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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壮
梁平的姓名里本身便藏着一部“双城记”：一字为姓、一字为名，既有山梁的奇崛险要、又有平野的开阔舒朗，五五分成并在一起，拆不散、扯不开，谁离了谁都不再是原本的意义和形象。这名字似乎同诗人本尊的人生轨迹有所呼应。说不上什么预言暗示冥冥注定，这不过是对汉字自身的把玩、是诗的联想；当然转回头来，也的确为诗的论说者如我，提供了某种开启话题的便利：梁平生长于重庆，后来转去成都工作定居。一边是魔幻山城、一边是平原天府，一头是青春、一头是中年，西南大地上的双城连线呼应着人生逆旅的斑驳行踪，确乎有几分诗的况味潜藏在里面。在那首常被提及的《回家》中，梁平这样写道：“和别人不一样，我在两者之间无法取舍。/从成都到重庆说的是回去，从重庆到成都说的也是回去。/路上留下的表情，/归去和别离都是一样。//城市固然清晰，我现在的身份比雾模糊。//成都有一把钥匙在手，/重庆有一把钥匙在手，/往往一脚油门踩下以后，人在家里，手机开始漫游。”两面都是“家”，说起来都是“回”，但“回家”一事的概念辨析却出现了某种混淆。进而可以想象，“回家”动作的行为主体也会面临某种更深刻、近乎本质性的混淆与犹疑：“家”难道不是唯一的吗？“回”的指向性不该是不可逆的吗？如果“家”有两处坐落、“回”有两种方向，那么“家”真的存在吗？“回”还能回得去吗？甚至还可以进入某种更通达的境界：“家”一定要被世俗逻辑上的人生坐标所限定吗？“回”必然就得通向百度地图界面上那扇看似越来越大实则越来越小的地标“窄门”吗？生命，以及与这有限生命相关联着的一切，或许本不必如此狭窄。
因此，重庆是家、成都是家，华夏大地及其上镌刻着的历史文化是家，诗的语言和形式同样是家。这是诗人的清朗与博大。以上这些，我从《家谱》一书中读到了一集三册，梁平把他的诗作分为“为汉字而生”、“蜀的胎记”和“巴的血型”；从题材的基本分割来看，“巴的血型”主讲重庆，“蜀的胎记”集中写四川（尤其是成都），“为汉字而生”则涉及到中国大地的不同区域、不同地理，显然与诗人这么多年来的种种交往游历相关。就此而言，《家谱》似乎可以看作是梁平的一份生命地图册、一本空间版的日记，但《家谱》的空间意义绝不局限在此，因为这些错落纷杂的空间情境背后，大都有一个坚实而生动的“我”出现——诗人主体同无限空间发生着关联、产生了互动，这空间深刻地浸透甚至塑造了写作者的形象、灵魂、经验和语言。由此，人之所在成其为家，“家”字堂皇地登上了书名、统领起三册走南闯北的诗篇。
《家谱》中的一些作品，在诗人此前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乃至更早的作品集里出现过，但当它们被集中分类、并排放置在一起，立刻呈现出了分明的精神轮廓和意味颇深的总体性结构图景。倘若将《家谱》一书看作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本、并借用热奈特叙事学理论里的一组概念，第三册“巴的血型”在“叙事时间”上被置于尾部（出现在书的最后一册），但其“故事时间”却是处在开头（重庆最早同诗人的生命发生关联），整本书的情感逻辑因此近乎倒溯——不妨将此也看作是一种“回家”。这一册里的作品，在重庆的历史掌故、城市景观与诗人的生命形象间不断切换穿梭，具有格外动人的本真力量。开册一首《巴蔓子》，年代直推到东周，讲巴国将军蔓子借楚兵平乱、事毕以头留城、“疆土不可分……一死以谢食言之罪”的故事。这是遥远的历史，与重庆在史书上留下的最早印记有关，它同样塑造着今日重庆的精神姿态：“巴将军蔓子，/在这个城市成为亘古的骄傲，/城市徽章，依然美丽挂在他失血的胸前……巴蔓子将军活着，/成为这个城市的灵魂。”巴国在历史里的这次亮相，至今支撑着当下的重庆、标识了“重庆灵魂”的归家溯源之路。接下来，便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丰都》涉及诗人的祖籍，梁平在这里明白地写到了“回家”，“老家的路，指向我的每根肋骨”。这种指向流淌在一代代的血脉里：儿子第一次偷偷喝酒，是在去丰都郊游的客船上（多么可爱又有深意的细节）；对于“我”，则与祖父坟头青草摇曳的想象有关，“相信有一天我回到老家，/在人群中能准确地指认，/就像他，在坟前石碑上对我的指认。”这就是被生命最初时光锁定的“故乡”，游子们“从四面八方来这里报到”，并且“回家和外来的都取消了座次”（《丰都》）。于是，一把剪刀“从名词剪成年代”，也剪出了“我的年轻、年迈的祖母”（《剪纸》）；五里坡那间早已消失的茅屋里，有少年曾与高加索山上的涅克拉索夫撞个满怀，“挖地三尺，/我和那个俄国人，/还在煤油灯下，一火如豆”（《五里坡》）。天官府、较场口、白公馆、磁器口、朝天门……诗集里出现的这些，都是典型的重庆标识；而最终，与这城市有关的一切化作了诗人自身的精神姿态：“在窗前看江水变换颜色，/是我的唯一嗜好。/以不变的姿势，/看变化万千的江水。…………我成为江上，/一朵晶莹的水花，/所有的眼睛，/在窗台上清亮了”（《窗台》）。
《蜀的胎记》一册移步成都，同样显示出诗人在空间的眺望、触摸中，不断叩问自我身份的尝试。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乃“是我家族的印记”（《说文解字：蜀》）；龙居山的古银杏寄托着“花蕊夫人亲手植下的情愫”，蜀王旗固然降下，但“银杏幸存下来，/幸存了西蜀远去的风姿”（《龙居古银杏》）。除了历史，还有近切的：“门口的路改成八车道，/诗歌只能从背后绕道而来，/破坏了原来的分行。//原来的长句在楼梯上打折，/抒情不受影响，短短长长，/意象行走在纸上。//……门牌换了，诗歌还健在”（《红星路二段85号》）。至于《为汉字而生》一集，笔墨更加恣肆、脚步更加潇洒，无数个梁平在广袤国土的各各角落里与山河相互打量、相互灌酒：“从来帝王离我很远，那些陵，/那些死了依然威风的陵，/与我不配……在南京，烈性的酒，/把我打回原形，原是原来的原，/从那里来回哪里去，/没有水的成都不养鱼，/就是一个，老东西”（《南京，南京》）；“古燕国的那个少年，/在邯郸桥边生硬的比画，/滑稽了邯郸学步。/我的一个踉跄，/跌了眼镜。/庄子被破碎的镜片扎疼，/挤进人堆里，/与我撞个满怀”（《学步桥遇庄子》）；“几匹快马疾驰而来，/围着我撒欢。/……马背上的年龄，/是我幼年，在幼儿园大班”（《马背上的哈萨克少年》）。还有对历史的地理学勾勒，《红原》、《达维会师》、《懋功议事》、《猛固铁索桥》等多首，与红色革命的典故有关，皆以极富细节感的叙事想象结合真实空间景象写出，可谓鲜活生动。而在目不暇接的行走观看之后，越发清晰的，依旧是那个“我”。如其《再上庐山》里写到的那般，沉舟侧畔，当“一千个达官贵人的闲话，/一千零一个闲云野鹤的佳句，/一万种走路的姿势”都已飘摇远去，突显并且存留的，终究是那位在（也许有些负载过重的）山河图景及其表意背后保持沉默的诗人：“不如像我，清冷地坐落一酒家，/温壶酒，烤几条深涧里的鱼，/然后在苍茫里，/与山交换八两醉意。”
二
独坐酒家、保持缄默、与群山交换醉意，这是山河野趣，亦是某种精神负重状态下的诗意反应（它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诗意生发机制）。这种负重，显然已不仅仅与空间的拓宽有关，更与时间的延长密不可分。“时间”，这是继“空间”之后，打开《家谱》一书的另一把钥匙。
很典型的是《黄龙溪》一首。这首诗开篇便是“千年的溪”：“溪是千年的溪了，/千古就有绝唱。/清是一阕，澈是一阕，/比那些记事的结绳更加明了。”结绳记事，这是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记录自身行动的最初象征，甚至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当做文字及其所衍生出的浩瀚书写物的原始隐喻。溪水比人类的文字久远太多了，它是绝唱，而且古来“就有”，与人类无甚关系，又比人类的弯弯绕绕明了得多。然而接下来，“末代蜀王最后的马嘶，/以及剑影刀光，/遗落在水面上的寒，/痛至切肤。”依然免不了历史的介入，黄龙溪恍惚间杂乱纷扰起来，但这历史与自然风物的叠加，毕竟带来了更深切更熨帖的况味，比如寒、比如痛。于是，古老的溪也好、远去的人也罢，漫长的记忆皆已笼罩在身处“此刻”的诗人头顶；在享受“后花园的恬淡与闲适”的同时，依然有无形的重量感萦绕不散：“茶针在透明的玻璃杯里，上下挣扎，/最后瘫散成一片。/这是细节，我无力更改，/只能一饮而尽。”这种恬淡背后的负重感、以及一饮而尽间杂陈的况味和暧昧，实际上都来自时间的魔法：“黄龙似是而非，/从《水经注》游来。/那只沉入水底的龙形鼎，/把水分成双流。一流反古，/返回历史的褶皱与花边。一流向远，/水面漂浮的未知的词牌，/打捞上岸”。这一切或许超出了凡人的日常理解能力，但无论如何都是足可珍贵的，“轻吟浅唱都是天籁”。
山川风物、历史典故、当代个体的回望揣摩及内心隐秘，就这样融汇在同一首短诗之中了。想来这样的诗句本身也是一尊“龙形鼎”，它把水流分开、又让风景合拢，使《水经注》里的溪流和摇晃在梁平杯影里的溪流、使历史尘埃里的巴蜀和此时此刻的巴蜀，经对视而合一为完整的形象。这是《家谱》一书对往日时光的召回，它跨着语言的快马和词语的闪电，迅疾地掠过漫长的记忆与数不尽的故事：“那匹快马是一道闪电，/驿站灯火透彻，与日月同辉。/汉砖上的蹄印复制在唐的青石板路，/把一阕宋词踩踏成元曲，散落在大明危乎的蜀道上。/……清的末，一路归隐山野”（《龙泉驿》）。这是驿站的历史，从中折射出更宏大而为世人所熟悉的变迁。一个个朝代闪身而过，待到马蹄远去之时，终于“桃花朵朵开成封面”。马蹄消失了吗？在线性的时间里，的确消失了。但诗歌把它召唤了回来，把直线画成了圆圈，并且赋予其许多恒久如琥珀般的品质：“灵泉山上的灵泉，/一捧就洗净了杂念。当差就当差，/走卒就走卒，没有非分之想。”这是往日、也是今时，此中暗含着某种蜀地标志性的迷人气质，安之若素中有风情万种，而诗人本身亦在其中：“后来诗歌长满了枝丫，/我这一首掉下来，零落成泥，/回到那条逝去的驿路。”与此相似的是《少城路》。清军入城的阵仗无疑是大的，“千万里骑步烟尘，在成都生成朝廷的威仪”；然而这些八旗兵勇身上携带的北方游牧生活的奶膻气息，在版图和岁月的磨损中“层层脱落，已经所剩无几”，渐渐地“毡房、帐篷、蒙古包遥远了，/满蒙马背上驮来的家眷，/落地生根。日久天长随了俗”，最后便是那著名的一段：“皇城根下的主，川剧园子的客，/与蜀的汉竹椅上品盖碗茶，/喝单碗酒，摆唇寒齿彻的龙门阵”。在另一些场合，历史图景与当代生活之间的重影能够激发五味杂陈的启迪，正如《汉代画像砖》里的描摹：“汉代留在砖上的舞乐百戏，/具体成宴饮，/具体成琴笙歌舞”，这醉意“摇摆旧时的世间百态”，在官帽和长袖间建立起暧昧而又直抵根基的联想，令诗人感慨“原来这景象由来已久，/原来，如此”。历史的指涉，在此显示出鬼魅气十足的当下性，所谓“风化的是图像，/风化不了的是胎记”，那些掌故和遗物本不是孤立而干枯的纯粹知识。
这是《家谱》的一大魅力所在。我们能够从中读到五花八门的历史，感受到时间自身的韧性以及韧性里拉伸着的滋味：古蜀国的历史，华夏大地星星般四下陨落的趣闻掌故，唐宋元明清的浪涛回声，乃至近代以来历史颠簸的种种动作细节。这时间的褶皱里藏满未知的礼物，有抒情的、有刚猛的、有酷烈的、有恬然的，但最终，都被这诗歌的肠胃消化了——或者说，被生活本身消化了。它们终究化入了蜀文化风姿卓绝的肌体，并引导着当代人对自身生命语境的重新认知。梁平在此显示出目光敏锐、颇显刁钻、极富生命力的历史视野和时间意识，进而，又亮出他深厚而强悍的经验性美学底色。此中有戏剧性，历史的面相或如川剧变脸般兀然反转：“清朝文物最后一顶纱帽摘除，/复活了这条街的帝王将相。/戏园子倒了嗓的角儿当上店铺老板，/……那些舞台与堂会里的虚拟，/满腹经纶游戏的人生，/被收街的锣鼓敲定”（《纱帽街》）。但在戏剧性（以及偶尔掺杂的戏谑荒诞）之外，《家谱》的诗句背后更沉淀有某些本质性的元素，就如同梁平在有关李冰的抒情里写道过的那样：“乌纱、朝服闲置在衙门了，/秦砖汉瓦搭建的纪念，/只有水润的消息。//牌坊、石像、颂德坛，/影印在李公湖清澈的波光中，/都不及他在岷江上的拦腰一截”（《李冰陵》）。
值得一提的是，《家谱》中呈现的时间，并非只有宏大意义上以百年千年计的历史时间。微观的个人历史（它们往往属于史书记载之外的平凡人），也在梁平的笔下打磨出动人的时间质感，其力量丝毫不逊于秦砖汉瓦。这种“微历史”可以涉及一个人的一生（如《好人张成明》），可以集中展示生命中某一段大起大落决定走向的岁月（如《刑警姜红》），也可以从某几个片段、某一串戏剧性场景中，暗示出具备无限延展性乃至普遍象征性的命运图景和历史图景（如《邻居娟娟》、《知青王强》）。甚至还有许多对未来的想象：“也许若干年以后，/我穿过玻璃又回到桌前，/回到过去。/以回放的方式一一重演，/而我不再是我，/那鸟，已经飞走，不再来”（《那鸟和我》）。这些回忆或遥想是平易甚至卑微的，但它们建基于最真切的生活、最真实的内心；相较于王权更迭江山易主，那些发生在人心中、定型于一瞬间的变故纵然细小，但同样是史诗；诸如一个人的诞生、一个人的死去、一个人在天启般的片刻对自我及同类命运的神秘醒悟，亦无不辉耀着时间醍醐灌顶的魔法：“从这一天开始，/我在这个城市见到了天空。/我眼里的天空很具体，/给了我最初、最久远的记忆，/血红雪白。//……从此，我的世界里无法认同，/那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我知道，任何形式的表演，/都远离本色，/自惭形秽。/血红雪白：1955年12月12日”（《1955年12月12日》）。《家谱》里不止一次出现过“时间的暗室”这一意象，生命的底片，在光与暗的冲撞里渐渐被冲洗清晰。这种“时间暗室”中透析出来的诗句，让我想起汉娜·阿伦特的表述：“以其具体存在的全部现实性活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裂隙中”，而这种裂隙“完全是一个精神场域……从中，思想序列、记忆和想象的序列把它们所碰触的东西从历史实践和生物时间的损毁中拯救出来。”
三
短暂地离开文本，回到我自己身上。前阵来成都开会，会后下午半天清闲，一时兴起，独自打车溜到人民公园，叫一碗茶、从桌椅间那一众叮叮当当边走边响的师傅中请来一位采耳，眯缝着眼仰在竹椅靠背上，忽一瞬竟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那一刻我的脑中忽然浮起了前文分析过的《少城路》里的句子：“皇城根下的主，川剧园子的客，/与蜀的汉竹椅上品盖碗茶，/喝单碗酒，摆唇寒齿彻的龙门阵”。龙门阵我是摆不来的，单碗酒怕是也喝不了几碗，但身下的确是蜀地的竹椅，面前的盖碗茶也在散发着真实的热和香。现实中的我与诗里的八旗子弟落在相同的场景里，都是从京城来到天府之国，从政治权力和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带进入了一片相对异质性且极富个性感染力的“文化异域”。于是，八旗子弟“日久天长随了俗”，就我而言，独坐人民公园喝茶的这半个下午也同样有抽离世俗时间之外的感觉，并且对此时此地的语境产生了自然而然的认同（虽然在一片热闹的侃天说地间我这孤身饮茶的身影多少有些怪异）。这似乎便很有些意思了：就文化语境而言，历来都只有“中心”同化“边缘”的份儿，哪见过有反过来的？但巴蜀文化愣是做到了。权杖龙袍、博冠峨带，在这里被茶香酒香七嘴八舌悄然化解，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组合及硬邦邦足可活人亦可杀人的语气，到这里似乎都变轻变软了：“成都盆地里的平原，一口大锅，/煮刀光剑影、煮抒情缓慢，/一样的麻辣烫”（《少城路》）。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的“中心”与“边缘”，只不过是权力地理学的产物；就生活方式以及民间文化氛围而言，巴蜀本身便是另一种“中心”——它具有极富生命力、极具辨识度的主体性，地域文化和民间生活的光芒在此格外耀眼。
《家谱》一书在这一点上可谓下足了功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色彩斑斓、极尽鲜活的民间生活图景。皮影灯戏“三五件道具，/一个人转换角色，/十指翻动春夏秋冬”，于是“一壶老酒醉了黄昏，/皮灯前攒动男女老少，/从长衫沿袭到时尚的T恤，/都好这口，很过瘾”（《皮影灯戏》）。看完戏坐下来喝壶茶，手中杯盏里是茶，天地大杯里也是茶：“茶针遗落在小溪里，叶片舒展，/绿了所有流过这里的水，/顺手一捧，喝得满嘴生津”（《西蜀香茗》）。独树一帜的是采耳，“我坐在小木凳上，闭上眼，/任凭挖耳师傅的摆弄，/满世界的嘈杂就这样被掏出来了，/耳根清净”（《宽窄巷子》）。采耳的这份清净，既是肉体的、也是心境的；至于另一些事情，既让我们看到了死、更让我们见证了生：“杂耍、跟斗、吹拉弹唱，/吊唁的人闻声而来，/认识和不认识的，/只一句‘节哀顺变’，/就自娱自乐。//……披麻的戴孝的围了过来，/夸上几句好手气。/一大早出殡的队伍走成九条，/末尾的幺鸡，/还后悔最后一把，点了炮”（《白喜事》）。
比图景或具体内容更深一层的，是民间生活自身内蕴的气质。书里有一首《成都话》，每次读来忍俊不禁：“听成都人说话要有耐心，/软软的成都话让你急不起来。/……男播音员的成都话的确过分，/比女孩的粉还要粉。/我经常在车里和他遭遇，/总要使劲拍打音箱，/抖一些粉落下来”；然而拍打归拍打，开车的总归还要开、粉言粉语的到老了还是粉，倒是“时间长了，成都话，/也听出些日子的另情。”什么另情？或许是“慢”，“装得下天南地北的方言，/留得住行色匆匆的脚步，慢下来。/……擦肩而过就能合上节拍”（《宽窄巷子》）；或许是“艳”，“岸上的书声翻墙出来，/灯红酒绿里穿行，/跌落成不朽的闲言碎语。/……一袭裙裾撩起的强烈暴动，/九只眼都闭上了”（《九眼桥》）；或许是与世俗逻辑相互调戏的、颇有几分“齐物”之心的恬淡从容，“爵板与脚板，/四川话里没有区别。/所以在清朝，/那些文武官员印制过的名片，/姓名、籍贯、学历与官阶，/都是真实的脚印。/……现在在老百姓那里，/叫脚板街了。脚下的印，/比花哨的名片更接近真相”（《爵板与脚板》）。
这是由表及里的“民间”，如同此前有评论者所说过的那样，“还不仅仅是指对于城市的一般性的诗意描绘，而是诗中对于城市‘血型’的诗意描绘，表明诗人对于城市和城市精神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而进一步讲，作者乃是“以‘心灵总态度’的融入和统摄，在日常生活与情趣的‘及物’选择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这种诗意的感知和生成机制本身，就隐含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从这些诗句中，我们感受到了那种足可以消解宏大话语、涤荡权力及资本逻辑侵蚀的强大民间生活力量。甚至这种民间的情趣、民间的力量，已充分地浸透了梁平诗歌的语言方式本身。例如，《家谱》里常能看到那种或诙谐生动或暗藏锋芒的谐音、双关、及偷换词性式处理：“马在百家姓里，/也算是望族。/真武镇上的马，一蹄子撒野，/去了南洋，长褂短了，/辫子打盘藏进了瓜皮帽，/与马尾不再混淆。/马尾长在马尾巴上，/姓马的人，/站立行走江湖”（《马家洋楼》）；“一个老人的独秀，/遗落在中国革命的词典里。/……红院墙的红，/比其他的红更顽固不化”（《独秀》）；“漳河一杯酒，/卫河一杯酒，/都是郸酒买的单，/醉有应得”（《邯郸的酒》）。又如，梁平的语言时常显示出某种举重若轻拂袖天下式的潇洒，大词小词、长句短句，翻云覆雨间切换自如：“告别了武当，/鄂西的山还在骨节里威武，/汉水蒸发的温润，/源自真武大帝修炼的内丹，/针尖那么一点，/得了道”（《丹江道茶》）。更重要的应是梁平诗句间随处可见的“醉的语气”：“邯郸的酒，/杯举一座城。/挟五千年燕赵雄风，/一仰脖，一口浩荡，/文是一个醉，/武是一个醉” （《邯郸的酒》）；“宋河粮液开了封，/一条大河汹涌，/杯盏里注释的汴京，/都是53度的现代汉语”（《邂逅一只高跟鞋》）。巴赫金在讨论中世纪民间文化时说，进食和饮酒能够驱散恐惧，“并使话语获得了自由……酒是从恐惧和虔敬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酒中的真理’是自由的、无畏的真理。”对梁平来说，那些写酒的文字、那些充满酒的气质的语气编排，同样意味着具体而微的形式化民间。它们与狂欢有关、与自由有关、与飞翔有关、与在地有关，无畏而强蛮，又与醉眼朦胧中忽然清晰起来的自我心灵审视深刻地关联在一起：“杯中之物，/物外的我，/都可能被一饮而尽”（《一条蛇与我等身》）。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1.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页
2 .周晓风 ：《区域文化与诗性写作——梁平的一种解读》，《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
3 .罗振亚：《睿智而质感的思想言说——梁平诗集印象》，《文艺报》2018年3月28日
4.（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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