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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裤兜大表哥
鉴于之前写的雍正的改革文章，后面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就不再是某一位皇帝在位的的事情了，所以就来讲讲清朝的一些大事背后的人的逻辑想法和事情的真相探讨，不一定照着时间顺序讲。
看封面就知道今天想讲鸦片战争的事情。
该鸦片贸易故事想解释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代的鸦片贸易是怎么兴起的，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另外是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烧鸦片。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来看到中国的官场的逻辑，这是我们要注意和有借鉴意义的。
因为中国进入明清之后，版图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跟南宋比较），需要内部修养生息，国内的生产力很不错，能自给自足，所以对海外的贸易并没太大的看重。因此为了中央政府少些烦恼或者其他考虑（这个以后有机会要再查查资料再仔细讲呗），所以明朝洪武开始，对海禁比较重视。意思就是说，中国与外国人的贸易，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城市进行才合法，其他地方都不行。
清朝初年，因为收复台湾是一件政治大事，所以有了更严格的海禁。到了康熙23年（1684年），台湾的事情基本搞定了，所以海禁解除了很多，在东南沿海的四个城市设立了大清的对外仅有的四个海关，而其中最大的就是广州的“粤海关”。后来又变得只剩这一个海关可以对外合法贸易，鸦片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在讲到鸦片贸易前，有一些前提要义的历史背景知识需要拓展。
在广州这个与外国贸易的过程中，牵扯到几个势力。第一是国家海关，第二是广州的本地官员，第三是本地的掌控着与外国人贸易的大型私营企业，古代称“商行”。第四个是外国人。我们需要了解这堆人的运作和想法，才能探查出事情的真相。
先从清朝的海关讲起，清朝直到晚清，一直没有外交部，也没有什么大使馆的东西，跟外国人的一切沟通，都是通过海关的官员（主要也就是在广州的该部门的官员），收到外国人的文件，再快马加鞭送到北京，皇上看到再批复回答外国人。因此，海关承担着今天的外交部的功能。另外两个功能就是收税和查走私。只是如今中国将外交功能给抽离了出来而已，因为晚清开始，外国势力对本国的影响力已经太大了，不得不专门在最高领导人身旁设立一个叫“外交部”的机构来应付。
关于当时的海关收税，有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确定的，一定不能乱收的，固定税率正经的“正税”。这个税是不能有什么差错和乱来的，因为政府要监察它。另一种，是地方官员“瞒着”上级，自己加收的税，理解为“杂税”就得了。这部分收的“杂税”是不上报的，全入了直接管着收税的官员和吏员手里的。
由中央政府正式确认的，官方文件有写，称为“正税”，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的考证，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为4%左右，为当时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查阅海关总署2012年第15号通告，看到如今我们生存的年代的大部分商品税率在10到20%，方便读者比较之。）而收上来的这个“正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上交给中央政府，由主管大清朝政的户部收取，这部分用定额制，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时候，每年无论“正税”收多收少，广州海关都要向中央户部交纳这个一开始就固定了的海关税收。当然，一般海关税收只会增加，却不会减少的，断然不会出现海关收的“正税”比要交给户部的固定金额要少的。另外上交完户部后，多出来的收入，海关要交给皇帝的家里面，就是我们看《甄嬛传》里面一直讲的“内务府”。清朝皇家的钱，来自哪里？当然一个是来自全国的税收，交到户部，然后依据每年不同的国家收入再具体确认。若皇帝管理天下有功，收上来的税收多，则皇帝该年自己的分到的收入就会数量上多一些。另外两个就是“粤海关”这里讲到的这部分收入，还有另外一个是北京崇文门进出要收税，这部分的收入也是归于皇家的。
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注意到，海关的“正税”去处有两个地方，那么作为管理者，就会想到，需要有两个领导去分别负责，中央政府的户部得派官员去负责，而皇帝的收入那部分得由皇帝自己家的人去负责才行，也就是内务府得派宦官（太监）去。所以，因为海关的钱的去处，导致了海关的官员安排是来自这两派的人都要有。也就是太监和户部官员都要一起共事，别以为太监不识字，自从明朝张居正改革后，以后的宫廷内，也有专门教小太监读书写字的学校，以便更好当皇上的小秘书，所以太监也是有识字，有点文化水平的，能当官。
那么海关（或者说所有的掌管收钱的政府部门）一定会在明文规定的税率外，再加收另一种“杂税”，这就是潜规则，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我们说的贪污。就像之前说的雍正“耗羡归公”改革之后，官员们又会想出别的理由，比如皇帝要庆生或者军需等理由，在中央规定了的“正规税”之外再加收“苛捐杂税”以入自己的囊中。这就是官员的一直以来的逻辑和做法。而这部分因为不被明文规定，所以，收税的吏员在长官的授意下，会极大的剥削着收，然后又极大部分拿去孝敬自己的直接长官，然后由低级官，一级级地向上层去孝敬，就这样进入整个官僚系统去分享。
官员压榨商人
所以海关官吏与广州官员一块对外国商人与中国本土商人，在“正税”之外任意的开出各种“杂税”，名目多，税率应该是挺高的，这个从各种该时代的西方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不满的就是这个没有定额又高昂的“杂税”。这个就是后来要卖鸦片的根本原因。因为普通的货品被如此高的总税弄得没有多少利润，只有鸦片，可以卖很高的价格来弥补外国商人被勒索的钱财。
所以，当一艘船只载着货物来到广州码头的时候，一靠岸，就会有海关工作人员来查，首先要给官吏看一张“公行”开的“营业执照”，（“公行”这个组织，具备颁发船只负责运送货物贸易的许可证的权利。）若是没有，请回吧，除非贿赂一下当值的官吏，或许还是可以的。然后当值的官吏，会按照大清政府规定，看一下船只的大小规格，看看甲板上的货物箱子大小等，再上去象征性的查一查，走一走，然后正经地按规定收取“海关税”。收了这钱之后，官吏会再次伸出手，要求再交“孝敬钱”，交够了才能走。当然官员的脑子没那么灵活，简单的每艘船交一样多也就行了，据当时的西方人的日记中有记载，每艘船是规定近2000两白银（大约如今60万人民币），而此数额为乾隆爷初年的数据，之后当是会再加多一些的。最后，货物可以卸货了，跟“商行”中的某个公司之前谈好了，要卖与之，便约好碰头，交货，交钱等等。
再回到还没卖鸦片前的情况，当时的情况大致如此，因为海关和本地官员连成一块，对中外商人都造成优势，所以，中国本地的大企业就组成一个商业联盟（名字就叫“公行”，当然，这个组织内的公司业务理解起来很方便，就是来中国的外国船只把货品运来广州，只能直接就批发给这几个大的中国公司，然后由这几个中国公司再向全国输送这些外国商品，同时这几个中国公司也掌控外国人想在中国买回去的商品的批发渠道。所以他们的性质是做“转口贸易”，同时卡住了外国来的商品与中国出口商品的唯一出入渠道。）去跟政府谈判，商议他们定时按要求交纳“孝敬金额”，跟政府达成协议，政府授权，只有该商会认同的外国船只和企业才能进入广州港停泊和交易，也就是说，该组织，有颁发海上贸易许可证的能力。故该大企业联盟垄断了“外贸资格权”。我们今天的词汇叫“官商勾结”。所以，这样下来，中国官员收了很多灰色收入，中国本土的这几个大商行借着政府保护而垄断了整个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利润，小企业和新竞争者都无法参与进去。而且这样一来这几个商行具有了对外来商品和卖给外国人商品的定价地位，一块压榨外国人。
外国商人在跟广州官员打交道
所以，西方的商人，来跟中国人做贸易，刚好那个18世纪，英国打败了荷兰，成为了世界海上霸主，加上工业革命成果，急需要找到大市场来消耗国内的生产产品。而清朝的中国，钱很多，工业原始材料资源也丰富，又有丝绸布匹陶瓷茶叶等西方人喜欢的产品，故必须跟中国贸易不可。但是，中国的官员和本地的大企业联盟，不断对外国人收这收那的各种费用，尤其在政府明令之外的“杂费”占了最大贸易成本。而海关又具有外交部的功能，外国人根本不能去跟中央政府申诉，告状纸肯定会被海关扣下而没有办法。所以，西方商人，发现，鸦片，是一种生产成本很低，又因为是戒不掉的会让消费者一直需要的货品，所以该商品的定价权力，更大的是来自卖方，也就是外国人自己，只有这个产品能从中国谋利。所以，一开始，外国人经常会在货品中混入几箱的鸦片来卖，以求弥补一些贸易损失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卖鸦片的根本逻辑和心思，谁又想到在100年后会有一场战争以该货品名字命名呢。
好啦，限于篇幅，清朝故事系列今天先说到这里，中国近代的鸦片贸易是怎么兴起的，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我们就讲明白了。下次再接着把这个话题的后续发展给讲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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