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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40年代初,叶公绰勉励张大千在艺事方面应「开径独行」,担负起创变传统绘画的重任,最终促成大千敦煌面壁之行。经过两年七个月积极地学习,大千一共临摹了约276幅作品,使他突破了宋、元画风的限制,上溯唐代、北朝高古的气息。此后大千的艺术思想、创作手法产生重大转变,例如:重视佛像与人物画、重视线条、追求复古的勾染、变小巧为伟大、变苟简为精密、女人都变为健美等等,开创出精丽、雄健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本次展出《摹释迦说法图》、《摹榆林窟唐菩萨立像》、《摹宋代伎乐》等人物画,体现其生动、流畅的线描,浓艳、端庄的色彩,精神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佳作不仅再现了古代壁画的神韵,同时也见证大千如何化古为新,独辟蹊径。
1949年末,时任国民政府副总统陈诚受蒋介石指派,亲命二十大队二中队长黄庭简,火速派飞机送已经在台湾的张大千飞返大陆成都,务必把张大千遗留在成都的字画古玩等艺术珍藏品抢救出来。
第二天清晨,张大千携带78幅画赶到机场,其中62幅是敦煌壁画现场临摹画,16幅是个人收藏的古画,其中,飞抵台湾后,62幅敦煌壁画现场临摹画全部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管。
1951年,张大千因须携带敦煌壁画临摹摹本前往印度举办展览,又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出这62幅摹本,后转辗香港,阿根廷,巴西等地,终于在晚年还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考证许多摹本是在巴西期间补上了签名和印章。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除带出大陆的这批外,其余的200多件则留在成都。1953年1月19日,按照大千先生的叮嘱,其大夫人曾正蓉将百余幅壁画摹品无偿交由四川省博物馆代存。这批壁画摹品成了研究敦煌壁画和张大千绘画史的重要资料。大千先生曾经对其子张心智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临摹来的敦煌壁画,我一幅都没卖,其原因就是我早已决定今后要把这批摹品全部献给国家。”
张大千 摹敦煌莫高窟初唐藻井(第十七
西魏、北周以前,敦煌石窟多用醇厚的红色系画壁面及窟顶藻井。至初唐时期,始逐渐改用青、绿、白色搭配,形成明快澹雅的效果。本幅摹自敦煌研究院编329号窟。方形藻井中央画大莲花,周围改用汉式线描,画云中环迴翱翔的飞天,给人仰视天体运转之感。井内四角画对称花瓣,井外环以卷草、联珠纹等,精美再现初唐的时代特点。
张大千 摹敦煌莫高窟盛唐藻井(第28
所谓「藻井」,即屋顶内部用木材套迭出的井字形结构与彩绘花纹,故称「交木为井,绘以藻纹」。敦煌石窟没有木造结构,仅以彩绘图案装饰窟顶。时至盛唐,井心方形缩小,并多改用粉红、淡朱为底色。外框增加到四或五层,内框多画青、绿色卷草,外框多画牡丹、宝相花纹。此幅表现盛唐藻井结构的线描非常清晰,又注有配色,可见作画的程序。
摹敦煌西千佛洞第十一窟释迦说法图
张大千、张心德
本幅摹自敦煌研究院编西千佛洞9号窟。世尊作为主角,居中结跏趺坐,身形伟岸如山,右手举起持说法印,正视观者,神情肃穆庄严。二菩萨站立脇侍,著华美天衣与璎珞,望向世尊,凝神谛听。下方白描比丘等供养人九位,皆虔诚跪拜。人物头部比例稍大,胸膛与脸庞近饱满椭圆形却不丰肥,正是初、盛唐之际的造像风格,尽传原作神韵。
摹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七窟宋代伎乐
张大千
本幅摹敦煌研究院编327号窟佛座下方的伎乐菩萨。画中菩萨手持排萧,头身著各色珠冠、璎珞与彩带,透过深青色的背景帮衬,更显装扮华贵。两侧彩带彷彿随著音乐声舞动,在半空中划出大大小小的S形,既缠绕又舒展,既对称又活泼,适与仪态端庄、神情专注的菩萨相互衬托,渲染出画面的韵律感。
摹敦煌安西榆林窟第二十八窟唐菩萨立像
张大千、番僧昂吉
本幅摹自敦煌研究院编榆林28号窟。在原作中,菩萨与一位可能是阿难尊者的年青僧人搭配成组,共同作为佛龛内部佛塑像的脇侍。菩萨身朝龛内主尊,举双手合什敬礼。祂又面向左侧,彷彿正看著龛外膜拜的人,巧妙发挥联繫佛龛内外的作用。大千又更进一步发挥巧思,临摹时略去僧人,遂成一独立而精美的竹林观音像。
北魏须摩提女请佛因缘
张大千 摹敦煌莫高窟第二五七窟
所谓因缘故事,是指众生受佛教化的各种事迹。敦煌石窟的「须摩提女请佛因缘」,仅见于敦煌研究院编257号窟。大千于1943年摹其后半段,由左至右,表现佛弟子大显神通,各乘神兽飞来,最后与金刚力士一同簇拥释迦佛现身说法。虽未完成,已能准确掌握原作的造型和风采。他又尝试复原各种红、赭色系,搭配青、绿、白等色,再现原作鲜明、生动的气氛。此幅由张大千先生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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