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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新四军老兵，今年93岁，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有意义的历史时刻，我再次回忆起自己的抗日经历。
走上抗日路
我参加抗日活动是1939年秋，那时候我只有17岁，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浙江省主席黄绍撤到金华，他爱国主张抗日，提倡各地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1938年3月，余姚政工队成立，县长林泽为队长，郭静唐为副队长，郭吸收了许多热血青年为政工队员，同时接受了中共余姚县委的领导，因此政工队中70%都是中共党员，如王文祥、马青、余震等。
马渚车站自卫队后备队军训是余姚政工队策划的，除了军事教官外，指导员都是政工队员，我们穿的都是绿色军装，共有三个连120多人，除了军事教官教我们立正稍息，卧倒瞄准，夜间紧急集合，教导员还给我们讲抗战形式和唱抗日歌曲。1939年春天，日军经常到余姚马诸扔炸弹，警报一响，人心惶惶。军训一个月使我进步不少，就在那年秋天，我报名参加了县政工队战社团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纠察班，并担任班长，纠察班在我们夏港村有12人，队员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臂别绿色纠察班袖章，肩背着大刀，红缨枪，神气十足。
我们的宣传口号是“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我们的任务是锄奸除特，防禁奸商支敌。1938年至1940年余姚形式很好，战社团员发展到10万余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余姚政工队副队长长郭静被捕，林泽营救唐郭静无效，挂印辞职，政工队解散。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宁波、余姚相继沦陷，我们村变成了敌占区，这样的逆境下，我们怎么办？大家经商量组织了“高跷会”由赵银盛为会长，我为副会长，高跷会组织踏高跷、爬坟头拔田坎等活动，同时宣传抗日，很受青年欢迎，1941年秋，浦东部队分批到浙东，首战相公殿，打死打伤日军各八名，威震三北，后来又在阳觉殿战斗中打败日军三次冲锋，后由三北转四明。1943年秋，我村由高跷会改为“民兵队”，我为队长，赵银盛为副队长，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各种抗日活动。
1945年5月的一天，驻在斗门镇的日伪军渡过姚江到下岗村扫荡，抓捕民兵。我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立即通知全村村民占领前山的制高点，同时通知邻村村民兵前来支援，我们用土枪、手榴弹狠狠打击日伪军，同时高呼冲啊，杀啊，喊声震天动地，以此伪装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来支援。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我们发起了冲锋，日伪军狼狈逃窜，在渡江逃跑途中有的掉入江中，变成落水狗。
之后我们的后母被抓进去关在伪军监狱里，家里几乎被日伪军抢劫一空。半个多月后，后母被保了出来。之后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更加积极，反如抢粮中我们摆下了“十里梅花桩”，使敌人抢粮船只不能通行。后来我有担任了武装民兵连连长，我们会师摸潭，炮轰余姚南门，吓得日本鬼子缩在城内不敢动弹。我们的抗日战争一直持续到日本鬼子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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