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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因为高中课纲要大幅缩减文言文比例，再次引起了“文言和白话”之争的讨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文言文的历史阶段较多，尤其是自先秦时期传承下来的经典成了后世许多王朝学子的必读之作，甚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也以这些古籍为考核内容。而至于文人平常的生活中，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底蕴，也常常喜欢卖弄文字，文言文的形式成了他们每日必要经历。所以翻看古人文章，自然会与今天的文章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在我们今天看来多是晦涩难懂。
而在近代时期，也曾有一场影响巨大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大讨论。当时一些杰出的代表有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等人，他们也已经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当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时代变革的年代，很难有人明确地指出今后的中国一定会是什么样。因此很多人都可以说是一种探索的心态，尤其是在文化上，为了与传统划清界限，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文人们开始走上了中国白话文之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应该就是胡适了，我们平常了解到历史也常常将胡适认作提倡白话文的先驱。
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大力推广白话文写作，遇到了很多阻力。有学生在课堂上说：“白话文废话多，发电报花钱多！比如胡适先生的老婆死了，他的家人发电报就要写‘你太太死了，快回来’，需要8个字，而文言文只需要‘妻丧速归’四个字，能省不少钱。”胡适并没有生气，他笑了笑，对学生们说，“如果有人请你去做官，而你不想去，用文言文怎么回电报呢？”大家讨论一番，用字最少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这8个字。胡适笑道：用白话文只需要5个字，“干不了，谢谢！”。这个故事可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但是也能看出胡适先生想要提倡白话文的决心。
其实今天的人可能都有过被文言文支配的恐惧，语文课本除了众多的白话文文章之外，还有不少的文言文需要我们去理解背诵，每次碰到文言文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理解背诵，尤其是有些文言文还十分拗口，所以很多人都可能会望文生惊。也有不少的学生反映想要在课本上去掉文言文，认为他们学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同时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文言文可以在中小学的课本上去掉，要不可以设置成选修，当作一种兴趣来培养。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要求，作为一种减负的方法确实有点道理。不管今天的白话文多么普遍，他的发源基础还是汉字。而文言文作为汉字早期的语法构成，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所以学好文言文对于白话文的文章写作也有很好的基础作用。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很多学生除了提笔忘字之外，还有一种现象往往就是文章语句不通或者词不达意，让人看不懂，这与语文功底的缺乏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今的高考改革更加注重语文课程的发展，因为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能力，而今天许多中国人的汉语水平都可能还比不上学过几年汉语的外国人，所以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都应该成为我们培养能力的一种手段，没有必要非要争个高下。不管怎么说，这两种形式都是发源于中国文化，都值得被尊重。而今天一些家长让孩子学习国学是值得学习的，但切莫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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