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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戏曲，小说，影视为了塑造一个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把许多不是他的事或者不存在的故事，全按在他的身上，把他神明化。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把他看作清官的化身，被称为“包公”及“包青天”。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又称“包黑子”。
包拯在民间的口碑很好，名气很大。传说中的包拯头上有个月亮，是星宿转世，能够日审阳夜审阴，铲除奸佞，不畏权贵，故百姓称之为“包青天”。更有夸张的传说是包公还是死后掌管阴间的十殿阎罗之一。
不过历史并非戏曲小说，正史中的包青天刚正不阿确实不假，但要说断案本领，却远不如想象中那么高明的。
包拯执掌京城（开封府尹），执法严峻，一方面对权贵刚正不阿，可另一方面对百姓也毫不留情，一律公平对待。这点，和寻常官员偏袒权贵不同，和某些士大夫喜欢偏向小民也不同。应该说，包拯的态度更加理性。
只是，理性的包拯也有被情绪挟持的时候。一旦感情用事，以公平刚正自律的包拯也不免犯浑。
一次，京城某街道发生火灾。宋都汴京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混杂在一起，并且有许多店铺商贩占道现象，交通拥堵，一旦发生大火，后果不堪设想。包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看到府尹大人都行动起来，各有关部门自然不敢懈怠。包拯看到现场烈火熊熊，大火已经延及十多家房舍，很是焦虑。
这时有个人跑来请示：“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呢？”包拯一听大怒：在这样紧张的时刻，竟然还问这样糊涂的问题！救火还分甜水苦水吗？于是断定这个人有意戏弄，竟下令将这个人当场砍头。整个火场的官员百姓，没有一个不感到害怕，人人对包拯“畏服”不已。
这则故事出自《独醒杂志》，作者为南宋学者曾敏行，杨万里曾给此书作序，称赞此书：“其载之无谀笔也。”在曾敏行看来，这个请示者是个“无赖子”，一伙无聊青年聚在一起，想故意戏弄包拯，于是有这么一问。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可能请示者就属于那种做事情瞻前顾后、毫无主见，面临大火，手足无措的平凡人。既然府尹大人亲临现场，任何事都要先请示才行。可包拯不问情由，断定此人目无官长，贻误灾情。不过，就算此人是有意戏弄，也罪不至死。不过说了一句玩笑话，却被包拯砍了脑袋。为官如此任性，罔顾律法，以个人情绪就如此定案，包拯这个“青天”着实严酷了点。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包拯的另一件逸事。当时开封某富翁犯法，按律当受杖刑。富翁有钱，可包拯廉洁刚正不爱钱，于是大款找到了负责打板子的小吏。小吏收了红包，就指点说：“你今天会见到府尹大人，他盘问之后必定会把案件交给我。这时你只要大喊冤枉，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
于是包拯上堂，一番盘问之后果然交代小吏用刑。富翁便如小吏交代的大喊冤枉，小吏大声呵斥道：“你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杖刑就可以离开，何必多说？”他这样说即是在包拯面前表示，大人已经断案，自然不会有错。
一般官员自然喜欢这样的奉承话，可是包拯不同，听后不喜反怒，认为小吏只是小吏，既没资格评价案件，乃是弄权，又妄自揣摩逢迎上司，更有媚上拍马之嫌。于是包拯下令停止对该富翁用刑，无罪释放，却把小吏拖下去打了十多板子。
包拯的本意是好滴，要打压手下这帮官吏的气焰，让他们不能从中偷奸，自认为精明公正。但不想一切在熟知他作风的小吏的预料，反被将计就计来了个“围魏救赵”。小吏自己跳出来挨了板子（当然是拿了钱），却本来该挨打的富翁逃了法律制裁。
宋仁宗之时，海内无大事，士大夫乐享太平，诗酒往来十分稠密，我们看当时的名臣，无不留下这方面的丰富记录，唯独包公，其个人生活，几乎没有指爪可寻。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诗，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首先要说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他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似乎就从没有处过暗室，不曾道过中冓之言。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
《铡包勉》里的包公，尚有一番公私交战，但只是戏文，史上并没有这种可欢欣的记载。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宋祁便是那位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因此被人称为红杏尚书者。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弹劾过宋庠）来，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只凭这一点，似乎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因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巧合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些蛛丝马迹，倒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弱势完全没有，到会让人觉得完全不近人情。但确是没有，无论人前人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对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
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有这样的一位同僚，这样一位邻居，或这样一位表外甥。
元代名臣王恽夜宿开封府署，曾撰一绝云：“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犹畏霜威不敢栖，这大概就是历史上的包公给人的最直接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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