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德宗时期，钱徽贞元初年进士及第，被派遣到湖北谷城县当谋士。县令王郢豪爽好客，挥金如土，喜欢结交三教九流，经常用公钱请客送礼，案发被革职查办。观察使樊泽负责处理此案，发现涉案的人很多，只有钱徽一文不取，清清白白，于是把他带在自己身边，任樊泽幕僚，掌书记。
元和初年入朝，任左补阙，后以祠部员外郎升任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知制诰，被宪宗称为长者。元和八年(813)，改官司封郎中，赐绯鱼袋。
从某种愈义上说，公元821年也就是唐穆宗长庆元年三月所发生的那起举朝震动的科举考试舞弊事件简直就是元和
三年(公元808年)夏天的那次科考事件的一次翻版或“重演”，虽然故事已经作了很大的改编，人物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事件的性质当然也不完全相同，但是，整个事件却无一例外，竟然都是由科考一事引起的，说来，冥冥之中好像真的是有什么定数。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唐穆宗长庆元年三月，朝廷举行了每年例行的“常科”科举考试。据说，考试的题目就是穆宗自己出的:鸟散余落花——一个充满了无限的诗意却也满含着无限的悲情的题目。有趣的是，就在去年，如果说那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字里行间无不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料峭春寒与衰败景象，而现在，穆宗李恒又在不经意间以寥寥五个字描绘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与感伤气氛。
当时，科举是天下读书人特别是寒门学子一生的光明与希望，但同时，也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人生黑暗和噩梦。所以说，科举中有人生的大欢乐、大幸福，也有人生的大痛苦、大悲哀。
也正因此，几乎所有的人——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把科举看得很重，把科举看作是天下读书人的“第一要务”与头等大事，因而无不对此格外关注、重视和在乎。
这次的春闲，按照唐朝的惯例，由礼部侍郎钱徽以“知贡举”的身份主持了当年的进士考试，而时任中书舍人的李宗闵以及右补阙(谏官)杨汝士则作为他的助手，也就是副考官参与其事。
熟悉唐诗的人想必都知道“钱起”这个名字，钱起与韩翃、李端、卢纶等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在当年的诗坛红得发紫，而我们这里所说的钱徽便是他的儿子。
如果说老子钱起是以写诗出名的话，那么，儿子钱徽则是以做官出名。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钱徽的清廉正直在当时的朝野内外是出了名的，据史料记载，唐德宗时期，钱徽于贞元初年进士及第，被派遣到湖北谷城县当谋士。县令王郑豪爽好客，挥金如土，喜欢结交三教九流，经常用公钱请客送礼，案发被革职查办。观察使樊泽负责处理此案，发现涉案的人很多，只有钱徽一文不取，在贿赂成风的官场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不禁大为叹赏，于是把他带在自己身边，任自己的幕僚，掌书记。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钱徽因言语有违圣旨，罢翰林学士，被降为级别较低的太子侍从官——太子右庶子、虢州刺史。当时宣武地区最高军事长官韩公武想结交朝廷官员，为自己日后提拔升迁拉关系，于是便拿出大批银钱送给各衙门的显要们，其中也悄悄送给钱徽二十万，但钱徽却执意拒绝了。当时有人劝他说，你又不是手握大权者，完全没有必要谢绝。可钱徽却摇着头，正色道:“接受别人馈赠，关键在是否合乎道德规范，而不在官职大小。”
仅此可见，在封建官场，钱徽真的是个超凡脱俗的“另类”。
但也正是因为是个“另类”，所以，他才会在历史上所谓的“长庆元年科考案”中出事。所谓皎皎者易污，自古皆然，细想想，这也是古今官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由于是长庆元年科考的主考官，在一般人看来，钱徽的权力很大，所以，这边科考还没开始，那边许多人便明里暗里开始活动，走后门拉关系，想方设法找到钱徽，想请他到时对某某应试者高抬贵手，另眼相看。
可想而知，若是普通老百姓无门无路，两眼一抹黑，绝对找不到钱徽，而能找到钱徽说情拉关系的人则显然绝对不是一般人，如段文昌就不是一般人，此公当时头顶上带着两顶官帽:一是西川节度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员;二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当朝的宰相，因而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政坛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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