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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6 0 年代兴起的全国性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初始的安置青年学生就业的权宜之计，到后来发展成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这些知识青年中，尤以1966年、1967 年、1968 年三届初中、高中在校生为主流。
“老三届”
1966 年，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 1250 万人，其中高中生 137 万人，初中生 1113 万人。到了1969 年初，400万“老三届”高中生已经基本离校。他们的去向，大多都是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培养出的青年一代。他们从小唱的就是:“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 谁哺育我们成长？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他们从小被那个时代的英雄事迹感染和熏陶。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他们的理想，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他们的身上，也有着那个时代教育的局限性。他们从小接受为革命献身精神的宣传，中学时又受到对领袖的盲目崇拜风气影响，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不少人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能力，对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文化价值所知甚少，极易被人利用。
文革开始时，几百万老三届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出路怎么办？原先“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四个面向已被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他们的出路只剩下农村和边疆基层。
毛泽东思想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充分的理论依据。语录上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昵？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有志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一代新风。这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尚处于舆论倡导和摸索经验时期，人数也并不庞大。
好儿女志在四方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领袖的号召，加上那时候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决心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除了动员职工回乡之外，对于毕业之后不能升学，又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动员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
仅仅在上海，所有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都在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到处播放的都是《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当一批一批青年戴着大红花、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新疆时，报纸、广播、里弄黑板报、电影纪录片等所有的宣传工具都作了最为充分的报道，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风尚。
“老三届”学生的下乡，并不全部是被迫的。很多老三届的学生意识到考大学、 当专家的道路已被否决之后，更热衷于对新的人生道路的探索。 对当时的青年来说，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 他们相信自己在完成一项神圣使命。
北京第二十五中的部分学生，在学习了毛主席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当他们于1967 年 10 月 9 日动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都专门报道了他们的消息，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 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从这时起，“老三届” 学生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被拉开了。
上山下乡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67 年 10 月至 1968 年春， 是自发的上山下乡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68 年夏至当年 12 月 ，是各省、市、自治区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 《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至 1969年春，大批 “老三届” 毕业生投身上山下乡热潮， 奔赴农村广阔天地。
到艰苦地方发挥作用
很多“老三届”上山下乡，是带着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到艰苦地方发挥作用的目的。他们去的地方政府，也对他们进行有计划地安置，鼓励知青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知识。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政策是稳妥的，大多数下乡青年是安定、平稳的。
但是，下去的也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认为城镇青年下乡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生活上不能自给，碰到医疗、口粮.住房等一系列困难时无法及时解决，个别知青道受歧视、侮辱等.。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热热闹闹的知识育年上山下乡运动陷入了停顿。
这一停顿就是两年。直到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 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之后，全国沸腾了，无数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宣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播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
下乡的学生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动机。 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认为前一阶段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则天真地盼望，在遥远的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洗刷政治上蒙受的污垢。 此外，升学、就业无路，不如早走，也是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黑板报、报纸、广播、大小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正面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从此以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光是上海上山下乡的，就有50多万。而在全国，则有500多万之巨。本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为安置城镇青年就业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也由此而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
知青们的现实困难
“老三届”学生的上山下乡，标志着“文革”前学校教育培养出的一代人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从红卫兵到下乡知识青年，从“革命的先锋”到“接受再教育”的对象，社会角色的巨大落差使他们第一次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洞悉社会的真貌。 农村中普遍存在的贫困、落后、愚昧现象，足以令他们震惊。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各种偏激的思想和狂热的政治热情很快消散。
他们发现，农民所关心的并不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空洞的说教， 而是吃饱肚子，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这个简单的道理使他们大梦方醒，进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怀疑。随着思想上的禁锢被一点点打破， 他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思考，思想与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无论是在南方或是北方，山区或是平原，知青由城市来到乡村以后，第一位的仍然是要生活。口号喊得再响亮，豪言壮语再动听，到了农村，每天的生活都和城里不一样。柴要去砍，米要自己去种，知青们下乡以后，都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困难。
时间长了，知青们改天换地的斗志消失了，扎根一辈子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畏惧的事。最初下乡时的狂热和虔诚逐渐被沮丧和消沉所代替，一度神圣的理想也逐渐崩溃。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知青们的政治热情也在逐渐减弱。
1973年，福建知青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的儿子下乡遇到的困境和难处。他将知青们普遍存在的口粮不够吃、劳动不分红，有病没钱看医生等情况向主席做了汇报。也许他没有想到，这封信引发了对知青政策的大调整。党中央对知青的安置经费问题、口粮问题、婚姻问题、成份问题、学习教育问题、管理问题都作了新的部署，改变了一些极左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合理 的新措施。
知青运动的提前结束
1979 年前后，随着“文革” 结束、 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造成的日趋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到来，由城乡经济改革的启动和城市产业布局的扩大带来的对城市劳动力的增加，以及国家对知青政策的重新调整和社会舆论对知青命运的广泛同情，知青 “返城风” 迅速波及下乡知青的集中安置地及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形成规模空前的知青返城风潮，并最终导致知青运动的提前结束。
知青运动的结束，利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地位得到确定，并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此，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为了重建人民对党的信心，激发群众的积极性，顺应民心， 上山下乡政策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都是一次重大的失误”，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违背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人口的逆向流动，其实质是对工业文明的反动 。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争议的评价
知青运动在当时那个时代，对于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 发展农业生产、支撑国民经济 、控制社会动乱、缓解政治危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人为的人口大流动、 大迁徙，客观上冲破了地理藩篱， 密切了全国城乡、 地域间的联系与沟通， 改变着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为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知青运动实现着上千万城市学生与数亿农民之史无前例的结合，促进着奇异的地域、 城乡文明的交织和碰撞， 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青年。
知青上山下乡，给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偏僻的农村以劳动力的支援；给农村以文化科学的支援;给农村以领导人才的支援；上山下乡的经历，也使知青真正悉知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从而能够冷静地审视过去， 面对现实， 思考未来。上山下乡塑造了这个群体中许多人的自强 、 自立、 自信与自重的品格，以及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对祖国、 对民族特别是对农村对农民的深情和热爱。这种素质，是新时代所需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真正的 “教育人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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