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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就在书库中钻来钻去，后来一辈子喜爱读书，与外祖父的书库有直接关系。外祖父的书，今天留存在我手上的只有一部《诗韵》，现在我写诗还在用。
小时候，父亲教我读《小儿语萃》。这本书是明代吕氏父子编写的《小儿语》，父亲加以修改整理，补充成《小儿语萃》，教学生背诵，也作为家训，教给我们三弟兄。“千里一圣，百里一贤，均是人也，有志不难。年富力强，即须努力，错过少年，老来徒急。男儿事业，经纶天下，识见要高，规模要大。坐井观天，面墙走路，远大事业，休与他做。第一可羞，坐享庸福，酒囊饭袋，行尸走肉。”里面《立志篇》的文字，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教育我要有远大志向，故给我取名蒋志。
1955年至1959年，我就读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从学于吴宓教授，他教会了我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
吴宓先生学贯中西，通晓14国语言，是中西比较文学的鼻祖。任清华大学国学院主任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任教，培养岀季羡林、钱钟书、徐中舒等大师级的学生。
我在西师读书时，吴宓教我们《世界古代史》和《外国文学史》。吴先生要求学生勤奋学习，严谨治学。而他自己，就是勤学的典范。他喜欢购书、藏书，他私人收藏的图书，囊括古今中外，很丰富。吴教授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年过花甲，仍然手不释卷，日夜苦读。先生常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若要有成就，必须勤奋学习。”他每次讲课后，总要指定一批参考书，要求我们阅读并写读书笔记。他布置的作业要求写成小论文,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表述精当，绝不能无史料依据，信口讲空话，更不容许抄袭。他批阅小论文式的作业十分认真，用毛笔批改,错别字一一订正，一笔也不放过。批语下面照例要郑重签字，盖上私章。他说，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没有充分的史料依据就不可妄下结论,要做到“无征不信”“孤证不立”。
吴宓先生严格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我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要求我们要放开眼界，博览群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将中华传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视域内，去寻求一种普遍的、做真学问的道路。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做到“中西融通”。他还教导我们不能死读书，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用读书得到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
爱读爱写 虽蒙冤而未悔
由于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文章投给报刊发表。1965年，我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囯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这本是件大好事，在“文革”中却变成了大坏事。因为这个会是中宣部、文化部召开的，彭真、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后来大会被批判成“黑会”，我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分子”、“走资派”等“帽子”，被反复批判。
我被“打倒”后，被派到学校农场“改造”。我习惯于读书，一天不看书就觉得难受。可是我心爱的书都被抄家抄走了，农场的教职工也与我划清界限，有段时间一整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实在是孤独、寂寞、无聊、憋闷、委屈、伤心、痛苦,而又无处诉说，甚至想到自杀。
有一天，我路过保存抄家物资的教室，发现门锁巳经坏了，趁机溜进去，在乱七八糟的书堆中，顺手拿了一本是描写湘西剿匪的小说，一本我自己的《李白诗选》,还拿了一本我读大学时徐无闻老师编的《中国文学》讲义，是这几本书伴我渡过了漫长而难熬的“冬夜”。我是江油人，从小听李白故事、背李白诗歌、游李白读书的大匡山，对李白充满崇拜之情，《李白诗选》回到我手中，十分高兴。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我反复诵读《离骚》。李白和屈原那些满怀幽愤、报国无门的抒情诗，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些诗句鼓励着我顽强活下去，相信总有一天会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学以致用 不负平生追求“文革”结束后，我参与江油李白纪念馆筹建工作，负责撰写陈列室的文字资料，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当时“权威”的观点是郭沫若说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所有的工具书、教材都是这样写的。
我认为，既然在李白故里建李白纪念馆，应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于是我开始搜罗资料，撰写论文：《李白生于四川江油》。
写论文挑战全国第一学术权威，不仅要有挑战的勇气，还得有充足的证据。按吴宓教我的“王国维两重论证法”,一方面查阅文献资料，一方面对李白遗迹作实地考察。我在成都用0.64元购得《李白十论》，如获至宝。又得到一本西北大学安旗教授写的《李白年谱》，尽管当时还是打印本,尚未正式出版，也成为了我研究李白的指导书。
史书记载李白读书隐居的大匡山，经“大炼钢铁”的破坏，已经片瓦无存，我在萋萋荒草中找倒两块宋碑，还有几块明、清时期的碑。一块宋碑上明确记载：李白的先辈“以罪徙西域，后遁还,生于巴西。”这是李白生于蜀的较早的记载。为我的论文提供有力证据。后来，大匡山的全部石碑运至李白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1982年，我的论文《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上发表。以后我又写了李白生于蜀及李白生平的系列论文和专著，在《四川大学学报》和《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上刊登，李白出生于蜀的观点，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学者支持，终于被中学历史教材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采用。如今，绵阳对外宣传的口号就是“李白出生地，中国科技城。”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烈士是江油武都人，他的家在江油旧县衙门对面，与我家直线距离不过200米。为了用本乡本土的先烈的光辉事迹,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对王右木的事迹进行了深入调查。那时王右木离开故乡已经60多年了，故居毁弃、亲属离散，但几经周折，终于找到烈士的女儿王松英。根据她的讲述，我整理出了王松英的回忆录：《巴山蜀水播火人》。
后来，四川省委党史办公室调查王右木的事迹，听说我已经着手调查，便让江油县委党史办借用我，负责收集整理王右木的资料。我先后到西安、成都、重庆、泸州、贵州赤水、武汉，找知情人，钻图书馆、档案室，犹如大海捞针，终于收集到充足资料，于1984年7月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著《四川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王右木》。之后江油武都镇又建立了王右木纪念馆。这位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终于彰显于天下。
遵循吴宓先生的教导，既要重视读书，进行基础研究，又重视应用研究。退休以来我,多次参加旅游规划的论证和制定工作，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整理工作。在完成这些课题时，我的藏书发挥了作用。
70多年来，我全部身心用在读书、教书、写书方面。读书、藏书上万册，教过学生数万人，写过专著约300万字。算得上以书为伴、书香人生。
今年市上授予我家为“绵州书香之家”，特以六言诗记之：
诗书传家久远，五世教书百年。
外祖创办新学，父亲坚守杏坛。
兄弟三人教书，培育桃李万千。
儿孙继承祖业，传道授业解难。
乐于游泳书海，勇于攀登书山。
书籍即是生命，优良家风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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