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郎郎
编辑 | 子木
在四中我除了喜欢画画，还喜欢几何和物理。因为理工毕竟是四中的金字招牌，几何和物理都属于理工科。同时，这两门课都有图形，都得动手，让我自然感兴趣。
在四中这几年，我们家搬了两次家。考上四中时住在大雅宝，上初二的时候搬到了景山东街，上初三的时候又搬到了白家庄。
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书协副主席朱丹先生。
在大雅宝的时候，学校物理课已经学了光学，我就琢磨着得有一部幻灯机。那时候一部幻灯机非常贵，根本别指望父母给你买。正好那时候，我干爹朱丹先生从文化部艺术局被贬到北京幻灯公司当头儿，在我眼里，那是个好事。我去他家玩儿，他家书架下面堆满了幻灯公司送来的样品。其实就是小人书，只不过画面和说明词分为两本而已。因为这些都是赠品，朱丹就让我随便挑。我就一书包一书包地往家背，更增添了制作幻灯机的热情。可惜，家里不给我买放大镜。看少年报上说有人白手起家做幻灯机，没有镜头，就用废灯泡灌上水来当放大镜头。于是我照葫芦画瓢，找来废灯泡拧下来金属灯头再灌上水，试图用来充当放大镜头。打开光源开关倒是可以把光线放大了，可是根本无法把清晰图像投射到墙上去。
虽然制作幻灯机失败了，我还是继续不断琢磨，又开始制作显微镜。自己用碎玻璃烧制出显微镜的镜头。显微镜倒是做出来了，也能看蚊子腿儿了，不过放大的倍数不够，图像也不够清晰。
我老爸看我费了半天劲，一直没有做出来真正的成果，他去苏联办展览的时候，就给家里带回来一台幻灯机。后来去东德办展览回来的时候，又买了一台显微镜。要是拿我自制的机器和人家的机器相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看来老爸对我不成功的努力，还是给予了鼓励。
张郎郎 花落匆匆 布面丙烯 2019 100cmx160cm
后来，我又和舒正平同学成了同桌，好像他的学号是十六号。原来他和我一样，也是一心想当个能工巧匠的主儿。他告诉我，他正在做矿石收音机，我一听就两眼发亮。舒正平说，这种收音机，第一不用电，第二无论拿到哪儿都能听，第三成本非常便宜，唯一需要申请款项的，就是买一副耳机。我回家和母亲千说万说，让她知道我是在做科学实践。最后，我妈妈说：“等你的矿石收音机做出来，的确能听了，我就给你买。”
那会儿在大雅宝豁口外的护城河边，有座煤山一直延续到东直门外的护城河边，就是现在的雅宝路到东直门的二环一带。我和舒正平就在这煤山顶走着，一直仔细看着脚下的煤块儿，在寻找着万黑从中一点金——自然铜。这是舒正平教给我的，自然铜可以用来检波。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先后找到了几块自然铜，就用石块从煤上砸了下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做检波器的原材料了。然后，去东大桥一带的路边地摊儿小市儿，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废旧零件。我们各自买了几个电容，还买了一个废变压器，可以拆出来许多漆包线，用来缠线圈。这些废品在小市儿上都很便宜，用自己省下来的零花钱来买就可以了。又找了一块木头板当收音机的底板，材料就齐全了。我们在舒正平家做完功课就开工，用了不到两个半天，两部矿石收音机做完了。舒正平的父母很器重他，耳机已经给他买好了，我们一试果然可以听到电台播音，还可以选台，非常完美。
那时候，舒正平家住在东四二条七号的南房，这个院儿的大门是坐北朝南的。进了门不用往里走过影壁，直接往左手一拐就到了。这是一个三重四合院儿，我只去他们家就不用进去看看二重或三重，第一重就到了。他告诉我房东是政协委员李培基先生，那是位有名的民主人士。我从来没见过他，舒正平的父母我都见过，一看就是文质彬彬的南方人。怪不得舒正平说话有南方口音呢，他在班上的外号是“夫它它它”。大概是刘琦听不清舒正平那天想说什么话，再加上发音不准，刘琦就用听来舒同学的发言印象，给他起了这么个奇怪的外号。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舒重则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他们院里住了不少文化人，卧虎藏龙。后来他们院儿比我们小一些的一个小孩，现在是位著名的北京文化专家——赵珩先生，最近还写了一本名为《二条十年》的书，就是写这个院儿发生的故事。
民国时期河南省主席、建国后政协委员李培基先生
我们的矿石收音机成功了，我就跟舒正平借了耳机回大雅宝。我让弟弟大伟帮我捧着矿石收音机站在院儿里，我自己就上房架了一根天线。然后下来，再从自来水管子拉了一根地线。戴上耳机，用自制的“活动矿石”检波，再用线圈里的磁棒移动调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请妈妈来听，妈妈半信半疑。说：“这么简陋的收音机也能听？”她一听真是出乎意外，不但声音清晰，还没有交流电的杂音。妈妈过了两天就兑现了她的承诺，给我钱买了一幅珍贵的耳机。
舒正平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再接再厉。开始做单管儿机，就是用电子管儿来检波、放大。他父母对他是有求必应，而我家就不行了。刚刚买了耳机，这一年再申请经费就别想了。我只好去给舒正平打打下手，至少学学怎么做电子管儿收音机。升级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还得买焊枪，做单管儿机就有了必不可少的焊工活儿了。他家里正好有一个上海寄来的木制饼干盒，很漂亮。他就用来做收音机的底板和机盒，我们俩一来二去忙了好些日子才完成了。舒正平花了不少心血，收音机做得非常专业。试机开始的时候，他有点儿紧张，一脸庄严。毕竟是实质性的升级了呀！可是开机以后，死活一点儿响动都没有。我们就根据图纸一点儿一点儿从头查到尾，全都没有丝毫错误，我们俩顿时都气糊涂了。我也只好沮丧地回家了，想：幸亏我没向家里申请预算，咱没有足够大的金刚钻，就别揽那么大的瓷器活儿了。
张郎郎 和平鸽 布面丙烯 2016 100cmx75cm
过了几天舒正平兴奋地跑来看我，他的单管机成功了。原来那个饼干盒为了漂亮，在木板盒上裱了一层铝箔。所以，铝箔把机器的线路就都短路了，那当然没法听了。发现了问题，他重新焊装在新的底板上，就大功告成了。我也为他高兴，他说：他还要更上一层楼，准备做双管机。我知道这预算就更大发了，我只能对他表示鼓励，自己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玩儿到他那个等级。这和一时半会儿我也没有足够银子来画油画一样。好在我相当的面对现实，此后舒正平再升级做电子管收音机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热情澎湃了。
现在回想起四中的发小儿们，兴趣点几乎每天都在转换之中。1956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上，大到自动机床，小到儿童玩具，人们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展销的商品中还有日本海绵乒乓球拍。那时候，日本是乒乓球第一强国，我们为了买到一只日本球拍，得排队几个小时，都不一定买得到。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省下来几个月的零花钱，千辛万苦终于买到了海绵乒乓球拍。在我们初二的时候，容国团击败了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日本乒乓球名将荻村伊智朗，顿时就轰动了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潮。无数的年轻人都想成为武林高手，我也不例外，海绵球拍就是我的利器。四中校园里砌起了好几个水泥乒乓球台，架不住学生太多了，根本轮不上能打几个球。我就和同学去中央美术学院去打乒乓球，趁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就打一会儿。还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打蹭儿，甚至几个同学凑钱去北京体育馆租国际比赛标准球台球去打球。那毕竟太奢侈了，只能偶一为之呀。
著名男子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
我们班的王文泉告诉我，他们的大院儿里也有乒乓球案子，我放学就跟他去看看。他也是班上少数干部子弟之一，他父亲在东直门外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工作。于是，到了周末我就去他们院儿玩儿，他们院说是合作总社，我以为是个小院，其实是个大院儿。原来这也是一个部级单位。
他们院儿有许多孩子都是育才的，竟然有两个孩子都是和我原来在育才同班的。当时总社的主管就是程子华先生。他是抗日名将，也是四野的战将。他的侄子就是我的铁哥们儿程长宝。还有我们班的闫中流，他来我们班比较晚，年龄也比较小。我们班的同学都说我们俩长得像，我是“张大头”，他是“闫大头”。那时候的儿歌是:“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我到他们大院儿去，大院里除了几座大楼以外，还有独立的小院儿。那小院儿还另有岗哨。一家是程长宝家，另一家是闫中流家。王文泉在院儿里长大，没人不认识，就带我先后去看这两个育才同学，当时程长宝和闫中流都还在育才初中班上学，闫中流的弟弟也进了育才。我估计程长宝的伯伯程子华一定是这里的一把手，而闫中流的父亲就是这儿的二把手。
张郎郎 破帽遮颜 布面丙烯 综合材料 2017 100cmx75cm
我和王文泉有了这层关系，在四中班上越走越近。王文泉看我喜欢画画，对我们几个画得好的同学，羡慕不已，他就让我教给他怎么画画。可是他过去就没练过，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补上这把童子功，于是他就让我教他怎么写美术字。还好我从小也喜欢写美术字，就教他最简单的美术字写法。那就是用刻图章时候刻阳文，切去多余部分而留下来的就是你所要的文字。稍加修饰，就成为最快、最简单的美术字。王文泉和我学了两天，就大体掌握了这个窍门。没过多久，他就可以写各种各样的美术字了。那是在1956年末。1958年我又转学回育才了。
1961年，高中未毕业，身高1.91米的王文泉就耐不住饥饿，去当职业运动员了，他被北京男排挑走。那里的伙食实在诱人，每天一块五，古巴白砂糖、黄羊肉、米饭馒头管够。
30多年以后，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班老同学再聚的时候又见到他。那时他在北京大学留学生部工作，同时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摄影师。2018年2月24日，王文泉先生向北京大学档案馆捐赠了30余万张记录北大校史的电子照片。这批照片是他历时数十年拍摄、收集和整理的，涵盖了1998-2017年20年间北京大学科学研究、外事接访、党团建设和校园文化等诸多内容。照片不仅记录了各国政要来访、著名学者演讲、国际文化节和北京论坛等重要外事活动，还保存了国家领导人来访、北大党团建设、校园文娱活动等众多珍贵的校情校史资料。这时候，我才知道，王文泉的四个兄弟，都是摄影发烧友。老大王文泉、老二王文波、老三王文澜、老四王文扬都是摄影界的大腕儿，这“摄影四兄弟”成为中国当代摄影界的奇迹和传说。
王氏摄影四兄弟，右起：王文泉、王文波、王文澜、王文杨
当年文泉在我们班是有名的傻大个，被选到北京队打排球，已经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谁能想到他后来带着三个弟弟成了“京城摄影四兄弟”。他从北大退休以后，还留在北大开了个门脸儿，继续摄影。同时，也带徒弟，他一直就是个热心肠。我们班的老班长高志宏退休以后，也想学摄影，就拜王文泉为师。也不知道是王文泉教得好，还是高志宏领悟能力强，此后，高志宏的风景照片质量就突飞猛进，从此他就上了瘾了。五湖四海脚下踩，踏遍青山不觉累。“不疯魔，不成活”，高志宏就大量新作涌现，步步高。
有一年暑假我回到北京，文泉请我去北大他的摄影工作室去看看。我就打了个车过去，我有点自作聪明，就自己用导航软件查到了他的工作室在北大里的位置。下了车我进了校园，死活找不到他的工作室，只好给他打电话。原来“计划不如变化”，工作室的地点已经改变了。他问清我的位置，就让我站在原地不动，就开一个吉普过来，把我拉到他的工作室参观。原来他的女儿和徒弟在帮他打理铺面，他还是四处奔走摄影。创作的热情不减当年，好像他还是当年那个闲不住的小伙子。
没有不散的宴席。2019年秋，我在大华府地区收到高志宏同学的微信，文泉老友竟然驾鹤西去。在他国的秋风中，一张张当年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重现，就像文泉的那些作品一样，记录着我们最珍贵的分分秒秒。
往事如烟尚在目，莫言天凉好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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