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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1272－1348），字伯生，蜀郡人，寄籍江西临川，他是元中叶最负盛名的文人，与姚燧并称为当时的古文大师。他的散文纡徐委婉而又条理疏畅，但所作多为高文典册，价值不大。他还与杨载（1271－1323，杭州人，有《杨仲弘集》八卷）、范（1272－1330，江西清江人，有《范德机诗集》七卷）、揭俣斯并称为“元诗四大家”。
尽管他们是当时文坛领袖，名满天下，但实际成就不高。他们大都宗法唐诗，对元诗风格境界的开拓颇有贡献，但各人所取规范却并不相同。虞集说他的诗如“汉廷老吏”，杨诗如“百战健儿”，范诗如“唐临晋帖”，揭诗如“三日新妇”。范、揭诗内容可取之作较虞、杨诗为多。
虞集贬二人诗为“唐临晋帖”、“三日新妇”，认为范诗拟古人，少创意之作；认为揭诗过于鲜丽，不够老练。这虽是就风格立论，但不完全符合实际。而虞集自许为“汉廷老吏”，是指其诗精于法度，这大体上是对的。他说杨诗为“百战健儿”，则有过誉之嫌。杨诗虽遵法度，并有气势，但甚肤廓，在四家中成就最低。总之，虞集的这些比喻虽不那么准确，但多少能借以说明他们的不同风格。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四家在诗歌艺术上并无多少独创，不能代表元诗的成就。
虞集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等。留下诗歌约一千四百多首，词三十余首。在元代诗人中是存诗较多的一个。他的诗笔老意到，语无枝叶，素以典雅精切著称，但文采气韵不足。在他的诗作中，应酬、贈答、题画之类最多，内容较空泛，艺术上亦无特色。部分作品表现了诗人的民族意识，但较前期诗人更加隐蔽和曲折。如他的名作七律《挽文山丞相》就充满了大势已去、无可奈何的消极感叹，但表达了诗人对宁死不屈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哀悼和敬仰之情，从而透露出对故国的怀念。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他是元末诗风递变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诗擅名一时，颇有特色，以纵横奇诡、秾丽妖治为其风格，常能言人之不敢言，甚至拗语夸饰，陵纸怪发，受李贺影响较深，时人称为“铁崖体”。
他倡导这种诗风主要是为了矫正元后期猥琐靡弱的诗风，但他过于逞才使气，专务新奇，矫枉过正，往往失之怪诞。明人王诋之为“文妖”，批评他“柔曼倾行，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王宗常集）卷六）。杨维桢在诗歌艺术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不仅是宫词、竹枝词、香奁体的重要创作者和倡导者，也是乐府诗歌的倡导者。
他写作的大量乐府歌辞，能治古今为一炉，甚至把咏史一体也引进乐府体中来。而且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大至国计民生，小至儿女风情无所不有。他的作品如（盐商行）、《贫妇谣入、《食糠谣》等，都反映了民生疾苦和世态炎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还把竹枝词列入乐府中，尤为卓见。
王冕（？－1359），字元章。他出身于农家，终身不仕。擅长书画篆刻、最善画梅。其生平轶事甚多，是个思想敏锐、孤芳自赏、郦夷世俗而又多才多艺的著名诗人。元末诗风流于纤细柔弱，多数诗人都不敢面对现实。而王冕却能正视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官场腐败，并以雄快豪宕、朴直遒健的诗风力矫时弊，风格接近李白。他善用比兴手法，富有浪漫色彩。
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揭露元王朝对江南人民敲骨吸髓的掠夺，如《悲苦行》、《痛哭行》、《南风热》、《秋夜雨》、《江南民》、《江南妇》等。这些诗写出了江南水早灾害、官吏盘剩和人民流离失所、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图景。。社会凋弊，农村破产，租税繁重、官贪吏恶，这正是农民大起义前夕的元代社会，同时也是王冕诗歌中所反映的现实。但他对农民起义也怀有偏见，诗中往往称义军为“盗贼”、“妖氛”。他把改变黑暗现实的期望寄托在一种抽象的正义力量之上，他在《悲苦行》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烦部清九区，坐令尔辈皆安居。“
王冕还有部分诗歌表现了不甘随俗浮沉、追求清高的思想。他善画墨梅，以梅花冰洁来歌颂表现他豪迈孤傲的性格。他的诗风虽然质朴深沉，但情韵不足，锤炼不够，艺术上缺少建树。他模仿李杜，也能透过形式借鉴其中的一些积极内容，因此他的宗唐较其他同期诗人取得的成就更大。但往往显得才情不副，伤于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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