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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战国时期：孟子、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 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 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释义：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
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
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扩展资料：
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释义：都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加给我的，而是我本身固有的）”（《孟子告子上》），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这即是孟子的“性善论”。
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
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丢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
对统治者来说，正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其忧乐；办每一件事情，都想着人民的疾苦，统治也变得举重若轻了。统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将无敌于天下。
他认为为政须行仁政，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别是那些统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实现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对庶民来说，虽然孟子所处的时代世道衰微，仁、义、礼、智“四德”沦丧，但这只是暂时的。由于人的本性善良，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对于四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那些“芸芸众生”、“匹夫匹妇”找回“四端”。
孟子强调先知先觉者应唤醒那些浑浑噩噩地沉溺于利欲之中的老百姓，将他们拉回到仁义的轨道上来。有了统治者和庶民两方面的性善，社会的彻底净化自然就不在话下。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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