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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与你之间的故事、保护“非遗”文化传承人与你之间的故事、保护“非遗”文化
百晓生说社会事
百家号06 1700:40近年来，影像工作者积极投入纪录影像创作中，以传统手工艺和古老民俗为题材创作的纪录片也越来越被观众认可和欢迎。“我们能够给予物质的任何面目，最终都不如真实对我们有用。只有真实才经得住考验”。
6月7日到9日，首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在山西平遥举办，30部（集）入围影片参与此次展映，作品包含但不限于以非遗名录项目和传承人为对象拍摄和创作的、展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纪录影像。
此次影展还同期举行了“作为国家记忆的非遗影音文献论坛”，学者、媒体人、影视机构等不同视角的影像创作者进行了“多声道”的对话——媒体及影视传播机构更多地关注非遗影像的传播维度，而学界则更关注如何准确地记录非遗文化与非遗知识生产的伦理问题。
谷雨采访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朱靖江和云南大学的陈学礼，共同探讨影像作为非遗知识档案的独特价值，及影像的创作伦理。
朱靖江：影像和文字就像左脑和右脑
百年之后，我们更愿意看文字“档案”的表述，还是影像“档案”的表述？影像作为一种媒介，其合理性、价值、潜力在哪里？
近十年来，影像的表述成为热门，这与当代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前摄影机的技术、成本门槛很高，普通人无法接近。而如今，如果没有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没有技术的支持，我们很难想象视觉文化如此活跃。
影像和文字都是记忆的载体。文字是我们习惯的知识承载方式，而影像更强调具象和可视，它是视觉的、感官的、直接的，能够给予一种直接的交流感。
譬如此次展映的作品《最后的大东巴》，用镜头还原将要失传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教仪式。如果仅从文字去习得这些知识非常困难，通过影像则可以更好地传承。
在少数民族的知识传承里，非文字的方式尤为重要。每天都有东西在消失，因此需要将它们留存下来，传承给后代，留存给未来。这是影像最早被赋予的价值。
◇ 《最后的大东巴》海报。
60年代之后，影像不再是简单、客观的素材积累，而是作者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最终建构的表述系统。如今，影像更是被用来进行一些实验性的探索，其不再仅仅考虑表达或论证一个观念，而是来拓宽我们认知世界的可能性。
影像民族志的独立性问题，其实是在讨论影像有没有独立于文字的价值。不能将影像与文字做简单对比。它们就像左脑和右脑，分工不同，是具有独立文化价值的两个不同表述系统。
文化在不断发展，通过虚拟现实（VR）等新技术将传统手工艺和民俗存续下来，增强传播、互动、习得的可能性，是人类学界、民俗学界、影视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陈学礼：创作者应首先保证人物日常生活的完整性
在《侗族大歌》展映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短片——记录导演将完成的作品带回侗寨，为当地村民进行300多场免费放映的片段。
◇ 《侗族大歌》乡村放映
“有很多妇女，她可能普通话都不会说，但是她把我们的故事提前跟村子里的人讲。”放映师说，“一路下来，虽然辛苦，能收获相亲父老的欢声笑语，这一点值了。”
许多时候，纪录片创作者的作品在国内、国际获奖，但他的被拍摄者却常常无法看到。对“非遗”影像而言，“非遗”传承人花费许多精力打磨技艺，在配合拍摄之后，却常常与拍摄自己的影像“失联”。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陈学礼讲了两个故事——
2004年陈学礼带着三个研究生去红河的哈尼族村寨拍摄一个艺人。那个时候云南省刚刚命名了一批民俗传承艺人，许多艺人此前已经被电视台拍摄过，因此，他和学生到达村寨时都受到热情的欢迎，也将他们“宠”坏了，以为自己去到任何地方拍摄都会有人招待，理所应当受到欢迎，他们也会付一些饭钱给管饭的人。当他联系了红河哈尼族村寨要拍摄的艺人时，对方同意了拍摄，但当他们到达手艺人家里时，对方却迟迟不谈拍摄的事情。推迟了一会儿，他说：“陈老师，拍摄也可以，但是需要支付我一些费用。”陈学礼问大概需要多少，对方说至少400元，这样才会向他们展示做乐器的过程。
陈学礼当时在想“我拍摄是帮你做宣传，为什么要付你费用？”，他就带着学生离开了。
陈学礼和他人说起这个事情，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最近五六年，他发现自己“做错了”。
“我没有考虑被拍摄者的基本权益，他的技艺是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积累学习到的，如果我觉得去拍摄他的技艺成本贵，我可以和他协商，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付给他钱，而且这位艺人也需要付出自己一天的时间和劳动，才能保证我们的拍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应该去保证被拍摄者的基本利益，或者付给报酬，或者以礼物的形式去补偿。”
2008年，陈学礼在西盟佤山，在他所拍摄《马散四章》里的那家人家里吃佤族鸡肉烂饭，吃完后他们在那里唱歌，陈学礼觉得他们太愉快了，便将那些场景像日记一样纪录下来。2012年陈学礼回到西盟佤山，将剪辑完成后做的光盘送给他们，他看到那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这个片子，脸上透着开心，那个时候他突然觉得，拍摄的影片即便参加电影节，所获得的满足感，也没法和这个时候的满足感相比。
拍摄者拍完之后回到当地播放，让被拍摄者通过影像再认识自己的文化，获得自己的知识传承。“非遗”影像作为知识传承和传播的载体，应该是影像创作者与“非遗”传承人之间的合作。
◇纪录片《七圣庙》海报。
做纪录片的人对于拍摄对象，本质都可能是一种“剥削”的状态，陈学礼认为。“有时候我们‘剥削他人’，需要以另一种形式做一些回馈。”
如何认识影像创作中的伦理问题，理解创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谈伦理，很多时候都在谈一个事情，即隐私”，陈学礼认为，作为一个拍摄者，如果已经意识到拍摄正在侵犯别人的隐私，或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就应该停止拍摄，这是非常基本的原则。特别是现在数字媒介普及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数据文献的流通是否会对被摄者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将可能会伤害到被摄者的场景先拍下来剪辑的时候再决定用不用的想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是伦理的第一个层面。
伦理的第二个层面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如何相处。
对此，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如果创作者到达一个地方，没有表现出对被拍摄者的尊重，肯定是有问题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更像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合作关系，尊重他人以及他们的文化是最基本的修为。
第三个层面即创作者本身如何看待他的拍摄对象，如何看待被呈现的文化。
这是一个表述的问题，即创作者通过自己的影像将被摄者和他的文化表达成什么样子。
一些创作者常常去捕捉那些好玩的、夸张的东西，将城市认为奇特的“异文化”拍摄之后，再带回城市播放，吸引大众对异文化的猎奇。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表述一种文化，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因为如果拍摄者只用镜头去捕捉那些奇特的、夸张的东西，会忽略文化与当地环境、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还要避免让非遗传承人变成表达文化的一个工具，拍摄一个非遗项目传承人时，他的技艺、生活，他的所有活动都应该从属于这个人，展现这个人的性格、思想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展现其技艺，创作者应首先保证人物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再来展现他的技艺、仪式。
“非遗”影像作为知识传承和传播的载体，是影像拍摄者与“非遗”传承人之间相互合作的结果。所以，除了发挥传播、档案保存的功能之外，非遗影像还应该回到当地，为非遗项目的在地保护和传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对于非遗影像的创作和传播，如何处理拍摄与被摄者的关系、如何与当地人保持文化的共享性？这应该是当代语境下探讨非遗影像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关于非遗影像展
首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于2018年6月7日至9日在山西省平遥县举办，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主办，多个部门与学术机构共同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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