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2432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5 分钟。
战争结束才两年，巴黎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喜悦心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法国而言，根本不存在萨特与波伏娃等待已久的新起点，而是一切照旧。欧洲几乎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分立对峙，萨特尴尬地站在法国共产党与以戴高乐为首的反共势力之间。这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政治与经济，试图确立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立场，一种介入社会现实的方式：他希望找到一种既非苏联共产主义集权，又非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波伏娃虽然自称对政治缺乏兴趣，她的自传还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萨特与朋友们的文学、政治活动。《第二性》写作的细节，散落在人物众多，画面繁杂的历史资料之中。
1946年波伏娃与萨特有过一番对话：“我想要写一写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我很快能把这个问题打发掉。我从来没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性别也不感到烦腻。我跟萨特说：‘对我而言，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无足轻重。’萨特说，‘即便如此，你的教养还是与假如你是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应该再往深处看看。’我看了，结果是一种醒悟：世界原来是一个男性世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编造的神话所滋养。
除开上面的谈话，自传中再没有两人有关这个命题的值得一提的讨论，可以说这本书是波伏娃在萨特轨道之外悄悄完成的一件课外作业。“我化了两年写这本书。我已经了解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多亏我的大学教育，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工作的方法。我知道如何打点书籍，迅速地剥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如何拒绝另一些学舌之作或纯粹臆想。我列出在这个题目下所有的英文与法文的著作。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大量文献的题目，但是，如通常情况，只有少数研究是重要的。
她的书即将解散神话，令世界哗然，作者却并没有就这些“发现”向朋友们喋喋不休地宣扬，甚至不愿花费笔墨讨论思路的变迁。她与这本使她跻身于思想家行列的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冷淡令人费解。她后来提到写这本书与写小说很不同，没有那种创作时的痛苦挣扎，而是在思路明了之后，按部就班一气完成，关键在于找到时间来完成将文字诉诸纸张的体力劳动。她感到自己好象只是一个“执笔”，因为那些研究，那些想法都已经存在，只等待有人将零散的工作组织起来。
这期间，波伏娃开始伴随萨特频繁地出访。她对观光有着超前的兴趣，常常徒步或骑自行车考察风情景物。1946年，他们到了意大利：“萨特给了两个讲座；由于每一个法国作家都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威仪，我们被呵护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我穿了件晚礼服，并不华丽，只是又黑又长，是从法国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儿借来的。”她热衷于戏谑别人的话语，她笔下的牺牲品常常是熟人、朋友，如加谬，这一次是意大利的文人:"Silone的趣味相对不那么昂贵。站在贾尼科洛山的屋顶上，任罗马在眼前展开，他思忖道：“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把一切当真呢？那么多个世纪叠加在一起，每一个都与其他的相矛盾！罗马已经死了那么多次，又复活了那么多次！一个意大利人不可能相信绝对真理。”
47－48年间波伏娃三次赴美国，第一次是去讲学，第二、三次是专程探望美国作家Nelson Algren。她的美国之行与热恋事件对这本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最初自我剖析的设想，一度转化为报导性的专题考察，最后才成为一本具有学术意义的专著。以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身份去讲学，她第一次离开以萨特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圈子（圈子中的女朋友们多是情妇或没有孩子的少妇〕，一头扎进的美国文学界、学术界的饭局。可以想象，这位和男人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的“萨特的女人”招来怎样的半带嘲笑的注视。在全新的环境中，美国女性给波伏娃留下一个非常退化的集体形象：在波伏娃眼里，美国女人似乎负有调养男人的责任：她们或者一手安排夫妇的娱乐消遣，或者完全担当起孩子们的教养，掌管着家庭运行的一切细节。“我亲眼看见美国女性是如何难堪甚至完全被忽视，当她们试图对谈话有所贡献时。”
美国学术界的男性主导的局面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在我的美国导师家的饭桌旁，我的师母谦逊腼腆，很少发起话题，后来我吃惊地发现，她居然是同一所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女性最早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力展开了运动、并最早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代是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个低谷，与出生率的高峰相重合。似乎在摧毁生命的战争之后，女人拥着失而复得的男人，忙着在郊区造人。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渗透到各行各业，学术界也不例外，男人们需要卖身给工作竞争，而女性则需要完全担当起维持家庭生活，织补社会道德神经的责任。战后，里奇与普拉斯，两位在学生时代就锋芒毕露的女诗人，都先后非常传统地结了婚，且各生了两三个孩子，过着蜗居生活。很难想象在她们之前，曾经有过好几代像摩尔，比肖普这样的独身女作家。有趣的是，文革之后的中国女性，也呈现同样的女权意识淡漠的倾向。至少我个人，对生育出奇地感兴趣，似乎在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再没有比制造能够呼吸的小人儿更令人心醉神迷的事。当波伏娃以异乡人的眼光打量美国社会，女性做为一个“类”的问题就格外凸现出来。这个国度的女性力量要在《第二性》出版十数年后再度爆发。
波伏娃采访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打听她们的家庭生活，人生目标，七情六欲。她看起来和蔼，富于同情，鼓励她们吐露心声；她把成见深藏，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心事。事实上，就在飞美国之前，她苦心营造的生活堡垒几近坍塌：萨特第N次地动了与某女子结婚的心，她不得不又一次硬着头皮问他：“我与XX哪个更重要？”在她审视女性的生存状况时，她是否也将自己与萨特关系也放置其中？他们两人伟大的默契中有着不平衡的部分：她从来没有想让萨特问她同样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他。《第二性》的写作起始于自我分析的冲动，但三十九岁的波伏娃懂得她已经不能浪费时间写一本只与自身相关的书，萨特的工作是她的尺度。她把对女性的调查以文化比较的方式放在《美国手记》中发表，让更深的命题留在脑后继续提炼。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一本书是这样诞生的”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