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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颜无耻地对我老头子说,XXX,您这孩子最合适这几所学校了,说完,满脸灿烂,如三月桃花乱开。好像他就是判决我命运的法官,或是高考命运的直接审批者。老头子看了看,被那玩意儿篡改得非常甜蜜的志愿,说,老师,辛苦你了。高考成绩下来,我的考试分数不知怎么地,竟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六十多分。结果,家里的人居然怀疑,说是不是分数弄错了,就这么个小子,能考这么多分(这点,当然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他们没有看到我是他妈怎样熬过来的)? 结果,我的人生就这样被改写。那时不像现在,考上不去的,三年内不准参加高考(我不知道这政策是谁定的,全他妈缺德到底,如果制定那政策的玩意儿死掉了,我表达我的敬意;如果那玩意儿还没死,那玩意儿应该他妈下地狱,这个政策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我祝愿那定政策的玩意儿,下辈子变毛驴)。老头子看到这个无法变更的事实,就用酸酸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表示了对我有限的嘉奖,然后威严地笑着,压抑住一脸的得意,说:没想到你这个兔崽子,还是满能考的嘛。 我大学毕业时,这一年生物年龄,或者宇宙年龄,也就十九岁,法定年龄二十,满脸幼稚,就像一只发酵得半途而废的馒头。由于当年的学生运动,受了一些可爱的局部影响。学校在分配时,为了照顾我,特地把我赶到了离家较远(749公里)的一个大山沟里,那里处于漂亮得发烧的地质断裂带——横断山脉末梢。地震,风沙,坏天气,闭塞崎岖的交通,就像色情喷涌的夜晚那么灿烂迷人。我拿到报到通知(派遣证),一方面心里暗暗高兴,终于可以逃离这座城市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不想去,没有理由的不想去。 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去流浪,想独自一个人走遍全世界,然后躲在一个地方,慢慢老去。如果有机会,去月球看看也可以;如果能住在月球上,当然更是求之不得。有了这种想法,便开始在家里左右磨蹭,做着流浪前的种种准备。结果又遭到亲切的,根本不可抗拒的家庭暴力:老头子的火气越来越大,像只想升空又再也升不了空,却又已经点燃了的热气球。只要他一下班,看见我在家里晃荡或者不晃荡,就总想观察他的铁砂掌功力——打我耳光——顺便测试我的抗打系数;几个舅舅,如狼似虎,他们群起而攻之,说养这么大一个废物,简直没意思,还不如当年,把我扔进河里,看我学潜水;几个姨母,她们整天总是抖着松花鸡一样的身躯,绽开桃花脸挑唆我老妈,她们最希望看到的一幕:是让我老妈,在悲壮无助的泪水中,把我赶出家门;当然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玩意儿,他们都对我进行仁慈万分,又悲愤有加的心理摧残。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越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只发育不良的老鼠,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独自行走。那时不像现在,现在是自己拼命找工作,那时是工作拼命找自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一毕业,根本就没有自我选择的基本权力,这有点像如今的小姐,自己根本就无法主动挑选客人。 我在九月下旬,才去那个山沟的单位报到。我永远忘不了去报到那天(实际上早就超过了报到日期),一个三分像男人,六分像女人,还有一分不知像什么的东西,不怀好意地坐在那里,又极端不耐烦地,带着坚定的,不可抗拒的审视眼光,就像看节肢类昆虫那样看着我。就好像我是准备来强奸的,或者是来获取施舍的,或者是自我意识低迷,需要人类拯救的低等生物。我想,这可能与我当时的基本形象有关。我那时头发很长,又不修边幅,瘦瘦的,像根发育不良的豆芽,满脸的忧郁和绝望,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又喜欢斜着眼看这个黑暗世界的一切事物,让人一看就起戒心或者疑心。那玩意儿对着我的派遣证,反面,正面,前面,后面,足足看了五分钟,仿佛这玩意儿,是我自己伪造的。 到最后,可能是实在无聊了,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总之,那玩意儿想这个下午已经差不多过去了,该了结这个无序无尾,又无趣的情节了。我们便在灿烂得有些暧昧的阳光里开始了下列对话: 干什么来了?工作。 谁叫你来的?学校。 想干什么?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 哪里毕业的?这不是写着嘛。 你这是什么态度?没什么态度。 不想要这工作了?无所谓。 真的不想要?如果你有权的话,可以把我赶走。 你怎么这么目无尊长?我尊老爱幼。 你?我怎么啦? 工作是为了什么?吃饭。 吃饭呢?工作。 工作呢?吃饭。 你境界怎么这么低?我这人就这样。 党和国家白培养你了!我不是党员。 你是公民吧?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谁给我公民权了? 你怎么这么难说话?我基本上不说话,是你叫我说的。 说说吧,你想干什么?工作。 就这个?我已经回答你了。 我看,党和国家真是白培养你了。我争取入党。 就你?我怎么啦? 够资格吗?党员要怎样的? 我这样的。你是怎样的? 你慢慢会看出来的。我担心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我替你身体担心。 我身体挺好的。 最后,那玩意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非常专注地看着我,那眼光就像两只正在恋爱的老鼠,而且放荡出毫无遮拦的同性恋意味,叫人心里一阵比一阵紧。最后那玩意儿对我说,我看这样吧,你先去另一个单位报到,然后才过来。我走出市劳动人事局的大门,向单位走去。这事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仍然记忆犹新。我实在忘不了那个东西。这简直是一种阴影,生命中的阴影。在生命中有时是有阴影的,并且相伴你一生。我便开始在单位上熬着。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我好动,喜欢做事情,偶尔呆坐。头儿看我这种德行,就专门派我跑腿的活,比如出差,比如送报表,比如领什么东西。我所在的单位很大,加起来有几十万人,是一个庞大肥胖的机构,我只是这其中的一个分子。今天想来,这段时光也许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幸福时光,因为我差一点就入了党。我们头儿很看重我,凡是比较累的活,总是我去;凡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也总是我去。在他们眼中,我就是干活的机器,好用,没有什么情绪。别人出差坐卧铺,我出差坐硬座,回来有时甚至不报销。头儿看我这么能跑能做,总喜欢顶着烈日乱走,而且毫无怨言的样子,就像一个勤奋上进的妓女。最后可能是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派我外出,去另外的大学进修。我当时觉得去玩玩也没有什么不可,便同意了。那时不像现在。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发证件,哪怕是你去厕所撒尿,即使培训了一分钟,也要给你一个撒尿级别的文凭,以证明你的资历。那时不。我在两所大学进修,都是国家挂牌的重点大学。一所在上海,一所在北京。这样一来,我就整整读了他妈六年大学。 两年之后。回到单位,头儿说,现在有个机会,看你想去不想去。我说什么机会。头儿说,报社和电视台都要人。想去报社,还是电视台?我说,头儿你说了算。头儿说,去报社吧。我就去了报社。到报社,才知道报社头儿与我的头儿是兄弟伙。在当时,这种单位也是没人去的,几乎没什么油水,属于清水范畴。我在报社里当了一个版面编辑,却要经常出差,经常采访。一碰上版面文章不够,就自己写好补上去。而且常常晨昏颠倒。好在自己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也就没有觉得什么不方便。我常常在半夜三更爬起来,写点什么。 那时觉得自己是个热血青年,以为自己能够写点什么,或者应该写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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