事了”自己还有多种选择，但最佳方法是即使刹车。从后来车距断桥处仅仅“五六米远”就可以知道，如果他晚半秒钟（车速每小时40公里，每秒11米），他们就也进江里喂鱼了。而这几个老乡没有喂鱼，还救了其他人的命。他们能救其他人的命，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忠厚朴实，不如说因为他们有良好的观察力、判断力和临机决断能力。否则，心肠再好也没用。这让贫道联想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当年思想解放运动导致国家选择市场化和彻底开放，与直接接轨，并不仅仅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批“两个凡是”的结果。而是当时国外情况已经被介绍了进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期不仅西方工业国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的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比我们计划经济时期还要快。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中美的墨西哥经济增长速度都接近10个百分点，而亚洲几个小龙小虎们更是速度惊人。看到这些，我们有了危机感，觉得要改革，要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没有看到这些“超车”的车辆，没有危机感，真理标准讨论顶多是打打笔墨官司，到真试行市场经济时还会阻力重重。也可以说是我们一“放眼世界”，惊呼自己要被“开除球籍”了，大家才找到了不反对市场化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共识。改革前，我们经常自己与自己比，与解放前比，与解放初期比。等到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比时，我们泄气了，开始“尾随”这些快车，他们走什么路我们也走。他们市场换技术我们也换，他们引进外资我们也干，这就是尾随前面车灯的好处。但是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又开始自己与自己比了，比改革前，比改革初期，再也不看前面车的尾灯到底怎么了。甚至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衰败后速度下来了（掉下去了），我们还高兴得说自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对这条道上只有自己在跑感到高兴和自豪。如果本来就是因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超车了，我们要跟，要按照他们走的路走，那么就必须像贫道的几个老乡一样，“一直盯着的两辆车的几个尾灯”，看他们跑得究竟怎么样，出不出问题，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实际情况是，这些车确实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超了我们的车，但他们车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70年到1997年，这些超车的国家连续27年保持了高速度。以下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连续27年年均GDP增长数据：阿根廷，8.9%巴西，9.8%墨西哥，10.4%韩国，16.2%泰国，13.1%，印尼，12.4%而中国1980年到2006年连续26年的增长速度为9.7%，并不比他们高。也就是说，与改革前比，没高多少（改革前为7.6%），而且不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高。这都不要紧，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增长速度一样，总量差距却大得多。要紧的是没有注意观察前面这些车的尾灯是否“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而实际情况是，1997年到2001年，这几辆车的尾灯确实不亮了，虽然不是“同时”，但也差不多。下面是这些国家从1997到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阿根廷：从年均8.9%下降到–6.0%；巴西：从9.8%下降到–0.4%；墨西哥：从10.4%下降到6.2%韩国：从16.2%下降到6.4%泰国：从13.1%下降到–0.3%；印尼：从12.4%下降到3.6%。6个国家3个经济总量不及8年前，阿根廷甚至只达到当年的三分之二。3个国家增长率下降40%~70%，勉强过而已，什么龙呀虎呀都不算了。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必须注意到前面几辆车“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但我们基本没注意，没有什么主流学者介绍这些灯不亮了的事件，或者轻描淡写，或者说是偶然问题。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计算着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GDP增长能赶上中国。同时，我们对“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没有什么判断，也没见过研究这个事情的主流文章。对于什么是“拉美化”都讳莫如深。一点“坏事了”的感觉都没有。这就不高明了，很不高明，起码没有贫道几个老乡高明。既无观察力，有无判断力。最可笑的是，我们没有选择“赶紧踩刹车”，甚至选择了“赶紧踩油门”——他们都掉下去了只剩我们了，还不抓紧时间踩油门？于是要继续思想解放，要杀开一条血路，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加快把金融权利和国家命脉产业让西方资本控制的速度。于是，贫道怎么想怎么觉得开中国车的司机不如贫道的老乡司机。因为甚至坐车的都看到前面“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感觉坏事了”，高呼：“赶紧踩刹车”，还得意洋洋得说：“没事，这条路上就剩我们自己了，我们一定能跑第一”，然后一脚踹到油门上。贫道宁愿坐的是老乡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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