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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思·享·汇”第三期研讨会聚焦“共享经济发展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城市是共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共享经济的发展给城市空间治理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如何提高稀缺的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怎样形成更好的竞争生态，以及在立法层面存在的难题。
怎样在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城市公共秩序？政府、企业、用户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政府应该如何创新治理模式？5月3日，“共享经济思·享·汇”第三期研讨会在国家信息中心举行，主题为“共享经济发展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来自政府、智库、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共享经济企业代表围绕这些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多方共治分类指导
“互联网治理核心问题是找到‘平衡点’，这其中也包括共享经济。”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表示，互联网治理的总体原则就是要多方参与、共同实施，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平台、企业、用户、第三方机构等多个参与者，在治理过程中，也不能是“一锤定音”，应该建立一个动态反馈机制，需要通过不断调整逐步找到“平衡点”。
对于高新民提出的多方共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部部长马明杰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随着数字经济的出现，治理方已经由过去的单一政府为主体，转变为现在的多主体，要求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责权。”
马明杰特别强调，共享经济对应的城市空间治理问题，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来处理，即要做到分类指导。“比如，按照业态来划分，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即使是滴滴打车和分时租赁，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再比如，按照环节来划分，以共享单车为例，又可以具体分为投放环节、使用环节和回收环节，一头一尾两个环节，企业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使用环节，应该是由用户来承担的责任。”
“共享经济发展更多是一个通过多方共治达到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对会比较长，但各利益相关方都能得到教育，这也是市场不断成熟，城市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马明杰认为，政府还应该担起宣传教育的责任，通过各种渠道做好前期的文明宣传。当然，企业也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使得共享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和行业发展，还能够促进整个公共空间的治理。
“共享单车企业可以开发更加高标准的电子围栏技术，实现更短的响应时间，建立良好的政企共治生态，共同规范单车的停放。”哈罗单车高级政府事务经理刘子舟说。
包容审慎恪守底线
近来，社会公众都在关注共享经济发展给城市空间治理带来的挑战，往往容易忽视其带来的益处。
北京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连峰给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举个简单例子，共享单车之前我做了十几年的城市管理，整治黑车的成效一直不是很理想，共享单车出现后，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局部的黑车区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成效。”
“共享单车的发展也可以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契机。”ofo中央事务部高级总监翟尤说，共享单车企业可以和监管部门在城市自行车治理方面进行合作，做一些关于城市的自行车道或者慢行系统停放区域的规划，甚至在各地推广电子围栏应用。
在充分认识到共享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政府的监管更应该体现包容审慎的特点。“政府在资源空间的提供上，应该更好地支持企业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院院长张国华表示，应当按照不同业态需要，相应地落实标准，但不能太早地确定很具体的标准，要等到这个业态发展相对完善时再出台，能够让绝大多数人接受。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共享单车等新经济形态的治理需要多方坚持“底线思维”——政府需要探索自身的监管边界，对共享单车的治理不能演化为总量控制，对公共空间治理不能演化成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过度干预；企业需要承担持续性的义务，不能只负责共享单车的投放，不负责后续维护与回收，不仅要考虑经济成本，更要考虑社会责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底线主要体现在使用的公德上。
“政府包容审慎的监管，也是一个找‘平衡点’的问题，既能鼓励创新，又能逐步规范，这个‘底线’可能是动态的。”高新民说。
制度创新信用激励
面对共享经济的城市空间治理问题，政府应该如何创新治理模式？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朱巍表示，我国现在在立法法上还没有把听证会制度写进去。一些地方的治理措施，比如说限制网约车、发放共享单车牌照、限制共享单车数量等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他建议，听证制度在若干地方先试点，逐渐写到国家立法法中：凡是政府具体的行政行为，比如行政立法，但凡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必须有前置的听证会，并向媒体公开。
对此，翟尤表达了认同。“监管者、运营者、用户，都是共享单车行业发展的重要推手，如果多方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如建立听证会制度，会对共享单车后续发展形成比较好的环境。”
谈及创新治理模式，张国华强调了第三方专家智库的重要性。“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市场，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这时候需要专家智库在现有治理模式上，成立第三方独立机构，深入研究适合这种新业态发展的机制、体制和模式，给政府和企业提供参考意见，建立协同的治理模式。”
王连峰则呼吁尽快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实现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这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享经济而言，需要明确哪些内容要纳入到诚信体系，通过什么样的法律程序，企业应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进一步完善社会企业的信用信息。”据透露，北京市最近正在为此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进行研究部署。
“共享单车领域的信用数据，能否打破数据‘孤岛’，和其他领域的信用数据形成联动，需要长时间的探索。”翟尤说，失信惩戒之外，能否对守信人员建立奖励机制，也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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