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旅行史（二）：孔子拒绝为颜回卖车 隐藏着怎样的旅行偏见？

从古至今，中国的旅行和旅游业都与中国的交通运输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在旅途上所花费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交通工具的行动速度，因此中国古代的行旅方式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持续演进。由于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中国古人所选择的出行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概括来说大约有以下4种方式：徒行、乘畜、乘舆(即乘轿)、乘车。

一、漫长而艰辛的徒行时代

在中国的氏族部落时期，尽管人类已经能够制造各种各样便捷的工具，但是在出门旅行方面依然长期依赖徒步。《山海经·海外北经》之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夸父逐日”的故事：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虽然夸父追逐太阳并非是为了旅行，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之中看出远古时代独自旅行的生活情境。在当时，和夸父一样手持拐杖狂奔于“大野”的情况可能屡见不鲜，并且长期以来都是远古人民路上旅行的真实写照。

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之后，中国先民们终于发明了以畜力作为主要动力的车辆，这是中国出行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变革。据《世本》记载，车辆由夏朝初年的薛国人奚仲所发明，后世也有诸多资料进行佐证，如《左传·定公元年》声称，奚仲在夏朝担任“车正”之官，因此以畜力作为动力的车辆出现在夏朝早期应该是确凿可信的。

不过问题在于，车辆出现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中，徒步旅行依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甚至到清朝末年较为先进的汽车、火车等近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后，清朝绝大多数位于生活底层的老百姓依然只能选择徒步出行，可见除了交通工具的进步之外，社会阶层的制约也在影响着古人的行旅方式。

举例来说，“颜回之死”这一事件就能够看出古人出行方式与身份地位之间的密切关系。颜回是孔子最为喜爱的弟子之一，位列孔子72门徒之首，可是颜回去世之后，颜回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想要让孔子卖掉自己的车舆安葬颜回的时候，孔子却坚定地拒绝了。事后有弟子问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孔子回答说：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有人认为孔子不给颜回买棺材并且还找借口是儒家文化“虚伪”的表现，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品味孔子的回答，就能够发现孔子可能确实有自己的苦衷。孔子之所以强调如果自己徒步出行，就违反了“礼”，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必须乘车的缘故。而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王制》也曾经提到：

“君子耄老不徒行。”

而“耄”指的大约是80岁以上的老人，这是一种以年龄来划分乘车界限的礼法规范。

而在《列子·力命》之中，北宫子和西门子之间的一番对话也真实的展现了贫富之间出行方式的悬殊差别：

北宫子谓西门子曰：“……朕衣则褐，食则粢粝，居则蓬室，出则徒行。子衣则文锦，食则梁肉，居则连欐，出则结驷。……子自以德过朕邪?”西门子曰：“予无以知其实。汝造事而穷，予造事而达，此厚薄之验欤?而皆谓与予并，汝之颜厚矣。”北宫子无以应，自失而归。

可见当时北宫子的“出则徒行”与西门子的“出则结驷”之间反差极大，因此总结来说乘坐马车出行一直是上层社会所流行的出行方式，而徒步旅行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下层百姓的出行方式，两者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样，在中国古代出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不过，随着社会身份的变化，有些原本“徒步出行”的平民也有可能获得乘坐车辆的权利，比如战国时期著名战略家苏秦，当初他带着自己的满腔学问去进谏诸侯国君王的时候，往往是“羸腾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但是一旦他的学说得到诸侯王的支持，他却摇身一变，身挎六国相印，拥有“车百乘”，经过洛阳时就连周天子也畏惧不已，急忙派人给苏秦打扫道路。

古代徒步旅行的生活尽管充满了危险，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古代的诗词文献之中感受到古人徒步旅行生活中的另一番享受。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经在《晦日寻崔李封》留下了“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的感叹，而唐朝中期诗人贾岛在《送贺兰上人》之中也有“远道擎空钵，深山踏落花”的描述，在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之中，都透露着古人对徒步旅行特殊意境的赞扬之情。

二、五花八门的乘畜出行

战国时期，骑兵在军队之中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盛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骑乘形式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古代交通业的重大进步。

西汉时期，骑马出行的方式已经相当普及，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甚至在西汉时期，骑乘马匹的平民往往会因为太过拥挤而不允许参加日常聚会。西汉著名文学家王褒在《出塞》之中留下了“青山看古垒，系马识余浦”的五言绝句，可见汉代之后骑马远行的方式已经相当普遍。

除了马匹之外，还有一种更加亲民的骑乘牲畜——驴，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籍被司马懿任命为东平相，于是就骑驴前往东平(今山东东平)郡上任。如果从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来看，从洛阳到东平足有千里之遥远，因此“骑驴”的方式已经在魏晋时期被运用于长途旅行之中。自唐以来，文人雅士们多有骑驴出行的记载，如李白曾经在华阴县骑驴出门旅游，而杜甫也在《上韦左承丈》中自称“骑驴三十载”，因此唐代以后两人的骑驴图曾多有流传。

当然，普通的耕牛在牲畜资源缺乏的时候也可以成为骑乘工具，如《东观汉记·世祖光武》记载，新王朝末年刘秀举兵反抗王莽军队的暴政时，曾经“骑牛与俱，杀新野尉后乃得马”的记载，也就是说刘秀起兵于宛城，南北征战数十场战役，竟都是骑在牛背上指挥战斗的，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骑牛出行在古代生活之中并不算一个特别稀奇的现象。

除了战乱因素之外，有的时候本地不产牛马的偏远地区，人们也只能选择骑牛作为出行方式，比如宋代《太平御览》记载，南北朝时期的琼州(今海南岛)并不产牛马，因此当地人善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之衔勒，可骑着即自小习其步骤，亦有稳快者。”骑牛平稳人们都众所周知，但是在海南地区人们却能将黄牛骑得又快又好，可见当地人对于畜力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三、劳民伤财的乘舆(乘轿)出行

篮舆，是古代人发明的一种人力交通工具，后来发展为“轿子”，相传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出现了原始的人力轿。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水患曾经奔走四方，“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旅行方式也经历了多种变化，其中就有“山行乘檋(ju二声)”的记载，所谓“檋”就是当时的一种使用竹木搭建起来的小型抬轿。

不过现今为止我们所能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出土于春秋晚期的固始侯墓地之中，在出土的器物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肩舆三乘”，这种肩舆的舆顶、抬杠等都保存得十分完整，并且在肩舆还铺设了竹席，在肩舆的两侧还设有帷帐，充分考虑了乘坐着乘舆时的舒适性。后来，“肩舆”一词传入民间，由于这种轿子多使用竹木制作，因此民间又将其称之为“篮舆”。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过去的制度禁止百官乘坐“舆担”出行，是因为宋太祖担心这样做会“劳民伤财”，但是自从宋朝中期开始，随着辽、西夏地区战事频繁，道路险阻之下官员出行多有不便，于是“(皇帝)百官乘轿，王公之下通乘之。”

通常来说，轿子由于使用人力进行驱动，尽管在乘坐舒适性上有较大改进，但是相比于其他旅游方式来说，这种方式只适合在山地等崎岖不平的道路行进;另一方面，虽然乘“轿”非常适合山地旅行，这却要以抬轿人的辛苦劳累作为代价，是一种极耗民力的交通工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统治阶级剥削人们的一种工具(官府徭役)。

四、日行千里路的乘车出行

自从奚仲造车开始，乘车旅行就成为了封建王朝统治阶层和上层贵族的主要出行方式之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人的先祖曾经为周穆王驾车，使用“骏骥之驷”，前往西方极远之地进行游历，通常“乐而忘归”，后来因为西周东方的国土发生严重的叛乱，于是“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后来“一日千里”就成为了马车速度的标准要求。

早期用于旅行马车除了注重速度之外，还特别注意马车的舒适度与安全性。以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铜马车来看，当时的马车已经分为前舆和后舆两部分，其形制类似于古代文献之中的所记载“辒辌车”。所谓“辒辌车”是一种车厢空间极大，可以供旅人躺卧睡觉的马车，在远程旅行之中可以给予乘客足够的休息空间。

宋元时期，民间出现了名为“太平车”的旅行马车，这种车辆是当时民间普遍使用的旅行车辆，而《水浒传》杨志押送生辰纲所使用的正是该车：

“着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拨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

这种太平车的行驶速度十分缓慢，每日能够行走的里程不超过30里，并且遇到雨雪天气更是停滞不前。

北宋灭亡之后，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之中详细记载了这种“太平车”的样式：

“东京般载车，大者曰‘太平’，有厢板而无棚盖。”

这种大车往往需要驴骡20头或者耕田7头耕牛作为动力在车前进行牵曳。更加具有创造力的是，在“太平车”的后部还栓有两头驴骡，这样在太平车下陡坡之时，可以使用反作用力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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