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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魏晋南北朝期间，河南一直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这一时间段内，河南涌现出不少的人才，他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洪流中，时间也无法莫笑他们的光华与风采，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汉魏洛阳人才盛景
汉魏时期的洛阳作为都城，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班固、班昭兄妹在这里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科学家张衡在这里创制了浑天仪和地动仪;许慎写出起了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无神论思想家王充作《论衡》;蔡伦造出了“蔡侯纸”;华佗在这里悬壶济世。经学大师桓潭、贾逵、马融、郑玄、何休等在此着书立说、教书育人：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佛经。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张华的《博物志》、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等着作，都是在洛阳完成的。汉魏时期洛阳的文学家、思想家更如群星灿烂，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金谷二十四友”陆机、潘岳等，均为青史留名的一代风流人物。特别是左思的《三都赋》，人们竞相传抄，以致“洛阳纸贵”,传为美谈。
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国家分裂，军间混战，政治黑暗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学术形态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对儒家思想信仰的怀疑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促使魏晋玄学的出现，当时的士大夫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所谓玄学，就是把三玄结合起来，阐发其中的精义，构筑成一种新的思辨哲学体系。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创始者，阮籍是玄学的主要代表人，向秀、郭象进一步发展和传播了玄学。何晏(190~249)，南阳人，在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中失败，被夷三族。主要著作有：《道德论》、《论语集解》、《无名论》。王弼(226~-249),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人，曾任尚书郎，与何晏友善，着有《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
何晏和王弼二人在哲学本体论上主张“贵无”、“主静”。在认识论上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在政治上，二人均主张“无为而治”。主张个人要任其自然，逃避现实，这是当时残酷的政治斗城争现实在思想意识里的曲折反映。阮籍(210~263)，尉氏人，他行为怪癖放荡，以酣饮醉酒辞官。著有《阮步兵集》。他借酒谈玄，公开攻击名教礼法，装疯作狂，嘲弄封建礼仪。独立不群，啸吟山林，不阿权贵不拘礼法，崇尚自然的名士风度，在阮籍身上得到了完满的体现。
向秀(227~277)，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郭象(252~312)，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庄子注》《老子注》是二人合著之作品。二人以“独化”为核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生不由己，死不由己，富贵贫贱，兴盛衰亡都不由己。因此，人应当顺天安命，无为而治。他们追求的理想人生是逍遥的“至人”，这是在人世理想无法实现情况下的自我安慰。玄学以其饱蕴哲理的理论思辨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乐章，而这一乐章的核心精神是由河南人提出的。
洛阳太学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创建了太学。太学初建时，仅有学生50人。东汉时期，光武帝于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重建太学。太学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洛阳太学建成后屡加扩建，太学讲堂长10丈、宽3丈，讲堂门前立有“嘉平石经”共46块石碑。东汉中期以后，太学生人数大增，最多时达3万多人。这些学生大多是官僚、贵族、大地主的子弟，也有一部分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子弟。无神论者王充就曾在这所太学里读过书。
这仅是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名人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由于篇幅问题不在一一赘述，但他们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他们的著作以及一些思想有的一直沿用至今，是我们河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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