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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的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一批精品文学工程中，陶正明将军的新书《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其中之一。这部书里有一篇《我的父亲》，讲述陶将军的父亲唯一一次到部队看望儿子的故事，读来令人感动。
一九八五年，我在一军纪检办公室当主任。第二年正月初三，不识字的父亲跟着在上海警备区工作的表弟到部队来看我，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我的小家。
那时从我老家到浙江湖州军部，坐汽车、火车要转五次。由于春运火车特别挤，在河南郑州转车时，他和我表弟走散了，父亲上了车，表弟却没上去。父亲身上只有到上海的火车票、几元现金，还有带给我的土猪肉等家乡特产。他非常节省，在车上不舍得买吃的，一直饿着。
火车到了苏州，他就下了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在苏州下车，他说有好几个当兵的下车，他就跟着下去了，哪知当兵的走得快，一会儿就不见了。
父亲除了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是个当兵的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找到儿子的部队呢？苏州人听不懂父亲的话，他就凭着儿子是当兵的这一特点，见到穿军装的就求他们帮他找儿子。别人问他儿子在哪个地方当兵，是干什么的，他只会一遍遍重复“儿子叫陶正明，当兵的”。
这么简单的信息，别人自然没办法帮他。严寒的冬天，雨夹雪下得很大，父亲不停地走，走了一天一夜，沿路不断地打听。第二天下午，他看到一个军营大门，当兵的拿着枪站岗，他立刻像遇到救星一样，赶忙请战士帮帮忙。由于父亲提供的信息过于简单，又是农民穿着，衣服湿透，背着布袋子，哨兵只当他是个上访的，或是讨饭的，或是精神病人。几次驱赶，父亲就是不走，他认为在这里安全踏实，因为有当兵的站岗。他坚信能够找到儿子。天黑了，别人晚饭都吃了，父亲还在墙边蹲着，嘴里不停地说：“我找我的儿子，他是当兵的！”
事也凑巧，这个部队是军炮兵旅。那天旅政治部陈副主任正好坐车回家，父亲知道坐小车的是当官的，就去拦车，大声喊“我要找儿子，儿子是当兵的”。车停了，陈副主任问父亲是哪里人，儿子叫什么名字。父亲回答后，陈副主任立即指示值班室电话询问，联系上了我。我和家人正在为走失的父亲焦急万分，突然听到电话那头父亲亲切而熟悉的声音，顿时又惊又喜又难过！
陈副主任立即通知了组织科（师以下纪检部门设在组织科）林超科长。因天太晚，苏州到湖州的公共汽车已经停班，林科长就把在家的干事全动员起来，派人把父亲接到招待所，叮嘱伙房做饭，并搬来煤球炉子，帮父亲烤干衣物。
不一会儿，父亲吃上了热腾腾的肉丝面。这一夜，尽管卧室、床和铺盖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漂亮、最舒服的，尽管他两天两夜未合眼了，但他想儿子、想儿媳妇、想孙女，一直睡不着，不停地起来看窗户外天亮了没有。
第二天一大早，林科长陪父亲吃了饭，把父亲送到长途汽车站，买好票送上车，目送汽车远去才离开。
我和妻子早早赶到湖州市长途汽车站等候着。父亲下车看到我们，满脸笑容，连忙说：“你在这么远的地方当兵，这一趟真是怪难的，你们快去谢谢那几个领导。”我连忙从父亲肩上拿下包裹，背起来，带他回军部的家。妻子去帮父亲买帽子、衣服。在车上，父亲讲了他路上的遭遇，我听着听着泪水止不住地流。
到了军部，女儿见了爷爷有点陌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爷爷，发现我俩长得像，聪明的她一下子明白了这是自己的亲人，是爸爸的爸爸。她扑进爷爷怀里，哭着说：“这几天，爸爸妈妈天天念着爷爷，担心你走丢了，我没有爷爷了！”女儿哭了，父亲哭了，妻子哭了，我也哭了！父亲用手抹干脸颊上的泪水，对女儿说：“孙女乖乖，你要好好读书认字，你爷爷就是因为家里穷，从小没上学，是个睁眼瞎，来找你们才吃了这么多苦。”听了父亲的几句话，女儿不哭了，好像一下子懂事了许多。她读书从未马虎过，这是最值得爷爷骄傲的事。
妻子给父亲买了新衣服，又带他到军人服务社澡堂洗了澡。
父亲换上了新衣服，戴上了新帽子，一下子显得年轻了许多，驼着的背也伸直了一些。
我们陪着他到湖州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是他这辈子留给我们唯一的珍贵相片。
父亲劳作惯了，闲不住。吃完中饭，他就帮我种菜（那时工资少，军部在乡村，我们种了几块地）。种好菜，他又到处找活干。我劝他多歇歇，可等我们上班了，他看到警调连战士在打扫军部大院，便去和战士们一起干，铲杂草、通水沟、扫树叶。战士们开始不让他干，后来知道是我的父亲，就主动给他水喝，拿毛巾让他擦汗。
每顿饭，掉在桌子上的一片菜叶、一粒米饭，父亲都用手拾起来放进嘴里。他从老家带来的猪肉，因在路上耽搁时间长，有些变质，散发着异味。他叫我们不要吃这个，要吃新鲜的，他自己慢慢吃。每次吃饭时，他总用这猪肉蘸些辣酱，一块一块，吃得特别香。我们用筷子去挑，他连忙把那只碗端开，说：“你们肚子受不了，我不要紧的。”我们喉头发硬，但也不能当着他老人家的面难过。
星期天，我陪他到杭州去玩。第一站看西湖，听说景点要花钱买门票，他就说：“这有什么看头，不就是一个大水塘吗，我们老家哪个湾子没有？不过，这个塘大，塘边上栽的树、花、草，比我们那里的塘边好看。我回去后也要照这个样子做，让湾子的塘四周也好看。”一听说到了岳王庙，他主动要进去看。他仔细端详着岳飞的坐像，对我说：“我从小就听说书，最爱听杨家将、岳飞的故事。岳飞也是个当兵的，他母亲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几个字。”我带着他去看那四个字，他突然冒出一段话，深深触动了我：“这几个字这么大，要用好大的墨块，肯定很重，够岳飞背的哟。当兵就要当岳飞那样的兵！”
中午，我俩找了一个小饭馆，点了两个菜一个汤，打了四两酒、两碗饭，花了十多元钱。他一再说太多了，太贵了。我陪他吃得差不多了，就放下了碗。还有些残汤剩饭，他把这些都倒进汤碗，吃得干干净净。晚饭我们是回家吃的，他说中午吃多了，晚饭就不吃了。
在军部，他要去看我工作的地方。那天早饭后，我带他去看了我的办公室，两间房，里间是档案室，外间是办公室，三张桌子，我和两个干事一人一张。两个干事叫他伯伯，他连声答应。我看他表情有点不解。
过了几天，我到无锡市一八一师去组织纪检干部集训，为时一周。因我老家有旧习，公公和儿媳妇不能多接触，尽管我妻子对父亲很好，但老人的封建意识一时很难改变。他提出和我一起去，我理解老人，就带着父亲住在五四一团招待所。
第一天晚饭时，王敬喜师长、赵太忠政委知道了此事，特意赶过来，用师农场的自酿酒宴请我们父子俩，我甚为感动，终生铭记。当我父亲知道是两位师长（他不懂政委是什么官，我只好说也是师长）来陪他吃饭，他一下子站起来，两条腿不停地抖，头上直冒汗，话都不敢大声说。他说从来没这么近看过这么大的官，小时候老远见过国民党的师长，骑个大马，后面跟了好几个勤务兵。王师长、赵政委哈哈大笑，一边劝他喝酒，一边对他说，你儿子干得好，年纪轻轻就正团了。父亲说：“不是团长，是什么主任，手下才两个兵，我们老家主任多得是，村主任、治安主任、妇联主任……他还不如当个连长呢。”父亲酒喝多了，也不太怕两位领导，话也就多起来了。看来，父亲是到我办公室看了后，认为我不该当主任，手下的人只有两个，应该去当带“长”的官。
父亲见到了两位师长，又喝了不少酒，那天晚上特别兴奋。回到房间，他拉着我坐在他床边，拍着我的手，又不厌其烦地说起旧话：“老大呀老大，不管你在部队里当什么，四邻八乡的熟人见到我，说我有两个儿子是当兵的，我就欢喜，干活不觉得累，走在路上都觉得比别人高一头！你爷爷经常对我和你伯父讲，人一辈子，再穷不摸错口袋，晚上睡觉不摸错床铺，再受冤枉都不要害人整人，逃荒要饭也要让儿女读书识字。这次见到你住的房子比我好，媳妇也能干，孙女也乖，学习好，我就放心了！我就来这一次，再不会来添事了！你多在部队里干活，不要回家，回来花工夫又花钱。我们在家不用你操心。”我听得泪流满脸，泪珠滴落到父亲的双手上。
过了几天，我送父亲到南京，他从南京坐轮船回家。这样安排，一是让他坐坐船见识见识，二是坐船舒服些，三是坐船比乘火车便宜。最后一条是父亲选择坐船的主要理由。
父亲这次看望我们之后的十年整，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回过一次家。等我再次回家时，竟然是为他老人家去天堂送行！
他理解我们，不给我们添麻烦。听家里人讲，父亲临走的那天，吃好晚饭，看了两集《水浒传》，就躺下睡觉了。凌晨，他便安详地走了。他的心脏和大脑太累了，要休息了。凌晨三时我收到噩耗，早上立即向政委报告请假。首长说：“原定上午政工会你还要主持，下午走吧。”下午，我在杭州殡仪馆买了一个大理石骨灰盒，乘飞机赶到武汉，又坐汽车颠簸到大悟，赶到乡下灵堂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看到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还是那么慈祥！我扑上去，将自己的脸轻轻地贴在父亲的脸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晕过去了。一阵晕厥后，我睁开眼，对着父亲耳朵轻声说：“父亲呀，知道您不会责怪我们的，但我还是要对您说对不起，您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没有歇息一天，我也没有好好陪过您，我早应该多回来看看您。您走得太匆忙了，我工作的新单位您还没去过，为您准备的房子还空着。也是我们的无知和疏忽，没有给您体检，使得您生病了没有早治疗，走得这么早、这么快呀！”
刚刚六十七岁，生我养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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