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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大概是史上最“惨”的孩子，套用现代流行词汇就是：我太难了！
同为“唐宋八大家”的“三苏”，苏辙总是存在感最低的那一个。
爸爸苏洵27岁才开始认真读书，写的文章连欧阳修都赞不绝口。哥哥苏轼就更不用说了，宋朝顶流人物，写诗、写词、画画等都不在话下。
可一到苏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苏轼的弟弟”。可苏辙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就是我，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他的《自写真赞》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辙并不只是苏轼的弟弟那么简单。
《自写真赞》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苏辙到底为自己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如何活出自己的人生。
1、苏辙的道士形象：是闻道者而不是修道者
“道士”形象是苏辙为自己塑造的最主要的自我形象，但他的“道士”不是进行宗教行为的修道者，而是修身养性的闻道者。
在苏辙心目中，首屈一指的“闻道者”是“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这也是他的偶像。
颜回的那种安贫乐道、旷达淡泊的处世精神，将苏辙深深折服了。于是，苏辙经常在诗歌中描绘出一个孤高超世的闻道者形象。这也成为苏辙一生的精神追求。
比如，他在《雨后游大愚》中写：一饱人生真易足，试营茅屋傍僧居；在《将移绩溪令》中写：他年贫富随天与，何日身心听我闲。
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在诗里，表明自己不贪图于物质享受，用生活的窘迫来衬托自己的旷达。
2、苏辙的农夫形象：不是空想是认同
“三苏”虽然在文学上成就出众，但早期却是家境贫寒，本来应该是要以种田为生的，但爸爸苏洵发话了：咱们要走寒门苦读之路，当大官，干大事。
于是，“三苏”就去参加科举考试了，考得都还不错，苏辙甚至还当上了宰相。如果一定要拿苏轼与苏辙作比较得话，苏辙更胜一筹的就是官大！
在苏辙的诗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农夫”形象的存在，看到他为自己构建的理想的隐居生活。
但是在晚年之前，他其实从未实现过归耕的愿望，“归耕”几乎成为苏辙所特有的口号。
直到晚年，苏辙闲居颍昌，以种田为生，在切身体会过农民生活之后，他的“农夫”心理才逐渐培养起来，“农夫”形象也逐渐丰满起来。
比如，苏辙在《久雨》中写道：愿见云解脱，秋阳破群阴。
他开始以农夫的眼光取看待自然现象，体会到农民的不容易，所以他以自己的愿望代表农民盼望雨停的心情，把自己和农民的生活联系起来。
这里的“农夫”身份已经不再是空想，而是苏辙与农民共情后的同理心，是对“农夫”身份的认同。
3、苏辙的官吏形象：既是政治家又是失意者
苏辙几乎一生都在官场“摸爬滚打”，他把自己的“官吏”形象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爱国爱民的政治家，另一种是仕途坎坷的失意者。
在《送排保甲陈佑甫》《东方书生行》等刺政诗中，苏辙塑造了一位耿直的诤臣形象和清官形象。
在晚年诗歌《秋稼》《欲雪》中，苏辙突出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艰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展现出关心民生的形象。
从他的众多诗歌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积极的官吏形象，实际上他的现实状态依然有些窘迫。
比如：《次韵赵至节推首夏》中写道：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怜贫故入扉。《官居即事》中写道：此身已分长贫贱，执爨缝裳愧老妻。
贫穷孤寂才是这位满腹才学的官吏的真实状态，只是他经常以“道士形象”自居，用闻道者的豁达掩盖这种窘迫；以“农夫形象”自比，把大家对他官场生活的关注引向归耕的美好构想。
苏辙这一生，都在积极向哥哥苏轼靠拢，也在不断摆脱苏轼的束缚，他就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中，探索着自我形象与自我意识的升华。
张方平：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苏轼：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刘攽：具官某天材颖茂，儒学纯备。敏于事而慎于言，志于道而辅以术。早繇方闻之举，藉甚士林之誉。粤自谏垣，进陟词掖。倜傥正论，启沃者非一；润色王猷，灏噩乎吹万。
陈襄：学与文若不逮轼，而静厚过之。
张耒：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范丞相（范纯仁）不曾疑。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范公见事，洞达情实，各有部分，未尝疑惑。此皆过人者。
王辟之：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孙觌：白公（白居易）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张耒）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
王称：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学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朱熹：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
文天祥：国初，诸老尝以厚士习为先务，宁收落韵之李迪，不取凿说之贾边；宁收直言之苏辙，不取险怪之刘几。
脱脱：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王世贞：吾尝谓子瞻非浅于经术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则明允之余习。晚之所以不纯，则葱岭之绪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子弟也。
茅坤：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
杨庆远：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厚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张鹏翮：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朱轼：辙自熙宁以前，滞于小官。及元祐之朝，耆旧居职，未及有所施用。至绍圣，而世变不胜言矣，其斥调停、论绍述之非，有味乎其言之也。平居澹然无营，至引当否、商是非，直言抗论，无所回挠，斯可尚也已。
瓜尔佳·文祥：取材当如宋富弼、苏辙，庶有裨时政。
钱基博：①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耒、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与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其中欧、苏、曾、王，与唐之韩、柳，并称唐宋八大家，为后世言古文者之所宗。然惟欧阳修，碑传议论，兼能并擅。苏氏轼、辙，策论得欧阳之明快，而碑传殊无体要。②今观其文疏于叙事，而善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出以坦迤，抑扬爽朗，语无含茹，而亦不为钩棘；策论特其所长，碑传则其所短，与轼蹊径略同，而波澜不如；气不如轼之舒，笔不如轼之透。……策论至苏氏父子，原原本本，述往事，思来者，有以见天下之赜，古今之变，而观其会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直与周秦诸子同为一家之言，固不仅文章之工。而观辙之所为，其学兼综兵农儒法，其文出入庄、孟、苏、张，虽不如洵之峭劲廉悍，而颇追轼之条达疏畅，意到笔随，无愧难弟也。……然轼辙之文，有余于汪洋，不足于淡泊；工于用尽，而不善于用有余；可振厉以警发愦愦之意，而未能唱叹以发人悠悠之思。
朱德：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在文学上，唐宋八大家的席位蜀人独得其三（三苏）；史学上，“隋前存书有二，唐后莫隆于蜀”；经学方面，更有程颐“《易》学在蜀”的感叹。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终与二程“洛学”（即理学）和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当时中国学术的三大主流。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宋代蜀学指由苏洵开创，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黄庭坚、张耒、秦观等文人学士参与组成的有共同思想基础与学术倾向的学派；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巴蜀地区的学术。
苏轼蜀学与二程洛学和王安石新学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
苏氏蜀学是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它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三苏在文学领域里的巨大成就掩盖了其在经学领域里的贡献，加之传统学界的学术偏见，致使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未给三苏以应有的地位。直至近年，此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实际上，三苏作为经学家也毫不逊色，其经学著述亦颇夥。从这些成果中可以看出，三苏父子共同为蜀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苏洵是苏氏蜀学的开山祖师，那么苏轼、苏辙则是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
三苏父子是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来创立蜀学体系。苏轼在对苏辙的祝寿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一语道破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是以儒为宗、兼融释道。
巴蜀文化，除去远古文明三星堆和金沙遗迹，单是史籍中诸如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陈寿、李白、“三苏”、杨慎、张问陶、郭沫若、巴金，这一串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就足以让蜀文化在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中熠熠生辉。
西汉以来，四川就有“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的学术盛况；在两汉，四川成都是全国文化最为发达、产生文献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四大区会”（即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之一；到宋代，吕陶有“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的赞誉。只是因南宋末年与明朝末年的频繁战乱，蜀学才逐渐衰落。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重建锦江书院，光绪初年（1875）四川学政张之洞创立尊经书院，不仅扭转了蜀中已见陈腐的学术风气，也为昌明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奠下雄厚的基础，为天下培植出许多精英人才
中国古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其自然环境相对地艰难，曾遇到种种的挑战，却玉成了他们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古代巴蜀的先民未遇到严酷的环境挑战，以致在很长的时期内社会停滞不前，没有创造历史，没有体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的力量，没有创造文明。秦灭蜀后，古代巴蜀消失了，未留下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文明战胜愚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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