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一个跟随了他一生的好友，叫马正卿——关于马正卿，我们只能从苏轼留下来的诗文中寻找他的蛛丝马迹，如果不是苏轼，马正卿这个名字基本上不会留到现在。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马正卿，就没有“苏东坡”这个名字！
马正卿，字梦得，雍丘（今河南杞县）人，用苏轼的话说，他是一位穷书生。比如苏轼《东坡八首并序》中就说，故人马正卿是“穷士”，已经“从我二十年”。
苏轼贬到黄州是1080年，倒退20年，是1060年，3年前，苏轼中了进士——苏轼应该是在这个时候结识马正卿的。
苏东坡贬官黄州是在元丰三年（1080），倒退二十年正是嘉祐五年（1060）。
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眉山为母亲程夫人守丧完毕后，随同父亲苏洵再次回到京城开封，他们先在京城西冈租房居住，但由于京师消费高，为了节省开支，一家人又搬迁到京东八十里开外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居住。苏辙在《辛丑除日寄子瞻》一诗中回忆说：“居梁不耐贫，投杞避糠覈”——“梁”指开封，“杞”指杞县，就是描写他们一家人因为生活贫困因而迁到雍丘居住这一情形。
嘉祐五年（1060）八月，苏洵被朝廷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而作《谢赵司谏书》中，则说他“寓居雍丘，无故不至京师”。因而可以推断，苏轼、苏辙就是在居住雍丘期间认识了当地有名的“穷士”马正卿的。
之所以说他是“穷士”，是因为他是一位连给自己的祖父、父亲死后都没钱下葬的人。而且，马正卿的“穷”都让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大惑不解：“问人何罪穷至此？”一个人怎么可能穷到如此难堪的地步？《东坡志林》卷一《命分》有一条云：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者。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
苏轼的意思是说，马梦得和自己同年同月生，只比自己小了8天，而这一年月出生的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富贵之人。但是，如果二人比赛一下谁的命更穷的话，苏轼情愿将第一名让给马梦得。
元符三年（1100），苏轼北归时提到，他有一部名为《东坡志林》的著作还没有完成，是他元丰至元符近20年中的杂说史论，马正卿的“穷困”能被苏轼记录在案，可见晚年的苏轼在回忆中对马正卿的关注与思念。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二人同年同月生，而是苏轼认为在冥冥中，注定了他和马正卿的坎坷命运。
《东坡志林》卷五还有一条关于马正卿的记载：
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少时）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上，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正卿字梦得。（亦见《苏轼文集》，第2296页，“少时”二字，依《文集》补）
马正卿究竟有没有做地“太学正”呢？这里要先说一说“太学”，而说到“太学”，就有必要就宋代的教育制度多说几句。
宋代的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极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是名符其实的“贵族学校”。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始于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分斋教学”即“苏湖教学法”制订太学令，经义与实学并重。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
神宗时，扩建太学，除内舍学外，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学生名额达2400人，设80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王安石创立的“三舍法”，即在太学中分置外舍、内舍与上舍，建立了一套品德与学业兼顾、平时考查与升舍考试并重的升舍及诠选制度，以期将国家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统一于学校之中。
太学作为中央官学，也即最高的学府，下设“学录”与“学正”，仁宗时期，是从太学学生里面选举出学生担任“学正”与“学录”，因而所谓太学正，相当于学生干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包括第20日考校学生一次——马正卿就在此担任太学学正。
有研究者说1060年马正卿就是太学正并不合理，理由是马正卿连任官的资格还不具备，哪有可能可能担任太学正呢，哪怕太学正的官职级别再低。而这实际上，这是对宋代的学正这一所谓“官制”的不了解。仁宗时期的学正与学录，是从太学生中产生，至熙宁四年（1071）开始，也仍然是从上舍生中先举产生，每经有学正两人。只是到了熙宁末年，学正才由朝廷命官担任，同时，也用一部分上舍生和内舍生来担任此职。至此，才出现命官学正和职事学正的区别。命官学正三年一任，为正九品。
当弄清了这一史实，我们就可以肯定，马正卿在1060年即担任了太学正并不是没有可能，孔凡礼《苏轼年谱》将苏轼久等马正卿不至就在马氏书房的墙壁上书写杜甫《秋雨叹》诗句事，系于1060年的下半年，无疑是正确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了前面的“东坡云：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上，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正卿字梦得”之后，推测说：
苕溪渔隐曰：“子美《秋雨叹》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东坡所书者。云：‘雨中百草皆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着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青泣。’”
苏轼这看似无意间的书写，竟然让马正卿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在太学中，他的角色是一个校方主管与学生都不喜欢的角色，因而早就厌倦了官场哪怕是最高学府中的应酬争斗，当即辞官而去，回到家乡雍丘，固穷守节。
1061年制科考试毕，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签判，朝命即下，苏轼在十一月带着妻子王弗和襁褓中的苏迈，踏上仕途。
跟随苏轼一起到凤翔去上任的，就有刚刚辞掉太学正的马正卿。
马正卿的“穷”，恐怕当时不仅仅苏轼这么认为，他的弟弟苏辙在神宗熙宁六年（1073）至熙宁九年（1076）期间担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在那时，他写有一首《赠马正卿秀才》诗：
男儿生可怜，赤手空腹无一钱。
死丧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归黄泉。
徒行乞丐买坟墓，冠帻破败衣履穿。
矫然未肯妄求取，耻以不义藏其先。
辛勤直使行路泣，六亲不信相尤愆。
问人何罪穷至此，人不敢尤其怨天。
孝慈未省鬼神恶，兄弟宁有木石顽。
善人自古有不遇，力行不废良谓贤。
在这首诗中，苏辙对马正卿是既同情又调侃，既可怜又钦佩——他的确没看错，马正卿虽然穷困潦倒，形同乞丐，但他气节凛然，是位不可多得的贤良之士。
元丰二年（1079）七月，正在湖州任上的苏轼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被逮捕，他的政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经过诸多大臣包括王安石、范镇、张方平等人在内的营救，以及皇帝的略示惩戒与有意袒护，苏轼在监狱里蹲了103天后，腊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在除夕前结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的县武装部副部长。官不大，“签单权”也被剥夺了。
结案后立刻押解上路，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他到了黄州。
孤身一人的苏轼暂时借居于定慧寺中。他和僧人一起吃饭，有时候徐太守会以酒席相邀，长江对面的朱太守也会送一些酒食给他，这段日子，因为得到朋友的照顾，他的心情还是不错。以至于后来的朱熹在看到他出狱后写的两首诗时，还认为苏轼竟然没有一点“自新”与“克己”的意思。
苏轼那首著名的《卜算子》“寂寞沙洲冷“，就是在定慧寺里写的。
这是苏轼人生阶段的另一个开始。
这一年，他44岁。
苏轼自己回想这段经历，认为自己就像旋转着的磨盘上的一只蚂蚁，也像风中飞舞着的羽毛，身不由己，不知所止……
从监狱中活着出来，他真正开始思考人生了。
等苏轼的家眷到黄州时，满满一大家子人，他的二儿子苏迨12岁，小儿子苏过10岁，几年后离开黄州时，这两个孩子都可以讲一口的当地话。
由于太守的礼遇，他和家人可以暂时借住在临皋亭——这本来是一座江边的驿亭，过往的官员，可以在此小住，换言之，这是一个官办的简易招待所。
一家老小十几口人的到来增加了苏轼的欢乐，也加重了苏轼的生活负担，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才到黄州不久，苏轼的好友李常就在去安徽的路上特意来这里看他。在写给秦少游的信中，苏轼说：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桔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细读这封信，大致可以想见苏轼的黄州“苦中作乐”之生活。
孔凡礼《苏轼年谱》，把李常来黄州看苏轼这件事，放在元丰三年（1080）的十一月，此时，苏轼已经安顿好了一家人的生活。
从给秦观的信中可以看到，关于每天的开销，苏轼想了一个办法，即每个月只能花掉四千五百钱，先将这四千五百钱分成30个竹筒，每天只允许花一百五十钱，每天早晨用竹竿从房梁上取下这一百五十钱作为一天的费用，如果稍有剩余，就把这些钱放到另外一个大竹筒中，以备招待朋友之用，如果不够，也只能熬过这一天。
方法虽然有效，但对于既失去了俸禄又没有额外收入的苏轼而言，这绝对不是长远之计，家里的两个男孩又一天天长大，苏轼有首诗，诗里说：“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意思是，我本来是靠写文章赚钱的，但现在，文章也不敢写了，怎么办？苏轼的心情与生活状况，可谓糟糕到极点。
临皋亭现状
虽然苏轼的人缘很好，到了黄州仍然得到诸多人的照顾，黄州太守徐君猷对他特别照顾，经常会带着食物和酒来慰问困乏中的苏轼。一个姓潘的酒商也会将上好的酒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但最紧迫的关系到一家的生计问题，还是由马正卿帮着解决的。
元丰四年（1081），苏轼将自己希望有一块土地的愿望告诉了马正卿，热情的马正卿想法设法，跑了许多部门，终于为苏轼申请下来城东的一块废弃已久的50亩旧营地——这就是东坡!
苏轼不仅可以在那里开垦和种植，还可以修筑起居室，让他们一家人终于有了安居之地。
有了土地的苏轼，带头手持铁锹、锄头、推起小车等工具，整治这块早已荆棘丛生、贫瘠荒芜的旧营地，这位诗人成了身体力行的拓荒者、耕种者。他修了一个蓄水池以便在雨季将雨水储存起来，在烧荒的时候则发现了一口废弃的水井，种了柳树、桑树，他还挖了一个池塘养鱼，从邻里那里要来各种果树苗以及花草，渐渐地，东坡农场有了模样了，因为这是黄州城东门外的一块山坡地，苏轼就把房子造在山顶上，茅亭下面就是雪堂，雪堂前面有五间房子，这是他到黄州后两年即元丰五年（1082）二月大雪纷飞中竣工的——他为自己的居室取名“雪堂”，并亲自在门楣上书写了“东坡雪堂”四个大字，他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叫《雪堂记》，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他为什么将这间屋子取名为“雪堂”，以及他对雪堂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
苏轼本人也开始自称“东坡居士”。
“居士”除了指信仰佛教、在家修行的人以外，有德才而隐居不仕的人也被称为“居士”，唐宋以来，文人雅士多以“居士”自称，以示清高。比如李白自称“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以及后来的李清照自称“易安居士”等等。
但苏轼的“东坡居士”，应该是介于信仰与隐居两者之间——他既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也不是离世高蹈的隐居者，他只是在东坡这里暂居的一个读书人。
而从历史渊源上说，他所说的“东坡”，又是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忠州（今重庆忠县）东坡垦地种花的旧事——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身为谏官的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但被认为是越职言事，被降职为江州司马，又迁为忠州刺史。忠州城东有一山坡，白居易于公事之余就常到坡上植树种花。以“东坡”为题咏对象，白居易写下了诸如《东坡种花》的“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种树》的“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以及《别东坡花树》的“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足见白居易与“东坡”结缘之深。
苏轼和白居易虽然相距265年，但宦海沉浮，却使得苏轼认为自己和白居易命运相似，因此，偶尔也把白居易作为自己的前身。如在《去杭州》一诗中就说：“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所谓“衰朽”，是苏轼自喻，“前贤”则指白居易。
苏轼此时的境遇和生活，颇类似于当年白居易谪贬忠州时的状态，因此自号“东坡居士”，极为切合。此时，苏轼在46岁。而以“东坡居士”作为自己的别号，后来盖过了他的本名。
苏轼以东坡为题，一口气写了八首组诗。诗前有小序：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
家童烧枯草，走报暗井出。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自昔有微泉，来从远岭背。
穿城过聚落，流恶壮蓬艾。
去为柯氏陂，十亩鱼虾会。
岁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块。
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
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
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作之。）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
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
十年何足道，千载如风雹。
旧闻李衡奴，此策疑可学。
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灊岳。（李公择也。）
遗我三寸甘，照座光卓荦。
百栽倘可致，当及春冰渥。
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一亩竹，无时客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従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苏轼诗集》，第1079-108页）
《东坡八首》的最后一首，就是苏轼专门写马正卿的：马正卿跟了他20年了，一直希望苏轼能大富大贵，好能从苏轼那里分一些财富，但是不曾想的是，反倒是苏轼拖累了马正卿，让马正卿为自己的生活操心。苏轼打比喻说：马正卿希望跟着他发财，就好比是从乌龟背上刮毛想织成一个大毯子一样！可是，马正卿仍然认为苏轼是一个贤人，哪怕再多的人取笑苏轼，马正卿也不曾改变他对苏轼的看法！而苏轼则真的希望将来能够涌泉相报这份恩情。
苏轼对自己诗中用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一句甚为得意，在写给王巩的信中，他说：“可以发万里一笑也！”
同一年，苏轼在《书孟东野序》中说：“元丰四年（1081）与马梦得饮酒黄州东禅院，醉后颂东野诗云：‘我亦不笑原宪贫’，不觉失笑！东野何缘笑得元宪？遂书以赠梦得，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这里所说的原宪，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但也是贤人中最贫困的一个。《庄子》杂篇《让王》有一段故事：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苏轼所以失笑，是因为孟郊也是穷人，一个穷人笑话另外一个穷人，岂不是笑话？就像苏轼说的，他和马正卿两个人都是“穷士”，谁比谁更穷呢？因而，苏轼奋笔书写孟郊的《伤时》诗赠予马梦得。因为这个时候的苏轼，比谁都更能体会到孟郊在《伤时》诗中感叹的“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
苏轼白天就在田里劳作，晚上则饮酒、读书，或者给朋友写信。他在写给李常的信中说：
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苏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这已经不是李常第一次来黄州看他的样子了。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受命移汝州，离开了居住生活了五年的黄州；元祐元年（1086）被招回朝，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登上了政治生活生中的顶峰。
然而，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59岁的苏轼再遭政治挫折，被朝廷由定州（今河北定州）知州贬官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路过雍丘，他特意去找正在雍丘做县令的米芾，托他照顾自己的老朋友马正卿。给米芾的信中说：
出城固不烦到，复得一见，幸矣。微疾想不为患，余非面莫究。（《苏轼文集》，第1780页）
苏轼的意思是，你不必出城接送于我，最好是能见上一面，身体有些小问题，不大，因为有些事，只能面说。
我猜，应该是将已经上了年纪的马正卿托付给米芾照顾吧。此前，苏轼已经提到了马正卿：“梦得来谈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同上，第1779页）
苏轼路过雍丘时，书赠马正卿一首小诗，题目为《初贬英州过杞赠马梦得》：
万古仇池穴，归心负雪堂。
殷勤竹里梦，犹自数山王。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20字，蕴含却极其丰富，寄寓了千言万语。
仇池山位于甘肃省陇南地区的西和县，四面陡绝，山上可引泉灌田。诗的首句“万古仇池穴”直接引用了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中第十四首中的诗句。杜甫原诗是：“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苏轼《和桃花源》诗前有序云：“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苏轼所以如此说，也许是马正卿在雍丘似乎已经觅得一个好地方，归隐田园，可以安心颐养天年了，而自己却还在官场奔波，辜负了马正卿当初在黄州帮助自己搭建雪堂时的一片苦心，既是歉疚，也是自责。而如今，黄州的东坡雪堂，也是回不去了。
末句的“山王”，指竹林七贤里的山涛和王戎——“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魏正始年间（240-249），七人常聚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竹林之下，饮酒赋诗，肆意酣畅，竹林七贤最后命运各不相同，嵇康40岁时被司马昭处死，山涛、王戎则投靠了司马家族，后人认为山涛和王戎二人实在有辱“竹林七贤”的清名美誉，颜延之作《五君咏》，虽然是说竹林七贤，但却以山涛、王戎显贵的理由而不予列入。东坡诗中的“数”，指责、数落。
依诗意，前两句叙述马正卿，后两句，则是说自己虽然仍在官场，但绝不会像山涛、王戎那样变节。
这首诗是他在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最后一次与马正卿的文字记录了——至此时，他与马正卿的友情，持续了34年！
除了马正卿为苏轼要了东坡这块地以外，还有一个人，附带在此一提。
此人为蔡承禧（1035-1084），字景繁，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父蔡元导同登进士，与苏轼兄弟亦为同年。历官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理参军、知雩都县（今江西于都县）、神宗熙宁八年（1075）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等，十年（1077），加集贤院校理、开封府推官、判官，灵州战役前，因反对以太监李宪主兵权，被出为淮南计度转运副使，办公地点在楚州（今江苏淮安）。他以“决事明敏”见称，颇有政声。
“转运使”一职，唐代所置，掌粮食财货的转运，有“都转运使”和“转运使”，职务大体相同；宋朝设“都转运使”和“转运使”，掌经度一路或数路财赋并有督察、刺举地方官吏的权力，后又兼理边防、治安、钱粮，成为州府以上的一级行政长官，因而很有实权。
北宋初置淮南道，以南唐的淮南十四州为主体，领扬、泰、通、楚、滁、和、濠、庐、寿、光、蕲、黄、舒、安十四州，以及汉阳、信阳二军。熙宁五年(1072)，分淮南为东西两路，东路仍治扬州，西路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黄州，正在蔡承禧的管辖之内。因而，苏轼应该得到他很多的照顾；同时，蔡承禧也会委托别人照顾他这个同年。
《苏轼文集》收了写给蔡承禧的信有14封，都是在黄州时所写。从第三首和第五首来看，蔡承禧曾经来看望过苏轼，第三首说“又者又遂一见，慰幸多矣”；第五首说“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复来，当在明年秋矣”，都可以看出蔡承禧对苏轼的关爱。第八首说的更为明确：“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谓公顾待如此，当何以为报？冬至后，便杜门谢客，斋居小室，气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劳，以增永叹。春间行部若果至此，当有少要事面闻。”所谓“行部”，即是巡行所属部域，考察政绩——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黄州当时正在蔡承禧的管辖之内。因而我还有一个猜想，马正卿出面能够替东坡要到一块废弃的旧营地，除了几个当地的官员和苏轼的关系不错，说不定和蔡承禧大有关系，因为苏轼写给蔡的第一封信，就说“自闻车马出使，私幸得托迹部中，欲少布区区，又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能够在蔡承禧的管辖之内，苏轼自认为是幸运的。
在元丰六年（1083）五月，苏轼写了《南堂五首》诗、画了一把扇子寄给蔡承禧，在信中，苏轼这样写道：
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敞便夏，蒙赐不浅。胊山临海石室，信如所论。（《苏轼文集》，第1663页）
向须画扇，比已绝笔。昨日忽饮数酌，醉甚，正如公传舍中见饮时状也。不觉书画十扇皆遍，笔迹粗略，大不佳，真坏却也。适会人便寄去，为一笑耳。（同上，第1664页）
在临皋南畔所添的三间房子，原来是蔡承禧帮着建起来的，苏轼将它命名为“南堂”，并且作了五首一组的七绝：
其一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其二
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却未华。
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
其三
他时雨夜困移床，坐厌愁声点客肠。
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
其四
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
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
其五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南堂虽然只是瓦屋三楹，但苏轼将它做了书斋、丹室、客厅和卧房。在新落成的南堂里，苏轼看江上往来的白帆，在那里写字，在那里听雨声，在那里接待客人，在那里睡觉，处处显示出无比的惬意，他将诗和画都寄给了蔡承禧，以示感谢。
而此时的蔡承禧却遭遇不幸，他的女儿不幸得病死了，第二年，他自己也死了。
《苏轼文集》卷六十三，收有苏轼作《祭蔡景繁文》除了夸奖他在愿意配合的成就，特别说：“我迁于黄，众所远摈。惟子之故，不我籍辚。”（第1947页）“籍辚”，本作“辚籍”，辗轧、践踏的意思。苏轼说，当他来黄州的时候，没有人敢靠前，但蔡景繁却没有落井下石，因而无限感念。
随后，苏轼离开黄州。
《舆地纪胜》 卷四十九黄州《东坡》条记：“（元丰）七年移汝州。去黄之日，遂以雪堂付潘大临兄弟居焉。”明确地记载，苏轼离开黄州时，将雪堂托付给潘大临兄弟。然而，“崇宁壬午（1102）党禁既兴，堂遂毁焉。”也就是说，在苏轼去世的一年后，因为党禁的原因，最早的雪堂就被毁掉了。然而，陆游在《入蜀记》中，明明记录他到黄州时曾经看见的雪堂的样子：“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这个雪堂，应该是在解除党禁以后神霄宫道士李斯立重建的吧？
宋代的周紫芝在《太仓稊米集》卷三十五里也提到了后来的雪堂：
苏内相在黄冈，尝从桃花寺僧觅茶栽，移种雪堂下。余始至此，会岁且暮。明年春，得新芽试之，色香味俱绝，不减湖越二品，宜其见赏于此老人也。人言雪堂今已鞠为馆驿，茶盖可知矣。
周紫芝对苏轼的雪堂遗址变为馆驿感到惋惜的同时，也慨叹那棵茶树的命运。
作者：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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