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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富强，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热爱文学，热爱旅游。现在单县北辰实验学校工作。
我与老芦的故事
文/许富强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曹县工作，当天下午学校张秀彬主任、张清正班主任（后任单师校长）送我们一同分配到曹县的七名同学到曹县文教局报到，第二天持文教局派令到苏集公社教育组报到，从此开启了我的教育生涯。
我初到苏集教育组，没有直接下学校任教，而是协助教育组的扫盲工作，因那年正是扫盲验收的关健期，人手得加强。八零年暑假开学，白集中学缺少老师，校长天天去要人，无奈，教育组派我到白集中学任教。而到白集中学的第一天就结识了单县老乡，家是单县时楼公社某村的芦老师。
芦老师四十多岁，花白头发，个头不高，约一米六多，人长得墩实，浑身充满活力，脸黝黑带红，慈眉善目又常挂笑容，显得健康、憨厚、淳朴。他身穿一身农民服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不像知识分子的形象。
后经接触了解到，芦老师还有着不一般的经历。芦老师曾就读曹县师范，在校期间不知因言论还是什么原因，五七年在校被打成“右派”，未拿到毕业证未分配工作即被退回原籍劳动改造，一夜之间又成为农民。芦老师在家勤奋务农，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二十三年。
这期间，芦老师结婚生子，过着普通而又贫困的农村生活。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讲阶级斗争年代，芦老师虽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但因在自家村庄，乡里乡亲、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也没拿他当“右派”看待，并没为难于他。他也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吃饭，到改革开放初也盖起了房子，买了自行车，一家人生活还过得可以。就这样，芦老师安于现状，居家过日子，对曾在曹县上师范的事早忘到了脑后。
十年浩劫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评反冤假错案，重视教育科技，重视知识分子，给一大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重新给予安排工作或办理退休及子女顶岗接班等。老芦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做梦也没敢想，四十多岁的他又被安排回曹县当上了公立教师，吃上了供应粮，拿到了工资，甚至孩子还可以接班，家属可农转非。老芦高兴啊！社员羡慕啊！第一次上班去曹县时，全家激动得头晚睡不着觉，一大清早全家人送到村头，四临八舍也都跟着高兴祝贺，那场景真比旧社会中了秀才还荣光。
在白集中学，我们两个因是老乡，所以走得特别近，彼此互相关心照应亦是人之常情。那时交通条件差，单曹公路单县段还是土路，无车通行，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我家在单城边，他家在城东北约二十五里的乡村，一般是约好在汽车站碰头，再一同前往学校或分手回家，周六下午从学校回家，周日下午返回学校。我家人多，自行车我骑走，家里有事很不方便，有时我就步行六七里路到车站，然后我搭芦老师的车尾巴一同去，路上你骑一段我骑一段的往学校赶，从不耽误上班一晌。学校距单城四十多里，地处单曹边境接壤地带，北离单曹公路五里，西离成武青堌集公路三里，是偏僻的小集市。学校叫中学，实则是中小学一体的村联办学校，办学条件在当时的农村学校还算不错，也有老师吃住的地方，主要是几个公立老师在校吃住，民办教师居多，都回家吃住。
学校坐落在集西一个大土台上，坐北朝南三面临水，南面土台下是操场，再前是东西大路。据传过去是个大庙台，后拆庙建成了学校，孤独在白集寨西与外界相对隔绝。白天师生云集书声朗朗、铃声清脆，过得紧张而充实，可到夜里就有点阴森森的感觉，再加上传言庙台上曾吊死过人，更增加了几分恐惧感。如果持殊情况下剩下一个人夜晚住校，还真的很害怕。我就因为有事周末去曹县办事，晚上自己住在学校，住室在最后中间，伙房在最前面西南角，虽然相距不足百米，但去伙房做饭（周末得自已做）及回住室路上，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似的，浑身发抖紧张不已，夜里睡觉不敢起夜，蒙头睡到天明憋得难受。老芦胆子小，他自已是绝不敢单独在校居住，有时必得拉着我一起不可。
这些还都称不上什么困难，更重要的是教学上的困难难以克服。老芦从没上过一天讲台，甚至连最基本的文字能力也不俱备，不经培训就上台教课谈何容易？而那时的学生基础差，年龄参差不齐，有的相差好几岁，有的兄弟或姐妹同在一个班上学，班级本就难管理，何况芦老师了。我教初中，毕竟也刚走出学校，困难小点。芦老师教小学一年级就更难了，经常课堂上出现混乱不堪的场面，而又无计可施没法上课，这时就会喊我或校长，我们就去给他助威维持秩序。可时间长了他也不好意思老给别人找麻烦，万般无奈之下，于是就索性放任自流，不管不问，那场面到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这不怪芦老师，是历史造成的，当时农村学校这种情况不稀罕）。上课时他站在讲台上，黑板上也很少写字，用课本展开遮住自己的脸不看学生，也不让学生看到自已的脸，“范读”或“讲课”只顾自己，可谓自欺欺人，听话的学生在座位上玩，不听话的学生在课桌下乱爬乱撺，捣蛋的就在后边比他“讲”的还“精彩”，有学生爬到他脚前往上看他的脸，他也无动于衷，这大概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注脚吧。实在炸锅了，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拣个头小的，不敢反抗的进行体罚训斥，“打”学生那时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他也是“杀一敬百”的无奈之举。有时逼急也会对捣蛋王耍威风，可不顶用，那角色敢给他叫板，敢拉开架势给他过招，反而起反作用。
记得有一个集上“名人”的孙子，十几岁了还上一年级，个头和老芦差不多高了，一点不学净捣蛋，跟老芦对着干，可谓是“欺负老师的性”。他公开喊话芦老师，“你敢打我？就叫我爷爷把你撵走，你回家从我们家门口过就把你洋车子带扎了。”非常气人的一个孩子。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是同情老芦，就把那个学生单独叫到我办公室，关上门拳脚相加很揍一顿（当然是掌握轻重和限度的威吓），直“打”的喊饶为止。再问他：“还给芦老师捣乱不？”他说：“再也不敢了。”“回去喊你爷爷来，说我揍你了，让他把我们撵走”我接着说。“许老师，我不喊，爷爷来了还得揍我”，他服气地说。放他走后，我倒有点后悔，一是气头上打伤人咋办？二是“名人”的孙子能打得起吗？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况且我是替别人出头，逞能多管闲事不得理。为了掌握主动，放学后不顾得吃饭就赶紧赶到学生家中，给人家讲清情况并陪礼道歉。可“名人”就是与一般人不同，是个开明讲理之人，不但不责怪我，还称赞我做的对、打得好，并挽留招待我吃饭喝酒，再三强调以后让我严加管教，该打的打，把他孙子交给我了。我对人家感激不尽，从此也关心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常给他讲道理补课，这孩子从此大变样，懂事了很多，对我和老芦都尊敬起来，真应验了“不打不成器”的俗理。
通过这个过程，那孩子课堂上老实了，其他孩子也规矩多了，老芦也能安静上课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芦老师也磨下了性子，慢慢也掌握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效果也有所好转。
可惜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就分别了，我调回单县工作后，那时没有电话手机很难联系，再加上工作愈加紧张，又结婚有了孩子，单位离家二三十里路，家庭单位两头忙（我回单后先在谢集乡中小学任教，后到教委任职，先后在谢集、李新庄、陈蛮庄乡教委工作，期间经历校改、普九、抗非典、合点并校等，忙得不可开交，未能去联系老芦。），一晃二十多过去了，期间就再没有与芦老师见过面。
虽然分别后长期没能见面，但芦老师与我相处的经历终生难忘，时时浮现在脑海里，总有想法见面的强烈愿望。也曾下决心打问了几次，均没有确切信息。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终又见面了。那是在城东八里河村，我一个亲戚家有忧事，我去参加吊唁活动，在院外空地有一摆摊卖杂货的，老两口正弯腰忙着照顾生意。我远远看见那个男的身影咋那么熟，于是走向近前，等他抬起脸，我一眼认出是芦老师，我走向前握住他的手，心里激动不已，相互问寒问暖亲切交谈，久久不愿撒手。从交谈中得知，他早已退休，孩子也都成家立业，在家闲来无事，就做了点小生意，图个有事做，老两口生活得很好。
等我把该办的事办了，吃饭时我喊上桌一块吃饭，他们因需照顾生意执意不去。于是我从伙房给他们端了吃的喝的，饭后就亲切话别了。
说起这次意外相遇，真是我们兄弟的缘分，不枉一起同甘共苦工作生活两年。多年过去了，不知老芦兄现在如何？但愿还能相见，愿这位受过磨难的老兄长寿安康，晚年幸福！
作于庚子年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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