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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新四军老兵,今年93岁,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有意义的历史时刻,我再次回忆起自己的抗日经历。
走上抗日路
我参加抗日活动是1939年秋,那时候我只有17岁,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浙江省主席黄绍撤到金华,他爱国主张抗日,提倡各地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1938年3月,余姚政工队成立,县长林泽为队长,郭静唐为副队长,郭吸收了许多热血青年为政工队员,同时接受了中共余姚县委的领导,因此政工队中70%都是中共党员,如王文祥、马青、余震等。
马渚车站自卫队后备队军训是余姚政工队策划的,除了军事教官外,指导员都是政工队员,我们穿的都是绿色军装,共有三个连120多人,除了军事教官教我们立正稍息,卧倒瞄准,夜间紧急集合,教导员还给我们讲抗战形式和唱抗日歌曲。1939年春天,日军经常到余姚马诸扔炸弹,警报一响,人心惶惶。军训一个月使我进步不少,就在那年秋天,我报名参加了县政工队战社团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纠察班,并担任班长,纠察班在我们夏港村有12人,队员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臂别绿色纠察班袖章,肩背着大刀,红缨枪,神气十足。
我们的宣传口号是“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我们的任务是锄奸除特,防禁奸商支敌。1938年至1940年余姚形式很好,战社团员发展到10万余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余姚政工队副队长长郭静被捕,林泽营救唐郭静无效,挂印辞职,政工队解散。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宁波、余姚相继沦陷,我们村变成了敌占区,这样的逆境下,我们怎么办?大家经商量组织了“高跷会”由赵银盛为会长,我为副会长,高跷会组织踏高跷、爬坟头拔田坎等活动,同时宣传抗日,很受青年欢迎,1941年秋,浦东部队分批到浙东,首战相公殿,打死打伤日军各八名,威震三北,后来又在阳觉殿战斗中打败日军三次冲锋,后由三北转四明。1943年秋,我村由高跷会改为“民兵队”,我为队长,赵银盛为副队长,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各种抗日活动。
1945年5月的一天,驻在斗门镇的日伪军渡过姚江到下岗村扫荡,抓捕民兵。我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立即通知全村村民占领前山的制高点,同时通知邻村村民兵前来支援,我们用土枪、手榴弹狠狠打击日伪军,同时高呼冲啊,杀啊,喊声震天动地,以此伪装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来支援。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我们发起了冲锋,日伪军狼狈逃窜,在渡江逃跑途中有的掉入江中,变成落水狗。
之后我们的后母被抓进去关在伪军监狱里,家里几乎被日伪军抢劫一空。半个多月后,后母被保了出来。之后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更加积极,反如抢粮中我们摆下了“十里梅花桩”,使敌人抢粮船只不能通行。后来我有担任了武装民兵连连长,我们会师摸潭,炮轰余姚南门,吓得日本鬼子缩在城内不敢动弹。我们的抗日战争一直持续到日本鬼子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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