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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麸子酱
木 木
（文长7970字，读完约需30分钟）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
一
打我记事起，奶奶是极少做麸子酱的。一是次数少，二是量少。在槐花桐花枣花的清香中，如果能有一股浓郁的酱香直钻心肺，那就是我最幸福的春天。
夹着奶奶新做好的麸子酱，我能多吃好几个馒头。可是，每次我偷偷吃了奶奶做的好吃的，回家总会挨我爸吵。我爸舍不得让我吃掉奶奶辛苦做出来的饭菜；因为奶奶的右胳膊是残疾的，只能抬到腰际，做饭依靠的是左手。
胳膊残疾是因为餐风宿露加急性乳腺炎。寒冬腊月，我奶奶生下她最小的儿子，转头就砸碎了河冰洗洗涮涮。熬到来年春天，青黄不接，只得扔下儿子，漫地里去刨被遗落在黄土里的一切可以吞进肚里的东西。来不及喂儿子的奶，积聚，发炎；常日的风霜雨寒，饥饿劳累，让胳膊日渐肿胀，最后长成一个大脓包，只得求医剜了一刀，从此右胳膊再也不能正常举起。
那时候的奶奶，和我如今的年龄一样，正值壮年。
那时候的奶奶，刚刚挖完河没两年。
挖河的苦，听村里老人说，一般的男人也吃不消，都是挑村里的壮劳力，且专门让他们吃稠饭，才能支撑下来。村里按户摊派，一户出一个男劳力。到我奶奶家时，望着屋里高矮不一却齐声喊“饿”的孩子，想想队长说的挖一天河给半碗黄豆，我奶奶咬咬牙，自己去了。
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村子到镇上到县城，求学路上一直走的那条宽阔县道，两旁绿杨成荫；那又宽又高的路基，就是我奶奶和那些男人们一锨一锨挖起，一筐一筐抬上去，一层一层垫起来的。
那会儿正轰轰烈烈搞合作社合食堂，我爷爷被抽调到乡上的机械厂，大炼钢铁去了。全村一切含铁的东西都被搜出来，送到了乡里的钢铁炉。全村的铁锅，一口一口在打麦场上整整齐齐排好队，被队长挨个儿敲破。我奶奶还没来得及把挖河挣来的豆子给孩子们煮完，就得了伤寒病倒下了，搜东西的人进来时，她顺手在被子下藏了一个搪瓷尿盆，以期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她仅存一口气的二儿子煮点菜粥。那个盆儿还是被人翻出来，一手甩进了粪坑里。
天灾人祸，洪水泛滥，颗粒无收，院里的老榆树也迟迟不再发芽。我奶奶只得同意把她仅存一口气的二儿子送人，以求活命。儿子被送走之后，奶奶又后悔了。她下了床，一只手拄着拐棍，淌着大水，去找儿子；到了一看，儿子正抱着一块饼子一跳一跳吃得香。我奶奶一把搂过儿子，大哭“儿啊，咱娘俩饿死到一块儿吧……”
这个被背回来的儿子，就是我爸。
二
我奶奶1926年正月十七出生，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可那又如何？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朝不保夕的时候，唯一的女儿也不会得到额外的照顾。不是不想，是有心无力。我奶奶就如田间地头的野草，不知不觉蓬蓬勃勃长大，嫁人。父母到底不舍得唯一的女儿远嫁，于是嫁给了一沟之隔的邻村，我爷爷。
我爷爷家更穷。祖上没有一分土地，兄弟五个，一个姐姐。我老爷爷是锄二八地的，连个长工都不算，就是一个给地主家打杂的临时工，等到秋收，主家收走八分，我老爷爷拎走少得可怜的二分，来养活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结婚，分家。我爷爷奶奶只分到了一个腌菜缸和一只豁口碗，不是大号的，也没有筷子。
唯一的欣慰是，我奶奶遇到的公公婆婆，为人还不错。我老爷爷是方圆几里有名的懂礼之人。我老奶奶娘家原是翰林院人，可惜母亲早逝，她四岁那年抽大烟的父亲也撇下她，撒手西去。
关于老奶奶，我脑子里一直刻着两幅画。
一幅是我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的暖阳下，和老奶奶一起剥玉米籽，我一颗一颗抠，她拿起来两个玉米棒子，凑一起一拧一划拉就是三四行，她一边划拉一边笑眯眯和我说：“你这是读书写字的手。”另一幅是挺冷的一个早晨，我起得特别早，我爷爷抱着她尿湿的床单去河里洗了，我姑奶奶和奶奶一起去做她要喝的面疙瘩汤了，我一个人蹲在她床边玩。过了会儿姑奶奶端着汤过来喊“娘，起来喝汤了。”我老奶奶却像睡着了一样，无疾而终。后来，大家都说我是个有福气之人，得了老奶奶的“济”。
我太奶奶，虽说她自出生就没享受到一天家族的荣华，反而受尽颠沛穷困之苦，但是她知道读书有用，曾经咬紧牙关供我爷爷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实在没粮食念书了，就让我爷爷跟着一个养羊的外乡人学唱戏，学会了就对着戏词看，继续认了一些字，知道了和现实凄苦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那世界里郎情妾意，快意恩仇。
就是这个读书认字的决定，成就了我奶奶的幸福，也毁了我奶奶的幸福。
三
我奶奶是填房，一辈子都生活在前任的阴影之下。前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作为晚辈无从知晓，但是每到节日，就见爷爷去她的坟前烧纸祭拜，想必是和我奶奶不一样的。后来断断续续听村里老人讲，我奶奶的前任是个地主家的闺女，知书达理，性格温婉，可惜嫁过来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了然，对于爱唱戏爱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这戏词中才有的女子，又止于初见的美好，绝对是胸口的一颗朱砂痣啊。
同为女人的我奶奶，不爱笑，寡言少语，不断文认字，不懂戏词风月，每天除了发愁怎么揭开锅有饭给孩子们吃，就是埋头苦干，偏偏干活速度又慢。村里人说，我奶奶给队里干活时候，别人干活她在干，别人歇着她在干，别人吃饭她在干，别人睡着了她还在干，就这，才能和别人赶齐头，挣差不多的公分。村里人说这件事的口吻，是嘲笑的。
我邻居不止一个把我奶奶卖箔的事儿当笑话讲：青高粱杆子刚编好的箔，傻沉，四婶儿（我爷爷排行老四）扛了二十里路去集上卖。就因为人家非要少给一毛钱，几十里的路，她又原封不动扛回来。你说傻不傻？一天没吃饭，扛着沉不沉？扛那么远，不累？没卖上钱，孩子吃啥？
不爱说话的人，往往性格执拗，活成旁人眼中的傻子。当妯娌把尿盆、淘草水泼在她门前时，她亦是一声不吭；她知道，她吭声也没用。再后来，茅草房顶破的不能住了，她带着一家人扒了旧房重新盖的时候，后院的人不愿意，非说她压了他们向外的出路，三间的房子扒了只盖成两间半，她依然忍下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我奶奶活得太憋屈了，从不大声说话，从不发怒，我把她珍藏的袜子用剪子剪了，她只是叹口气；我有次睡觉做梦，一脚把她从床上踹了下去，她走路瘸了好几天，也忍着不吵我。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婚姻，在外人眼中，也是典型的憋屈。如果正在做着饭，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大声喧哗，我奶奶的左手就发抖，央告我“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爷跟人吵架了”。我爷爷回到家吹胡子瞪眼，我奶奶整天做好饭等着我爷爷说“吃饭”才敢揭开锅盖。
有次我爷爷拿着孩子们辛苦摘桑养蚕结出的茧去集上卖，换粮食。换到钱的那一刻，他突然改变了决定，买了几个瓜，站在集市头上豪爽地甩开腮帮子，吃完，唱着戏，空着手，回家。所有人像嘲笑我奶奶那样嘲笑我爷爷。可我奶奶，看着他空着的双手，一句话也没说，流着泪煮了一锅菜叶子给他们的孩子填肚子。
故事里的事，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凄苦。沉浸在故事里的人，总归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奶奶虽然不识字，却早就在生活的压榨下明白了这个理儿；我爷爷，在只能天天顿顿捧着一团菜叶子的时候，才醒悟了。
我爷爷借了粮食蒸馒头卖，磨下来的麸子也卖。我奶奶就把从石磨缝隙里扫出来的麸子渣渣，蒸了，捂起来让它发烧，然后放太阳下晒，晒晒搅搅，晒成棕褐色的麸子酱，酱香扑鼻。
我奶奶就这样，用尽心力，把寡淡粗粝的生活残渣，收集起来，酿出了香气。
四
很快，新的运动来临，粮食买不到了，馒头也卖不成了。我奶奶的麸子酱，自然也就做不成了。随着麸子酱的香味儿一起散去的，还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为了填饱肚子，每个人都是竭尽全力，再也无暇顾及他人，哪怕是自己亲爹娘、亲儿女。本是同根，却远不及一个陌生人。
太阳升起的清晨，总会有噩耗，有的人饿死，有的人撑死。
1959年的春天，我爷爷饿得只剩眼珠子会动时被抬进了医院，葛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让“抬回家等着吧”，临了又追出来加一句：“回去灌点面水试试吧。”驻村工作队里一位见惯生死的干部老杨，走路虎虎生风，巡视一圈后指着我爷爷：“他这么年轻，饿死了可惜，就尽着他吃吧。”
我奶奶就每天去大食堂领面水，小心翼翼地捧回来，喂了我爷爷。再用唯一的瓦罐去打全家人的饭。一开始是一次喂两口，一点点增加，到一合碗、一小盆。村食堂那个做饭的妇女，看我爷爷会爬了，果断地断了我爷爷的面水。根本没有恢复吞咽“洋火盒”黑饼子的我爷爷，有幸赶上了麦子灌浆，他就每天爬到刚刚灌浆的麦田里，揉了满是汁液的青麦籽，吞下去。
麦子成熟，风吹麦浪，一望金黄。我爷爷这个土地上的庄稼汉，坐在麦田里突然有了力量，站了起来，捡回了一条命。
我爷爷自始至终，没有往家带过一颗青麦籽；我奶奶也从未要过，“队里的东西，咋能吃了还拿啊，都挨饿啊。”往后的无数年，我爷爷奶奶一直打听那个工作队的老杨，可是毫无音讯，这个人就像从未来过一样。
1960年，我爷爷又一次拾起他的故事，只不过，这次是带着他戏里的故事和他的大儿子，背井离乡，去讨饭，一走三年无音讯。
我奶奶一个人带着余下的儿女，留在家里，吃糠咽菜。除夕的年夜饭、年初一的饺子，都是一团连盐巴也没有的黑红薯叶子。
1963年，洪水逐渐褪去，春暖花未开，村头的树皮和地里的野菜根，也全进了人的肚子。村里开始允许一人借队里一分盐碱地，生产自救。在我爸把他棉裤里的棉花掏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爷爷终于带着我大伯出现在了村头。成麻袋的馍馍头儿铺在床上，我奶奶一遍又一遍抚摸着那一块块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馍馍头儿时，有的上面还带着参差不齐的牙印儿，哭得不能自已。
我奶奶虽然拖着残废的胳膊背回了一个送出去的儿子，可是依然没有能力阻止痛苦的侵袭。她的大儿子，小小年纪逃荒要饭，未及成年便远走他乡，像断线的风筝，多次出生入死；她天天看着背回来的二儿子“饿，饿，饿”地哭，把手指唆得通红；她还有一个儿子，在她出门干农活的时候，在家发烧烧死了；她的小女儿，也是发烧，她着急忙慌去请医生，一针下去，小女儿耳朵聋了……
这些，她依然忍下，咽了下去。
五
熬过了一年再熬四季，院里的老榆树，一遍一遍被扒皮，竟然没有死，依然枝繁叶茂；我奶奶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逐渐长大。
眼看着大儿子到了到了定亲成家的年龄，望着四面透风，头顶透亮的破房子，我奶奶哭着同意了他的大儿子又一次背井离乡。
1964年的春天，冷得出奇，本该春暖花开的日子，下起了琉璃（冻雨），她17岁的大儿子，穿着夹衣单鞋，踩着冰溜溜的黄土路，背着一卷没有布套的破棉絮，又一次离开了她的视线，跟着本家一位部队转业的兄长，去遥远的西北做建设。
车到乌鲁木齐，我大伯告别兄长，钻进蒙着帆布的大卡车里，摇摇晃晃前行，六七天之后，到了一个叫阿耳泰可可托海的深山中，进入地下，修水电站。这些，都是我奶奶听人读了来信得知的；在后来无数个星星闪亮的夜晚，她摇着蒲扇，一遍一遍讲给我听。
1965年的冬天，可可托海的温度达到零下五十七度，我大伯的信突然断了。我奶奶就是那时候，在一个个睡不着的深夜，学会了抽烟。几个月后我大伯的信恢复，只说是扛木头摔断了腿，已经好了。1967年的秋天，突然动乱，我大伯的信又一次断了；1969年转去辉铜矿之后，我大伯的信又断了，因为胳膊卷进了传送带；1974年搬到铅锌矿，我大伯的信又断了……
每一次信的突然中断，都是我奶奶拼命抽烟的时候。一个个深夜，她不说话，只有烟头明明灭灭，一根接一根。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来买烟，我奶奶白天出去干活的时候，就一边走一边捡别人吸过的烟头，回家仔细剥开，把烟丝归拢，再用黄裱纸把烟丝卷成一个卷，点着了吸；捡不到烟头的时候，她就直接卷叶子。这个习惯，一直到我记事到我上小学，那时候的我，以帮她捡烟头、剥烟头为乐趣……
我奶奶终于忍不下去了，喊出她刚满17岁的二儿子，递给他一个地址只到县级的信封，让他去寻找她的大儿子。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在17岁这年，第一次坐火车，远赴一个未知的地方。兄弟俩终于在人群中遇见的时刻，她的大儿子刚刚能拄着拐棍下地行走。母子连心，她大儿子的脚被砸断了。
六
1981年分地单干以后，院子里的老榆树彻底完成了它救人于饥荒的使命，化为了屋顶和家具上的一块块木板。我奶奶一直对我老奶奶“读书认字”的信念深信不疑，无论饿成什么样子，只要学校还在，她都坚持送她的孩子去学堂。
彼时，我大伯成了稳定的矿工，我爸我叔都相继考上了大学，我爷爷开始做他最看不中的手艺——扎纸活。一座座色彩艳丽的亭台楼阁，在我爷爷的手下出现，又一次次在他人的坟前，化为灰烬。我爷爷少年时代读的那些故事，大约都化在了这一次次的扎制之中；换来的钱，给我买烧饼吃。
日子逐渐好过起来，我奶奶开始继续做麸子酱。
我蹲在院子里的阴凉下，看奶奶用她的左胳膊，一遍一遍搅合她的麸子酱，她一边搅一边告诉我，每一步该怎么做；还告诉我，麸子酱不能见一丁点儿雨水，只要落进一滴，绝对坏掉，晒酱的时候，得时刻提防变天。一遇到天色不定，我奶奶就颠着她放开的小脚，赶着去搬麸子酱。
她一边做麸子酱，一边催我读书。点着煤油灯的冬夜，我装模作样拿一本看图识字，依偎在她身边，偷偷看她缝衣服做鞋；她常常一边扎针一边问我，“你爸回来了没有？”“你爸啥时候走？”一遍又一遍。我就一遍又一遍回答“回来了，明天天明走。”那时候，我爸在镇上教书，是距离她最近的儿子。我小叔和我大伯，一年或者两三年，才能回来一次。
大年初一的凌晨，我奶奶一定会早早把我喊起来，让我大声读书——“大年初一读书能考上状元，你老奶奶说的。”
我爷爷和我奶奶不同，他不催我读书，他说：“我家的孙子孙女，个个都是状元。”他教我用农具，收种庄稼，种菜，盘瓜，煮汤，炒菜，蒸馒头……他常常袖着手，站在一边指挥我做，做错了也不恼，说下次就会了。
我爷爷和我奶奶，过着过着就颠倒了个个儿：我爷爷好像忘记了他读书的少年时光，着急忙慌教我和弟弟农人该会的一切；我奶奶，则坚定地要让我们走读书的路。
七
我奶奶在北京迎接了她最小的孙女之后，又转去了甘肃，和她大儿子一家团聚。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奶奶终于熬得苦尽甘来，要享福了。准备送奶奶出门走的前几天，全家齐动手，给我奶奶剪头发的、洗衣服的、做好吃的、收拾行李的……帮不上忙的小孩子，就兴高采烈地转悠，各个喜气洋洋，比自己出门旅行还高兴。
住到临近麦收，我奶奶逐渐吃饭很少，想回家。我大伯大妈想着我奶奶一辈子离不开她的麦子，就赶在麦芒满天飞的时候，送她回了老家。回了老家的奶奶，一天也不耽搁，就加入我们抢收麦子的繁忙中。只是，她走路日益蹒跚，吃饭越来越少，问她，她只说天热农忙，累的。
颗粒归仓，玉米点上。我爸开着拖拉机把她拉到县医院，医生掀开她的衣襟只看了一眼，就摇了头。我奶奶的乳房，早已乌黑；我奶奶的癌细胞，早已扩散。她一直一直拖着，不肯告诉任何人，如果不是最后她实在咽不下饭菜，瘦得迅速，恐怕还会一直隐藏下去。
她隐忍了一辈子，沉默了一辈子，咽下去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那些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苦痛，最后都反噬了她的身体。
1995年的夏天，酷暑炎热，可是我们全家，如坠冰窖。全家一如既往地团结，出钱出力，请最长的假，做最精细好吃的饭菜，找最好的药……我们喂她吃药时，都告诉她“这是胃药，吃了很快就能吃饭了”，我奶奶也总是很配合地咽下去，特别安静。
我从半岁开始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奶奶熬了小米油，一口一口把我喂到会吃饭；我爷爷每两天去一次集市，买了烧饼回来，他俩嚼碎了喂我。如果我爸我妈训了我，我奶奶总是摸着我的头叹气，我爷爷总是瞪起他的大眼睛“光收拾小孩啥本事！”我上小学，在镇上，一周才能回家一次，第二天我就坐在教室里哭，我老师问我哭啥？我说“我想奶奶”，全班哄堂大笑。
我很害怕她突然死去，一周的中间总会骑车二十里跑回去看她一次，在她面前又总也忍不住掉泪，我爸就会瞪我，不让我靠近。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她能活得长一点，长一点，再长一点。她才刚刚69岁，还未来得及在生活的残酷之下喘均匀一口气，病魔就又缠上了她。
秋去冬来，她本来满头乌黑的头发已花白点点，她的疼痛一日多过一日，每次见她佝偻起瘦小的身体，我姑我爸就在旁边说“娘，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她总是说“不咋疼”。终于在无数次忍耐之后，她长叹一声“谁的病谁知道，你们也别费那钱了。”
我的奶奶，熬到了1996年的二月，整70岁。临去世，她陷入昏迷时喊了两遍我大伯的名字，等她清醒过来，我爸问她“娘，你是不是想我大哥了，我给他发电报了，他马上就到家。”我奶奶仍是忍着，只说“我那是喊你弟哩，不是喊你哥。”我奶奶终究没有等到她那个从小就背井离乡的儿子踏进家门，就停止了呼吸。
从此，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麸子酱。
八
我奶奶去世后，当初拒绝了留在城市的我爸，迅速调进了县城，并带走了我们姐弟，让我们有了较为稳定的学习环境，把我们一个个送进了大学，应了当年讨饭人站在我奶奶门口唱的“一家三门大学生”。
我奶奶去世三周年，我爷爷重新捡起来被他扔了许久的手艺，用了一整个冬天，给我奶奶扎了全套的纸活，烧了。从此再不碰纸活。
我奶奶病重的那段时间，我爷爷又捡起了他曾经的故事，一日日坐在村头的树荫下，抱着收音机，听戏，唱戏，讲故事。村里人一边感慨着我奶奶一辈子不容易，一边听着我爷爷讲故事唱戏，一边扭头说我爷爷心狠。那时候，我沉浸在即将失去奶奶的巨大恐惧之中，也一度怨恨爷爷的狠心，尤其是看到村里人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爷爷说“还不如早点走了”的时候。
我奶奶去世之后，我爷爷突然很怕死，有一点点小毛病就大呼小叫，让所有人都陪着他；等到我小叔回家，他没有病也要让我小叔和我爸拉着他去县医院，告诉医生哪儿哪儿都疼，要吃药要打针要住院。等医生开了一堆补药回来，放在抽屉里直到长毛也不见他吃一次。
他放出话来：“我一定要活过你三奶奶，替你奶奶出口气。”彼时，我们晚辈早已放下芥蒂，亲如一家。我爷爷也是对所有的晚辈视如己出，甚至每到周末就搬个凳子坐到县高中的教学楼下，只为了看我三奶奶的孙子一眼，说几句话；可是对于活多久这件事，他始终咬着一口气不放松。他看着一个个年轻时强横的人晚年都不如他，就又拉了一群闲着无事的人，每日在他院子里拉着弦子唱戏，好不痛快！全家人对他既头疼又无奈。
等我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我慢慢理解了爷爷最后一段时光的反常。奶奶走了，这世上，从此再也没了把他当成读书人宠着崇拜着的人，再也没了把他放在心尖尖上疼爱着人，再也没了总是无条件支持他的人；这世上，也从此再也没了忍受不完的委屈，再也没了吃不完的苦、咽不完的痛、抽不完的烟头……
我爷爷，他疯狂唱戏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落寞，深入骨髓。
我三奶奶去世的第二年，我爷爷没有遗憾地走了，88岁。走之前，他已经忘记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和事，忘记了这世界给他的悲和喜；只记得他童年的玩伴，还有《百家姓》《三字经》……
刚生完女儿的夏天，我接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那天，距离我的生日还有六天；小时候，每逢生日，爷爷在我头上“滚蛋”的时光仿佛还在昨天；想起我结婚时，爷爷一个人端坐着等我和土司跪拜的情景，何其孤单！虽然对爷爷的离去早有心理准备，我还是哭得止不住：这世上，我从此再也没了来自祖辈的关爱。
送我爷爷入土的时候，家里人没有送奶奶走的时候那么撕心裂肺。我爷爷终于赌赢了一口气，替我奶奶看到了她的儿女个个安家立业，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孙子辈，一个个品学兼优，学业有成，连最小的孙女也已进入大学。我爷爷带着胜利的微笑去那边告知奶奶了。
那些年，我奶奶做麸子酱，我爷爷批评我奶奶“总是吃那些不中用的，白馍不好吃么？”的时候，也是带着这种胜利的微笑。
后记：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想着要把我奶奶的一生写下来，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我还是提起笔就流泪。后来读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我懂了。我奶奶已把苦涩粗粝，全酿成醇香，给了我们。我终于能擦干眼泪，记下来。
记下回忆，留下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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