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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见是一个身穿从六品朝服的小官“徐无杖”，胆敢反驳她下的敕令，而且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暗喻她不按《永昌赦令》出尔反尔，便一脸怒气地问道具：照你说，那什么叫魁首?徐有功沉着地答：魁是大帅，首是原谋。武则天又发怒地问：颜余庆难道不是魁首?徐有功又答：若是魁首，他早应在李冲被杀时就该伏法了，赦后才发觉，可见只是个支党而已。武则天的嗓子越来越粗：他为李冲征私债、买弓箭还不是魁首是什么 ? 徐有功又答：征债是事实，但买弓箭与颜余庆也无关。武则天愤怒地又问：二月征债，八月通书，还能不是同谋?徐有功心平气和地道：所通书信未见查获，只据口供，而口供也只承认与李冲礼节上寒暄。而且征债、通书也只能归属于支党行为，与同谋魁首怎么也划不上等号呀！这场朝堂的辩驳，把在场的文武大臣二三百人都吓得脸色铁青，正直的官员都为徐有功的前程和生命安全担忧，而徐有功却是“心正不怕天，有理说得过皇帝”。他神情自若，对答如流，没有一点胆怯和惧怕。而武则天开始时怒不可遏，后来她渐渐觉得这个人称“徐无杖”的司刑丞倒有一般官员所没有的勇气和见识。从她执政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敢于与她争辩论理的官员，特别是谋反案件，她批准杀就杀，从无人与她争辩过。其实武则天是个很有政治头脑、也是很爱惜人才的人，此时怒气也慢慢地消了下来，虽然遭到武则天厉声责问时，他却争得更为急切，但他办案执法护法，持平守正，武则天很赏识他。竟对徐有功说道：颜余庆是支党不是支党，卿再去仔细勘问后，奏上来。这场朝堂君臣论理答辩，在堂的文武官员似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刀剑争斗。然而使他们意料不到的是，最后武则天竟自己找了个台阶走了下来，叫徐有功再审颜余庆是否支党。可见徐有功已强谏获准，他们长长地为徐有功松了一口气。回朝后徐有功便再审颜余庆，并以“支党”罪上奏武则天，最后还获得武则天的批准。颜余庆在徐有功冒死与武则天激烈的争辩中终于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他生的希望，免去死罪，改为远地流放，他的家人也得免成为官奴。这是徐有功为维护法律尊严与公正，制止权大于法的冤假错案的第一战，当然也是旗开得胜的第一战。不久，武则天还升徐有功为秋官员外郎，又转为郎中。罢官与以死护法 徐有功在司刑寺任职三年，在这三年间他纠正了数百件冤假错案，救活人命数干。三年任满后，被调至秋官原称刑部，任员外郎，后又升为秋官郎中从五品，负责复核司刑寺的判决，并能参与大案的审理。在徐有功任秋官不久的一天，他的顶头上司周兴、也是武则天时有名的酷吏，交给他一份案卷说：此宗案是原道州刺史、旧唐宗室李仁褒兄弟的谋反案，司刑寺已判为谋反罪，你拿去看一看……”徐有功接过案卷细细地看。他看后就对周兴说：兄弟俩练武比箭怎能定为叛逆谋反，这不是太冤枉人了？应该马上纠正！周兴却冷冷地一笑说：李仁褒兄弟都是旧唐李氏宗室的人，你知道圣神皇帝最可恨的是谁吗?管他们练武也罢、比箭也罢，他们今天动刀动枪比武，明天就会带兵谋反，定他们谋反罪有什么错? 不杀他们杀谁?可徐有功嚷着道：难道练武比箭就能推论定谋反罪? 天理何存？国法何在？难道皇帝就可不凭事实说话 ?!说着说着，两人便争执起来。其实周兴与来俊臣等人不同，他原是秀才出身，渎过不少法律书，是一个善于构陷大狱的人。他以秋官侍郎的身份压制徐有功，并写成一状尽述徐有功的诬告之词，上奏武则天，说徐有功有某种政治动机。强调“故意轻判反囚李仁褒兄弟，罪当不赦”。并说：汉朝的法律就有规定，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古经上有记载：故意错误解析破坏法律者杀。徐有功有意袒护谋反之贼，正合死罪，请陛下将徐有功下狱查审。武则天对徐有功有讨厌的一面，他常出来与她争辩，阻碍她除尽敌对势力的目的。但他忠心守法护法而且很有才干，所以更多的是欣赏的一面，她对徐有功的态度处在这二者的交叉之间。听周兴说要杀他，但她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于是便下诏：禁止逮捕审讯徐有功，罢免他的官职，削职为民。徐有功这次与武则天连当面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在家中接旨以后，便被除去了乌纱帽。不过武则天对徐有功还是另眼相看的，要不然落到周兴手里。不判死罪也将被打个半死。 周兴对徐有功削职为民的处置，并未达到目的而就此休止。他派出了许多“眼睛”暗中监视徐有功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注意是否有李氏宗室和旧臣来往。如果徐有功一旦有所不慎，也将被诬告谋反同党而处死罪。从这一案例，可知徐有功护法守法的艰难。上有武后作威、蓄意威吓，下有酷吏网罗诬告和跟踪，在这时要执法守正、维护法律的公正和严肃是何等之难呵!徐有功被罢官后不到半年，不料以构狱他人邀功升迁的周兴也被人指控“谋反”下狱，审理他的便是来俊臣。来俊臣以“请君人瓮”的方法，威吓周兴承认谋反罪名。周兴受苦不过也只得认罪，倒是武则天不同意为她“尽忠”多年的周兴处以斩首。而将他改为流放，不过他在流放途中还是被仇人杀了。周兴的死，却解脱了监视徐有功的一双双眼睛，周朝长寿二693年，武则天又重新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台侍御史 从六品下 。徐有功推辞不成，只得就任。徐有功任侍御史后，在润州发生了一起“庞氏案”。庞氏原是唐中宗李显的岳母、德妃娘娘的母亲、润州刺史窦孝谌的妻子。自从女儿德妃被武则天杀死后，她一直心神不宁，抑郁成疾，自以为被鬼怪缠住了身。她听从一名奴仆的话，在夜间焚香祈祷驱鬼。然而这一焚香驱鬼的事却被家仆告发，说她在每夜焚香诅咒武则天早死。武则天自从杀了德妃以后，正找不到德妃亲人的“谋反”把柄和不轨行为，酷吏薛季昶为迎合则天皇帝的心意，便捏造庞氏为“不道”罪。将庞氏判为死刑，家属也缘坐流放三千里。徐有功得知后，他也知道这是武后的旨意，很难挽回。可他想：像这样草菅人命，国法何存?我既然做了侍御史就应向皇上进谏，权大于法的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我纵然一死，也要护法!于是他直奔宫殿，向武则天奏道：陛下，依微臣查访，庞夫人无罪可有，如滥杀一个无辜之人，不仅使天下人嗤笑，并关系到大周的法律法度，请陛下三思，武则天一听徐有功为她的心腹之患德妃母亲庞氏辩护，霎时间火冒三丈，十分恼怒。此时站在她身旁的薛季昶又趁机小声道：万岁，法律规定，凡是为罪人强词夺理辩护的，也应杀头。徐有功为死囚辩护，目无皇上，应定为‘党援恶逆罪，理应立即推出斩首”。薛季昶的一番话，给正在发火的武则天无疑是加上一盆油，于是她立即下令：将徐有功轰出宫殿，令司刑寺治罪。司刑寺便很快将徐有功议定了“党援恶逆”罪，判以死刑处斩。徐有功有位好友，悄悄跑到他家，将此消息告诉了徐有功，流着眼泪叫他早做准备。徐有功听后坦然地说：不要哭，难道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会死吗?我为维护国家的法律、公正地为法律说话，权不能大于法呀 !我为执法、护法而死，死何足惜!他若无其事的陪同那位朋友吃了饭。睡了午觉后，抓捕他的人来了，他坦然走向刑场。正要行刑之时，武则天突然遣人召徐有功进宫，责问他说：你审理案件，为什么有那样多重罪轻判的情形？徐有功回答说：重罪轻判，是我的小过失，爱惜人的生命，是圣上的大德。如果陛下弘扬圣人的美德，那么天下人将十分幸运！武则天沉默不语，却明白徐有功的做法是为江山稳固着想，而获得好处的是她。于是她下旨免去了徐有功的死刑，仅革除其官职，同时免除了庞氏的死罪。原来徐有功被押赴刑场的消息轰动了京城。经老臣们的仗义执言和陈词辩护，终于使武则天下令：免去徐有功死罪，罢官流放边疆。庞氏也由此免去了死罪，改判远地流放。徐有功又一次为法律的守正，以死护法，制止了又一起处死案的发生，真可谓是可歌可泣，感动天地。 徐有功对任何人都出于公心，心胸开阔，依法办事，为正义不计个人得失，不记私怨，即使对待诬陷他的仇人犯了罪，也是如此，能做到不计前嫌，竭力救人，而且想尽方法以求其不死。如他曾与皇甫文备共同审理一桩谋逆案，皇甫文备诬告徐有功偏护逆党，当处死罪，但查无证据，终被赦免。后来皇甫文备自己犯事被罢官下狱，徐有功却设法为其辩护，多方救他出狱。有人问徐有功：此人曾陷你于死罪，而今你反要救他的命，这是为什么？徐有功说：文备告我偏护逆党，是出于他的私怨，南在文备所犯之罪，按照法律不当死，我是秉公执法，岂可因私怨而损害公法呢？徐有功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个叫韩纪孝的人，在徐敬业当政时曾接受了官职。后来朝廷审理徐敬业谋反案时，韩纪孝已经死了，但负责审理此案的顾仲琰却要求籍没韩纪孝的家产，武则天予以认可。此案转到徐有功手上，徐有功抗辩说：徐敬业谋反前，韩纪孝已经死了，就不应该再追究其罪，更不应该株连其他人。由于他的公正严明和执意坚持，终于说服了武则天。因为这个案子获得宽恕的百姓就有几十人。徐有功曾经对自己的亲人说：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天授元（公元690）年，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被酷吏陷害，徐有功虽然坚持抗争护法，但没有成功，并因此被罢官。不久，他又被重新起用为侍御史。为这件事，《唐书》有记载：“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徐有功审案，就是那样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有关徐有功刚正不阿、守法护法的事例很多，他在司法任上工作了15年，就有三次被控告死罪其中一次改为流放，而他却泰然不忧；三次被赦也仍不阿谀奉迎，仍然矢志不渝，二次罢官，复出后仍又一心执法守法，对于自己的三次因守法蒙冤，他坦然地说：“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这等心里只装着百姓和法律的崇高品德，实在可贵；连武则天也被他的忠贞和勇气所折服，并十分雅重他，待她坐稳了帝位后，又将在流放的徐有功召回，起用任司刑寺少卿。当时人们赞颂徐有功“听讼惟明，持法惟平”。他任法官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人数以万计。他既不为己谋利，也不为君主之私欲所动摇，他守的是公天下之法、无私念之法，正因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才能在种种诬陷冤告中傲然挺立，使频频弹劾、推审他的酷吏，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他与案犯有什么特殊关系。公正、忠诚、无私、才干和勇气，是徐有功成为古代最优秀法官的主要原因，因此受到了历代人民的赞颂和爱戴。他先后审理大理寺案件一万多卷，首先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不轻信卷宗记录、不轻信口供，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事实，多年来救活人数以万计，纠正冤假错案万余卷，举国上下都知道徐有功赤胆忠心为百姓。徐有功一生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处处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深受人民的爱戴，因而也难免得罪了酷吏、奸臣，他频繁遭到弹劾、推审，但最终找不出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刑，三次被赦免，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乃矢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处处想着人民，他一生正气，两袖清风。公元709年，徐有功卒于任上，享年68岁。徐有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垂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民称之为“自古无有”的好法官。5、清官陈希亮的故事北宋年代，提起青天大老爷，人们首先会想到包拯，然而，此一时期还有一位人称白脸青天的知县——陈希亮。 陈希亮（999～1063）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曾任雩县令、宿州知府及开封府判官等职，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曾到都城开封府及朝廷任职，官至太常少卿。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忠于职守，肯为百姓办实事。陈希亮嫉恶如仇，如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地痞无赖，搜捕盗贼，开仓赈民，架设汴河飞桥，强令巫师、巫婆回乡务农等。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所称颂，也使王公贵族害怕。由于正直挚诚，路有颂声，因而在每次任满离境时，父老们都洒泪相送。陈希亮年轻时就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在处理家事方面，其德行的完美早就为人称道。他父母早死，依靠哥哥为生。但哥哥是个性情偏狭的人，存心侵吞全部家产。在他十六岁那年，决定外出寻师，专攻学问，哥哥霸占了田园房产，只将乡邻们的借款单据共三十万钱给了他。他虽年少，却大度惊人，他把那些借债的人都召集来，当面将帐单全部烧掉，然后背起书箧行囊，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不久后的一天捷报传来，陈希亮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此时，他哥哥年事已高，身体很差，两个侄儿陈庸、陈渝尚未成人。陈希亮不计前嫌，服侍兄长，教养侄儿。后来，两个侄儿也高中进士。乡亲们感戴他的为人，亲切地称他的家门为“三俊”。有仁有义是乡里传颂的一大口碑。陈希亮在出外游学时，曾与同乡宋辅一起寻师访友。后来，当他在都城开封任京东、京西转运使时，宋辅也到京城做了小官。可是事隔不久，宋辅染病身亡，老母、孀妇和幼子宋端平失去了依靠，生活艰辛。陈希亮想不出更发的办法，决定承担起抚养宋家的义务，把宋母一家接到自己家中。他对宋母十分孝敬，一早一晚都施行问安礼，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宋端平，要他努力攻读诗书。就这样，宋辅一家老小，在陈希亮的关怀照顾下，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由于陈希亮薪俸不多，又清廉自守，他自己又有四个孩子，再加上两个侄儿，家庭经济已是十分拮据，如今又添了宋母全家，负担之重就不必说了。尽管如此，他宁愿缩减自己儿女们衣食，节约家庭中能节约的开支，要把两个侄儿和邻里之子抚养成人。他除亲自教习他们吟诵诗书外，又与自己的儿子等同对待，让他们都有出外寻师访友的机会。于是，继陈庸、陈渝两个侄儿之后，宋端平也是进士及第。当陈希亮搀扶着宋母出堂接取捷报时，人们都以为宋母是他的生身母亲哩！由于陈希亮以身作则，教育有方，儿子们个个也很有出息，长子官至度支郎中、次子为滑州推官，三子是大理寺丞，四子虽然从未出仕，但他轻财好义，乐于助人，还是当时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挚友。陈希亮终年64岁。当他辞世的噩耗传来时，亲戚朋友无不潸然泪下，捶胸顿足，钦佩他一生为官清正，严而不残，诚为当代良吏；更赞叹他忠厚仁爱的美德，以及怜孤恤贫，有功不夸的高尚行为。 宋仁宗天圣八（1030）年，陈希亮考上进士后，被授予大理评事，出任长沙知县。在陈希亮初做大理评事，主管长沙县政事。有个叫海印国师的和尚，因与章献太后的家人关系密切，仁宗年幼即位，太后垂帘听政，主持朝政11年，位高权重。海印和尚依仗章献太后的权威，随便出入章献太后的皇宫，与几个显贵的公卿大夫来往，倚仗着他们的权势，占据百姓的土地，掠夺财富，官员都不敢惹他，百姓更是敢怒而不敢言。对于这个恶僧，陈希亮不畏权势，多次走访百姓，查获海印的犯罪事实后，毫不手软地将海印拿下，仗义执法，给他定了罪，这一举动引发全县的人都为之震惊，替他害怕，更解了百姓的心头之恨，老百姓感激他，暗暗称他为“陈青天”。陈希亮在长沙任知县时，又处理了一件“郴州竹场假券”的疑案。此案的大致经过是：一个专门向林区百姓征收竹材的机构——郴州竹场将收到竹子的假券卖给缴纳竹子的种植户，种植户将竹场所给的假券交给官府，作为已经缴纳竹子的凭证，被官府察觉，认定这些种植户伪造证券，很多人被判极刑打入死牢。陈希亮接到案卷，几经调查后，感到十分不解：种植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哪有能力去伪造证券呢？于是，他重新提审了种植户，掌握了种植户屈打成招的事实后，他又派人去郴州，调查事实的真相。原来是管理竹场的吏人为敛取不义之财，花钱找人制造伪证券，将种植户缴纳的竹子占为己有，而让种植户当了替死鬼。铁证如山，竹场的吏人自然受到惩治，种植户也得以无罪获释。因办理“郴州竹场假券”疑案有功，仁宗皇帝特赐给陈希亮五品官服。 由于陈希亮办案认真，明察秋毫，一丝不苟，口碑极好。不久升为殿中丞，调转主管鄂县政事。但县府的老吏曹腆欺他年轻，怠慢法令。陈希亮任职办事，不巧首先查到了他的罪过，曹腆不住地磕头竟至额头流血，表示愿意改过自新，陈希亮告诫他以后，免去处罚，他终于成了好官吏。当地的巫师每年搜刮百姓的钱财祭鬼，把这叫作“春斋”，巫师们说不这样做就会发生火灾，并煞有介事地向百姓谣传说，有穿红衣的三个老人带来火灾。陈希亮不信那一套，决然禁止了这项活动，百姓虽不敢犯禁，可火灾也没有发生。事实教育了百姓。陈希亮还毁掉了上百个不合礼制的祠堂，勒令七十多名巫师成为农民。陈希亮为官到期离开时，当地父老们依依不舍地送他，直送出县境，流着泪说：您离开我们，穿红衣的老人又要出来了。陈希亮的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任开封府司录司事。那时福胜塔着了火，官府想要再建，估计要用三万钱，陈希亮晋言说：陕西在打仗，希望用这笔钱馈赠军队，暂时不要修建福胜塔。皇帝同意并下令停止建塔。青州百姓赵禹上书朝廷，说赵元昊反叛，宰相认为赵禹乱说，把他流放建州，不久赵元昊果然反叛。赵禹诉告所属的宫府，官府不接收他的案子，他逃到京城自己申辩，宰相发怒，把他下到开封狱中。陈希亮不畏权势，秉公提出赵禹应该奖赏，不可加罪，为此案朝庭上争辩不停，陈希亮坚持正义，皇帝接受陈希亮的意见，下令释放赵禹。并奖励陈希亮的忠于职守，升他做徐州推官，还想要陈希亮做御史。此时正值外戚沈元吉偷盗杀人，陈希亮一审问就得到实情，但沈元吉却受惊倒地而死，沈家诉告陈希亮，皇帝下令弹劾陈希亮以及几位办事的官吏。陈希亮说：杀死这个坏人的唯我一人，与他人无关。由于陈希亮把罪过归在自己身上，他因犯罪而罢官。 皇佑元年，皇帝下旨让陈希亮做负责征调粮食的提举河北便籴之官，对于皇帝的这一旨意，都转运史魏瓘不满，揭发陈希亮擅自提高、降低物价。不久魏瓘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主管开封政事，陈希亮请求在朝廷上与他论辩。于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在皇帝和众官面前展开。通过辩论，仁宗皇帝认为陈希亮正确有理，罢免魏瓘的学士官职，让他去主管越州政事，并且要任用陈希亮为龙图阁学士。陈希亮诚恳地说：我与转运使不和，不能算没有罪过。他竭力请求回到滑县。此时正值黄河鱼池一带发涨洪水，将要决口，陈希亮召集朝廷派到黄河监督防洪的人，派那些皇帝的亲兵防守堤坝。夜晚为便于及时发现灾情，竟让自己住在即将决口的河堤屋子里，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官吏和百姓流着泪轮换劝谏他离开，他坚决住在那里不离开，直到洪水退去。那些年汴河改道流经宿州，年年洪水泛滥，陈希亮正在安徽宿州做官。一年夏天，又逢天降暴雨，差役慌忙禀报说：汴河上的桥梁又被冲垮了。陈希亮当即冒雨来到河边，察看灾情。据当地老百姓讲，这汴河水势太猛，再坚固的桥礅都要被冲垮，要在此地架桥真比登天还难。现在桥又被冲垮，来往行人过河只有靠渡船，极不方便，也因水势太猛，渡船也不时翻沉。陈希亮想，这河上还是应该架桥，要怎么架才不被冲垮呢？他陷入了沉思之中。那天陈希亮察勘了汴河水情回衙以后，就见他成天伏在案头，在纸上画着什么。深夜烛光下，也在不停地改改画画。经过没日没夜地筹划，他终于创造出一种新的造桥方案。这就是不在河水湍急的流水中建桥礅，而是修建一种木制结构的、直接飞跨两岸的桥梁。这样不仅来往船只不受阻隔，而且不论夏天发多大的水，桥身也能丝毫无损。于是，他命令属下采备木料，并请来木工现场施工。没有多久，宿州城的汴河上，架起了一座崭新的木桥，桥身如虹，飞跨两岸。桥上行人来往，桥下船楫畅通。人们都赞扬陈希亮不仅是一位清官好吏，而且还是一位能工巧匠。这宿州的汴河桥确是一大发明，朝廷为此下诏嘉奖，并且推广这种造桥的方法。过去苦于水患，造桥无方，如今从河南开封的京都，到泗州（安徽泗县）都模仿陈希亮的造桥方法，建起了一座座如虹的飞桥。 宋仁宗嘉佑八（1063）年正月，京东转运史陈希亮调任凤翔太守。为人刚直的陈希亮身材矮小、面目清瘦严肃，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他对待僚属，要求严格，对于下属的严重过错，从来不留情面，竟然有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所以士大夫们宴会或游览时，若听说陈希亮来了，立刻阖座肃然，笑也不敢笑了。他的这一性格无疑是他的缺点。陈希亮与苏轼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摩擦的经历，也可以说明陈希亮的为人。苏轼的官职是大理评事签署凤翔节度判官厅公事京朝官差允，这一长列官名究竟是什么官呢？原来在宋代的官制比较复杂，尤其元丰以前，官员的本官、贴职、差遣同时并存，因而相当混乱。拿苏轼的上述官名来说，“大理评事”是官阶，只表示官员级别的高低，与实际的职务无关。“签署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是差遣，也即实际担任的职务，大致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办公厅主任或秘书长之类，职掌协助郡政，综理诸案文件的编写、经初步审定后，报告首长，或被批准或被否定。由于他与长官陈希亮在公事上的联系非常密切，但仍是陈希亮的下属或幕职。而两人的性格，却是有如冰与炭一般不相融合。苏轼性格豪阔，不会耍官僚滑头，做事却勇于负责，当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表现在语言和面孔上，一点也不肯屈就退让。陈希亮与苏轼之间还有一段故事：陈希亮和苏轼都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若论辈分，陈希亮要比老轼的父亲还长一辈。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毕露的后辈，胆对他也一样端着架子，毫不客气，这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就像现代人尊称“博士”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竟勃然大怒，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这对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陈希亮官僚架子不小，同僚晋见时，有时任凭他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等得久了，竟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对此苏轼心生不平，作了一首“客位假寐诗”来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这首诗的大意是：想进去求见进不去，呆呆地久坐着像枯树，怎么能主人把客人忘记呢？今天我也忘记了自己，同事们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可看他们的胡须就知道他们很生气。虽然不必担忧丢了性命，还是忍耐着再等一会儿。两人之间的摩擦，日长月久，造成成见，苏轼益发感觉憋气而产生抵触情绪。当有府宴时，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竟不参加，中元节时，下属都要到知府厅堂请安行礼，可他也不去。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处分他，被朝廷罚铜八斤。可苏轼对此也不在乎，只是在日后写《谢馆职启》的文章中发牢骚说：当一名幕僚，整天在危机中舞蹈，已尝够了名字列在苛刻的法条中的滋味，真想不到今天还能活着。这些话反映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后来陈希亮在官舍的后园建造一座取名“凌虚台”建筑物，从台上可以望见终南山。工程完成后，请大文豪苏轼写一篇《凌虚台记》的文章，苏轼为他写了，但文章里出现以下的内容：“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些话说的是“事物的废、兴、成、毁，总是料想不到的”、“凌虚台还不能长久地保存，何况人的得与失，只不过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罢了。”苏轼乘此机会“敲打敲打”陈希亮，想浇他一头冷水。没想到陈希亮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仅没有意见，还十分欣赏，一字未改，便吩咐上石刻碑，并且感慨道：“我看苏明允（苏轼的父亲苏恂的号）就像儿子一样，对苏轼就像孙子，平日故意不给他好脸，是因为他年轻便名气太大，怕他自满而不继续长进，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后来，苏轼应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为他父亲作传的请求，写了《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的意思说：“您是我先父的长辈，我在凤翔跟着您当了两年的官，那时年少气盛，行为和说话都对不起您，早已很后悔了。”苏轼表示对那时的忏悔。陈希亮以身作则，教育有方，儿子们个个很有出息，长子官至度支郎中、次子为滑州推官，三子是大理寺丞，四子虽然从未出仕，但他轻财好义，乐于助人，还是当时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挚友。陈希亮因辛劳过度而逝世，终年64岁。当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亲戚朋友莫不潸然泪下，捶胸顿足，他们钦佩他一生为官清正，严而不残，实在是那时的好官；更赞叹他忠厚仁爱的美德，以及怜孤恤贫，有功不夸的高尚品行。著名大文豪苏轼，曾自称平生不替别人写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6、清官包拯的故事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999）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提起包拯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因为后世把他当作清官的典范——包青天，他的那些几乎神化了的审案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包拯的身世与清亷的仕途史载包拯是楚国忠臣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代孙。祖父包士通是平民百姓，读书耕田。父亲包令仪，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与北宋时期政治家、宰相文彦博的父亲文洎一同供职朝庭内阁中，便结为世交。所以包拯与文彦博关系特别亲密，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后来父亲退休后返回原籍，赠太保。母宣氏，赠冯翔郡太夫人。包拯兄弟三人，长兄包莹、二兄包颖都因早前去世，只有他一个传宗接代。他家境殷实，所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知识教育和熏陶。宋仁宗天圣五（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官，但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在家里，侍候父母。直到三十六岁时父母亡故后才正式出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景佑三（1036）年，在知县任上，他断了一个奇案，于是声名远扬。三十八岁升任知州，他清正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之后，便开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任庐州知州时，执法不考虑与自己关系的亲与疏，一事同仁。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的操纵和影响。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都怕他，不敢随便干坏事，所以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铁面镜心，清正名声，从此不朽千古。 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包拯才离开乡村，去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他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夜晚守灯苦读，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言律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应该做房屋的栋梁，精炼的钢料决不应去做钓钩，我应该做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包拯一生仕途畅通，他的经历是：一步一步地升官，一直升到监察御史。他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关的军备。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后，担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任知谏院，多次弹劾那些揽权而得到皇帝偏信的大臣。被授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先后去瀛州和诸州任知事，再被召入朝，先后任开封知府、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1061）年，任枢密副使。最后死于位内，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清亷为首，与贪腐绝缘。升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后，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与湖笔、徽墨、宣纸一起，并称为“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既往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据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砚洲岛”的岛，就是当年包公抛下端砚的遗迹，下游的“黄布沙”就是包装端砚的那块黄布。包拯断案的故事当年地方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审理案件，相当于今天的法官。包拯一生审理了无数的案子，由于他的认真与秉公，许多的难案、奇案的正确判断，都发生在他的手中，使他成为审案的典范，甚至被神化为日审阳间，夜审阴间的传说。一天，包公受理一起侄子告伯母骗取合同文、不认亲侄的案子。原来，在东京汴梁西关外定坊有户人家，哥哥刘天祥，娶妻杨氏。这杨氏乃是二婚，带来一个女儿，到刘家后再没生养。弟弟刘天瑞，娶妻张氏，生得一个儿子，取名安住。刘天瑞在安住两岁时，就给他与邻居李社长家的小女儿定了娃娃亲。大嫂杨氏打算待女儿长大后，招个女婿，多分些家产。因此，把刘安住当成眼中钉。这一年，东京地区大旱，颗粒无收。官府发下明文，让居民分户减口，往他乡逃荒。弟弟天瑞照顾哥哥上了年岁，不宜远行，决定自己携妻儿离乡背井。天祥就请邻居李社长写下两张合同文书，把所有家产全部写在上面，以做日后见证。兄弟俩各执一份，洒泪分别。天瑞带了妻儿，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房东张员外夫妻为人仗义疏财，虽有许多田产，却无儿无女，见年方3岁的刘安住眉清目秀，乖觉聪明，就收为义子。对天瑞夫妻也像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但是不久，天瑞夫妇染上疫症，几天后相继去世。天瑞临死前掏出一纸合同文，将儿子托付给张员外。一晃，刘安住18岁了，为使父母尸骨归乡，决定回老家安置。张员外就把合同文书交给他。刘安住直奔东京汴梁，一路问到刘家门前，只见一位老妇人站在那里。那老妇人正是伯母杨氏，她一心想独占家财，就骗取了刘安住的合同文书，却翻脸不认侄子，反抄起一根木棒，打得安住头破血流。邻居李社长闻声赶出，问刘安住：“那合同书既被她骗走，你可记得上面写的什么吗？”安住一字不差的背了一遍。李社长说：“我是你的岳父李社长。”当下他写了状词，带着安住来到开封府告状。包拯接了状词，便传令拘刘天祥夫妇到了公堂，责问刘天祥：“你是一家之主，为何只听老婆的话不认亲侄子？”刘天祥回答：“小人侄儿两岁离家，一别十几年，实不敢贸然相认，凭合同文书为证。而今他和我妻一个说有，一个说无，我一时委决不下。”包公又问杨氏，杨氏一口咬定从未见过合同书。包公假意愤然对安住说：“他们如此无情无义，打得你头破血流。大堂上，本官替你作主，你尽管打他们，且消消你这口怨气！”刘安住流泪道：“岂有侄儿打伯父伯母之理？小人为认亲葬父行孝而来，又不是争夺家产，决不能做出为了出气而责打长辈的事。”包公自有几分明白，对刘天祥夫妇说：“本官明白这小子果然是个骗子，情理难容，改日定将严刑审问。”命天祥夫妇先回去，而将刘安住押至狱中。第二天，包公一面让衙役四处张扬：“刘安住得了破伤风，活不了几天了。”一面派差役到山西潞州接来张员外，于是真相大白。几天后，包公传来一行人到了公堂。张员外所言句句合情合理，杨氏胡搅蛮缠死不认亲。于是，包公传令带刘安住上堂。不料差人却来禀报说：“刘安住病重死在狱中。”众人听罢大惊，只有杨氏喜形于色。包公看在眼里，吩咐差人即刻验尸。一会儿，差人回报：“刘安住因太阳穴被重物击伤致死，伤口四周尚有紫痕迹。”包公说：“这下成了人命案。杨氏，这刘安住是你打死的，如果他是你家亲侄，论辈份你大他小，纵然是打伤致死，不过是教训子侄而误伤，花些钱赎罪，不致抵命。如果他不是你的亲侄，你难道不知道‘杀人偿命’吗？你身犯律条，死罪当斩！”即命左右将杨氏拿下，送到死囚牢中。此时，杨氏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承认刘安庄确是刘家的亲侄。包公问：“既是你家亲侄，有何证据？”杨氏只好交出那张骗得的合同文书。包公看后，差人叫刘安住上堂。刘安住接过包公出示的合同文书，连称“青天”。杨氏方知中计。包公提笔判决此案：表彰刘安住的孝道和张员外的仁义；杨氏本当重罪，准予罚钱赎罪；刘氏家产，判给刘安住继承。这个奇离曲折的案子告破，包拯的英名顿时盛传。 仁宗年间，陈州大旱，发生饥荒，户部尚书范仲淹上殿奏本，保举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包拯到陈州粜米济赈。原先朝廷已派了两个官员去陈州办理济赈事宜，这两个人都是当朝权贵刘衙内的亲属，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女婿，他俩在陈州贪赃枉法，鱼肉饥民，还打死了饥民李大胆，搞得陈州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所以范仲淹要保奏包拯前往陈州查处。刘衙内素知包拯清正，铁面无私，所以于半夜来访，假惺惺地说道：陈州饥民多亡命之徒，包大人此番出赈，可要当心。他的本意是想吓退包拯，不去陈州。包拯严正答道：为国效劳，为民解难，乃我辈本分，何惧之有？ 刘衙内见劝阻无效，便改口说情：包大人此去陈州，望对我儿、婿照应则个。包拯答道：“这个我心中有数，感谢你今天来向我传递消息，将来有甚事情，我也会派人向你传递消息，以作回报。说罢当场送客。刘衙内虽然没得到包拯什么确切保证，但总算能随时得知陈州消息，倘有不测，还有回旋余地，便称谢告辞。包拯带了差役王朝赶往陈州，将近陈州地面时，包拯换上民服先行，吩咐王朝随后赶来。包拯一身乡民打扮，混入饥民之中，来到衙门购买赈米。只见刘衙内子婿两人高踞公案之后，督促差役粜米。名为粜米、实为盘剥，在米中掺入大量泥沙，提高价格，克扣斤两，使饥民不堪其苦，饥民若稍有不好听的话，便棍棒相加。包拯实在看不下去，高声喊道：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如此荼毒百姓，天理何存？刘衙内的子婿见一个黑脸饥民敢当众揭短，不由气怒万分，喝道：你给我住口！先前有个李大胆，今天又来了黑大头，我让你们一样下场！便吩咐差役将包拯吊在树上。正在这时，手持金牌、背插宝剑的王朝赶到，两个贪官忙迎接钦差。王朝说道：包大人先我而来，不知现在何处？两个贪官面面相觑地说：下官不曾见包大人来过。王朝眼快，看见大树下正吊着包拯，忙跪步上前，亲手松绑，两个贪官这才知道“黑大头”原来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忙着上前恭请包拯坐上公案。包拯一拍惊堂木喝道：“尔等贪赃枉法，荼毒饥民，我不但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还有何话可说？ 两个贪官连连谢罪认错。包拯道：既然知罪，写下伏罪状来。 两个贪官当即写了伏罪状，并签字画押。在场饥民见包拯如此清正，声声齐喊：“包青天！”其中有被两个贪官屈打致死的饥民李大胆的儿子，此时气愤交加，率众饥民将两个贪官当场打死，以泄民愤。包拯对饥民的举动是深表同情的，但咆哮公衙，击毙官吏毕竟是有罪的，他就暂且将李大胆的儿子收押在监，等送报朝廷后再作处理。包拯在发出奏折前，先叫王朝去向刘衙内暗通消息，让他将陈州发生的事，稍作改动说道：两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查实，被下在狱中。但饥民作乱，为首者已被当场处死。刘衙内听了又忧又喜，又恨又急：忧的是子婿已获罪；喜的是幸亏早得消息，局面尚可挽回；恨的是饥民作乱；急的是时间仓促，刻不容缓。他自恃皇上宠爱，便连夜进宫见驾，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语。皇帝果然听信了他的谗言，下了一道圣旨：“活的赦罪，死的不赦。”这样可以完全达到刘衙内的愿望，既可救了他的子婿，又可镇压作乱的饥民。刘衙内奉了圣旨亲赴陈州，当着包拯的面宣读。包拯当场问道：济赈两官员何在？ 众差役答道：已经死了。包拯又问：饥民首领何在？众差役答道：押在狱中。包拯宣判道：奉圣旨，两贪官理该处死，不准赦其罪；李大胆之子，为父报仇是义举，应予释放。这一宣判，使刘衙内当场昏厥在地。从此一病不起。处理这案件后，包拯在陈州依法粜米，解救饥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整顿吏治，使社会复趋于安定平稳。包拯的声誉更高了。自断了上案之后，全国皆知开封府尹包拯断案如神，但有一案件很费他踌躇：街民毛勤猝然死亡，族人因其死得蹊跷，便状告开封府。包公将毛妻冬花传讯、冬花虽言词哀切，但面露妖冶，外着丧服，内套红袄，分明具有杀夫嫌疑，但她声称丈夫是因“气鼓症”死亡。包公问道：既然患气鼓症，可曾请医治疗？冬花回答：丈夫命薄，没等请到医生，就已气绝身亡了。包公便命仵作廖杰开棺验尸。廖杰经验丰富，但验尸结果，虽见毛勤死状异样，但并无查到谋害的痕迹。仵作廖杰回到家中，总是想着白天的案子，不知怎样向府尹汇报，翻来覆去就是不能入着睡。妻子阿英见他心事重重，便问道：你可曾验看过那尸体的鼻子？廖杰反问说：验那鼻子能怎样？阿英说道：那鼻子内可大有文章，倘若从鼻子中钉上尖利的钉子，直通脑门，那不就能不留痕迹而致人死亡吗！廖杰听了将信将疑，忽然觉得有些道理，便起身连夜再去复验尸体，果然见到毛勤的鼻孔内有两根铁钉，于是真相大白，便将死者的妻子冬花缉拿问罪。冬花抵赖不过，承认串通姘夫谋害亲夫。事后，包公询问廖杰说：冬花作案手段奇特，你是怎样想到验看尸体的鼻孔呢？廖杰回答说：那是小人的妻子提醒的。包公说：请你妻子来府，我要当面酬谢。第二天，廖杰高兴地带着妻子到府里领赏。包公像是熟人一般接待，对阿英端详了一会，便开口问道：你嫁给廖杰几年了？阿英答道：我们系半路夫妻，只因我前夫暴病死亡，才改嫁廖杰为妻的。你前夫的名字可叫路才？阿英惊奇地问：大人怎么知道具的？包拯说：路才暴死一案，曾由县衙呈送本府，我昨晚查阅卷宗，得知县衙已对此案作了正常病故的结语。但我觉得此种结语颇存疑问。阿英听了更是面露恐慌之色：大人以为……包拯严肃地说：本府认为，路才是被人从鼻孔中钉钉谋害的。阿英听了面色都白了。廖杰奉命前往路才墓地，掘墓开棺，虽然尸体已腐烂。但在鼻孔部位露出两根已锈的长钉。包公继续审理路才案件。他对阿英说：想你一个平常女子，如何懂得鼻孔钉钉的奇特方法，除非有过亲身经历，才能一语点破。阿英本来已经心惊肉跳，此时只得如实招供事情真相：原来她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在与路才结婚之后，经常与人姘居，姘夫是个惯犯，与她合谋用铁钉钉鼻之法害死路才，后来那姘夫在斗殴中被人杀死，阿英才改嫁廖杰。廖杰听了这些从未听说过的事，如梦初醒：想不到这女子竟是这般蛇蝎心肠，若不是包大人明察秋毫，我也几乎作了她的砧上之肉。阿英懊丧不已，她说：若不是我多言多语，此案也断不能破。包公正色道：你说错了，作案的人，总是心存侥幸取巧，那只能蒙蔽一时，不能长久隐藏，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自食恶果。这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一案子：有个哑人，每逢新知府上任，都献上一根木棒，任官责打。包公上任后，他又来献木棒。包公想：如果他没有冤枉，怎肯屡屡无罪吃棒尼？无奈哑子口不能言，手不能写。包公心生一计，用猪血涂在哑子臂上，又以长枷枷到街上示众。暗差几个心腹跟随其后，见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就传他上堂。一会儿，果然在围观者中有个老头大声感叹，像是为哑子叫屈，于是将他引到包公面前。老人说：这人是我村的石哑子，从小不能说话，只是耳朵还好使，他被哥哥石全赶出，万贯家财，一分也不给他。他每年告官不能伸冤，总被杖责，今天又被杖责了，小的因此感叹。包公传石全到衙，但石全不承认哑子是他亲骨肉。石全走后，包公教哑人说：你以后撞见你哥哥，就去扭打他。哑人眨巴着眼睛，看上去有些害怕。包公说：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好了，本官可为你作主。一日，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哥来告哑子，说他不尊礼法，殴打亲兄。包公问石全：“哑子如果真是你亲弟，他的罪过不小，断不轻饶。如果是外人，只作斗殴论处。石全说：他果是我同胞兄弟。包公喝道：既是你亲兄弟，为何不将家财分给他？分明是居心独占！石全无话可说。包公即差人押他们回家，将所有家财各分一半。还有奇妙的审石擒凶手的案子：包拯在定远县任县令时，常常微服私访。一次，包拯带着衙吏经过某山岗时，见前面草丛上方苍蝇乱飞，并有一股血腥味飘来，便令衙吏察看。原来是草丛里躺着一具男尸，身体已经腐烂，面目难辨，背上压着块大青石板，肩上还搭着只马褡裢子，内有木制“宋记”印戳——原来是个收卖粗大布的。查问地保，知本地没有姓宋的贩布商人。包拯断定这是谋财害命的案子。那么杀人犯是谁呢？第二天，包拯贴出布告，说要在大堂上审石板。大家觉得好奇，都到堂上看稀奇事。那块青石板正放在大堂中央，铁面无私的包拯喝道：大胆石板，竟敢谋财害命，目无国法，给我狠打四十大板！差役扬起板子，狠狠向石板打去，一阵噼噼啪啪，震得差役虎口疼痛。大家见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包拯斥责道：“本县断案，大堂上理应肃静，你们竟敢喧哗公堂，该当何罪？众人见包大发怒，一齐跪下，口称“知罪”。包拯说：“那好，你们讲，愿打还是愿罚？愿打，每人打四十大板；愿罚，每人举保画押，限定三日，交上三尺大布。违者严惩！众人谁都怕打，都说愿罚。可心想：包大人真有意思，找不到凶犯，让众人来献一条孝布。”三天之内，近街远集的粗大布一购而空。包拯的手下一边收布，一边核对布头上的印记，竟发现不少人交上的粗大布上有“宋记”印戳，与死者的印戳丝毫不差。经查问知是某布庄的。当下把某布庄老板抓来。老板一见死者的印戳，面如土灰，只得供认：死者宋某从外地收购粗大布，盖上印戳后寄存在他那里。他谋财害命，但匆忙之中忘了毁掉马褡裢子，于是案破。奇离的两桩断牛案：包拯在天长县刚任县令时，曾审过两桩牛案。那是春耕时节，东村农民王某和张某一天在田里同耕，休息时坐在田岸边闲聊，让两头牛在坡上吃草。一会儿，两头牛抵起角来，王某和张某没当一回事，竟在一边看热闹，谁知王某的牛竟把张某的牛抵死了。这下两个好朋友翻了脸，张某告到县衙门，要王某赔牛。那时包公还没上任，前任白县令审案时想：判赔，王某吃亏；判不赔，张某吃亏。左思右想，没法把案子判得公平合理，只得把两人收在监里。 第二天，包公上任，听说有两个农民在监里骂人，提出来一审，知道事情的原因，就哈哈大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本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漫不经心让牛抵角死亡，以致朋友反目成仇人，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今天本官劝你们言归于好。”说罢，提笔写了十六个字：二牛抵角，不死即活；活牛同耕，死牛同剥。两个农民听完判决，都说这样公平合理，谢过包公，携手走出公堂。谁知那两人刚走，又来一人报案。那是西村农民，名叫刘全。今天早晨他正要牵牛下地干活，来到牛圈，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大黄牛满口鲜血淋淋，那牛舌头不知被谁割掉了。他心疼得哭了一场，急来县衙门要求破案。包公看了状子，心想：这很可能是刘全的仇人干的，就问他有什么仇人？刘全说:只有邻居李安曾经与他有过“纠结”。包公听后对刘全安抚说：看来，这头牛是活不长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卖，我再资助你一些钱，这样你又可以再买一头牛了。刘全感激地挥泪告别。这边刘全刚走，包公当即贴出了一张禁止宰杀耕牛的布告：“本县晓谕黎民百姓：为确保春耕春种，保养好耕牛，严禁私自宰杀。如有病牛，须请牛医诊治；诊治无效的，先报呈县衙，经查验后，方可宰杀。未经查验，擅自杀牛的，一律严惩不贷。有人捕捉到杀牛者，官府赏银三百贯。此布。”第二天，刘全的邻居李安前来报告说，刘全擅自宰杀耕牛。包公想：村中的人一定都知道，刘全宰杀的是残废牛，而这个自称刘全邻居的人明知杀残废牛而来告他，不就是诬谄好人吗？这人为了三百吊赏钱，肯定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又和刘全的仇人同名。包公出布告本来就是要引刘全的仇人出来。看来此人必定是偷割牛舌的人。一经审问，李安只得供认了自己割牛舌而又来诬告的罪状。传说中包拯一生审了许多“鬼案”。其中典型的有：定远县小沙窝村有一位名叫张别古的老者，以打柴为生。此人耿直，好行仗义。一日，想起三年前东塔湾赵大欠柴火钱四百有零，于是拄了竹杖，到了赵大的门前，只见房舍焕然一新，不敢敲门，问了邻舍的人，方知是赵大发了财，如今都称他赵大官人了。老头子听了，不由得心中纳闷，暗想道：赵大这小子，长处掐，短处捏，连柴火钱都赊着，他怎么会突然发财呢?转到门口，便将竹杖敲打那门，口中叫道：赵大!赵大!门打开了，只见赵大衣帽鲜明，果然不是先前的光景。还有一个打扮得怪模怪样的妇人，说话装腔作势。进来只见一摞一摞的瓦盆，堆得不少。张别古说明是来要柴钱的。赵大道：张大哥，你放心，哪能短了你的区区四百多文钱!张别古道：大兄弟如今发了，还把四百钱瞧在眼里!说话间，只见赵大拿了四百钱递与张别古，张别古接过，揣在怀中，站起身来说：不是我爱小，我上了年纪的人，夜里时常起夜，你把那小盆子给我一个，就算该我的零钱罢，从此两下开交。”赵大道：你还是这样的倔强!这些盆子俱是拣选出来的，并无沙眼，你挑一个就是了。张别古挑了一个，夹在怀中，径自去了。夜里，张别古在似梦非梦中听见盆子叫唤道：我是扬州客人，你怎么能向我口中小便?张别古大惊，问道：这盆子，你若是冤枉，请分明说来，我与你申雪。乌盆遂答道：我是扬州人，姓李名浩，本是做缎行生意，只因乘骡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赵大家借宿，不料赵大夫妻好狠，将我杀害，谋了资财，又将我血肉骨胳烧化，和泥做成这盆子，望求老伯替我在包公座下申明此冤，报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恩不尽的。张别古醒来，越想越觉得个中必有蹊跷：可怜那李浩，无缘无故被恶人所害，不觉动了他的侠义心肠。第雨天，便带这盆子去县府首告。包公询问细节，张别古将赵大夫妻的情况及夜来乌盆所言诉说一遍，包公遂唤手下将乌盆携进阶下问之，乌盆全不答应，包公怒道：你这老头儿将此妖惑官府，还不速速退去。张三被责，将乌盆带回家下，悔恨不已。夜来盆子又叫道：老者休闷，今日见包公，我因无衣裳盖掩，不敢进得衙门，这冤枉难诉。请把衣裳借我，再去见包公，待我一一陈诉，决无异说。张别古不得已，次日以衣裳包裹了乌盆，去见包公，诉说详情。包公又问审，那盆子哭诉冤情，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众人都叫此案弄的糊涂了，不知怎样才好，唯有包公大为惊骇，但他计上心来，便贴出告示：三日后，包公要审乌盆案。包公又是把随从孙千、李万唤到跟前，附耳吩咐如此这般。赵大村上的人，闻得包公老爷要审乌盆，谁不觉得稀奇新鲜?男女老少议论纷纷。此时赵大夫妻听了这一消息，吓得心惊肉跳。三日后，公差押赵大夫妻二人到堂，包公细问杀李浩因由，二人不肯招认。包公唤出孙千、李万当堂把赵大夫妻夜间对话陈述一遍，二人吓得浑身哆嗦。包公令收入监中听候处理，将夫妻二人分开问话。先问赵大的妻子，包公道：你二人将李浩谋杀了，夺取黄金百两，将他烧骨为灰，和泥作盆。黄金是你收藏了，你夫已认罪，你还抵赖什么?赵大的妻子吓的不住地抖擞，便据实招供道：是有金子百两，埋在墙中。公差果然在墙中取出黄金。包公问赵大：你的妻子已取得黄金百两在此，分明是你二人谋死，还不招认!二人面面相觑，只得招认了。包公判二人谋财害命，俱以死罪斩讫；张别古首告得实，赏银二十两；将乌盆并原劫银两，着令李浩亲族领回埋葬。乌盆能说话，正如老汉张别古的名字一样，显然是编造的故事，只是因为包公是个太神奇的人物。在《包公案》话本中，另一个故事：奉符县押司孙文，某日半夜突然狂奔入河，自尽而死，不久孙的妻子改嫁，嫁给丈夫的同事小押司。之后，使女迎儿三次遇到孙文阴魂现身，嘱告她为他申冤，并留下谜诗一首。包公出任知县后，解开谜诗，审明冤情：原来那小押司先前十分落魄，冻昏在雪地里，被孙文救活带回家，并介绍他也做了押司。不料他恩将仇报，与孙文老婆通奸，又设计将孙文害死。包爷初任，因断了这件公事，名闻天下。包拯超精明的审案技术，早已在民间越传越神，更由于他的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性格，在家喻户晓的、涉及皇家内部矛盾的《狸猫换太子》、《怒铡陈士美》等大案中，处理得那样的果断和正确，更成为举国上下代代相传的佳话，于是他被神化了，引出了像《探阴山》、《斩判官》那样的奇案，包拯也便成为“日审阳间、夜审阴间”的奇人。刚正清亷地做官包拯是有史以来法官审案的典范。但包拯更可贵的还是他的刚正亷明，这源于他对皇上的忠心和无私。但少年的包拯，勤学苦读，早已立下做清官的鸿志。已在前文传述过了。皇佑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这是谏官的职务。一上任，包拯就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徵为表率，精心选定魏徵给唐太宗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包拯在这一阶段对朝政发表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许多年后，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请宋仁宗以唐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以实际行动表明他是一位合格的谏官，做了多件大事：反对覃恩：覃恩是指皇帝广施恩泽。皇佑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他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宋仁宗认为这些意见很正确，接受了包拯的建议。三弹张尧佐：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节度使属封疆大吏，相当于当今省军区司令的级别。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掌管内侍的户籍、郊外祭祀、朝廷会议和宴会的操作与礼仪，以及官员的供奉等。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参倒张方平：“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抨击宋祁：宋祁是一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靡。每餐必须不少于三十六道菜，其中有十二道荤菜，十二道素菜和十二道具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对此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于罢了宋祁的官。严惩张可久：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力参任弁：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后，累计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七斗王逵：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执法如山：嘉祐二（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怒斩包勉：包拯的亲侄包勉，在担任地方官以后，贪赃枉法，终于败露。案卷几经辗转，到了开封府包拯手上。包拯阅卷后，怒不可遏，但是又十分为难。因为包拯自小丧父，由包勉的母亲、即包拯的嫂子一手抚养成人，所以他向来不叫“嫂子“，而尊呼”嫂娘“，嫂娘对他恩重如山，包勉是嫂娘唯一的儿子。在公私两难之中，他终于选择了大义灭亲，决然下令斩了包勉，然后再回到赤桑镇向嫂娘赔情，以国法为重和做官必须清正的道理，感动并消除了嫂娘的怨恨心情。这个故事为了营造复杂的客观环境，和矛盾的心理，把包拯的经历改变成早年丧亲，成为名剧《赤桑镇》。重惩贿赂：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个包公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犯人过堂时，应受以杖挞脊背的刑。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严对下属：包拯刚到开封府时，那里的吏人都想找他的麻烦。据《却扫编》说，包拯刚上任，府吏们就想整他，每个人都抱着一大沓新旧相杂的文书向他“汇报”，其实是想把他脑子搞乱，达到他们都揽权的目的。包拯心里明白，命人把府门关上，听他们挨个儿神侃，凭着他的为官经验，找这些马仔点破绽毫无难处，一天下来，被老包“峻责”了几十个猾吏，剩下的全都老实了。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而是要先找办事小吏疏通。包拯憎恶办事小吏苛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此后府里的办事效率成倍提高。包拯为人刚强坚毅，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人们把想从包拯那里得到通融比做让黄河水清一样地难。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有阎罗王、包老头挡着，别想行贿疏通关系。”于是正气大盛。严对亲朋：包拯当官以后，除了公务，没有私人信札来往，他的饮食、用具和平时穿着，都和当百姓时一样。他曾对子孙后辈立下严令：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回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7、清官况钟的故事况钟（1383—1443）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出生于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高湖镇崖口村）。是明代万民敬爱的清官，是明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而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可当代人对于况钟的认识，主要还是从昆曲《十五贯》中得到的印象。早年的况钟关于早年况钟的资料很少，只查到他小时候家庭十分贫困，但父母却是非常善良和勤劳。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介极饿了的道士在他家门前讨口饭吃，此时他家已无米可炊。况父竟杀掉仅有的一只母鸡给道士果腹。道士为感谢况家的的救助之恩，于是手指崖口处说：你在那个地方建个房子，即使搭个茅棚也可以，你家就会兴旺起来。况家信以为真，于是移居崖口，果真第二年况母就怀上了况钟。况钟7岁丧母，家境贫寒，他的父亲仲谦为了生活计，把况钟送给一家姓黄的收为养子。由于从小到生活的磨炼，对人生的机遇非常珍惜。他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严明，习知礼仪，处事明敏，长大后器局端凝，不苟言笑，对于势利声华，恬静澹漠，他淹贯经史，文章简李不烦，行书、楷书都写得很好，虽然没有机会参加科举，二十四岁时被县令俞益选用为礼曹吏员。自从当了县令俞益的礼曹吏员，一干就是九年。永乐十二（1414）年，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的待遇。因为他的政绩突出，百姓口碑极好，而礼部尚书吕震与县令俞益相处亲密友善，恰巧此时吕震将要扈从朱棣皇帝北巡，需简选属员，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吕震与况钟交谈，发现果然是个人才，对他才能感到惊异，大为器重。吕震推荐授予他仪制司主事之官，后又升为郎中。经永乐帝面测抉用为礼部六品主事。次年春天，以他的才识优长，录用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都十分妥善，绝无遣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1417）年，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等诸多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礼司所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被赞为“简繁轻重，悉中事宜。”二十一（1423）年，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郞，又是因其贤劳著称，再加一等，超笱礼部仪制司郞中。宣德四（1429）年，况钟向皇帝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宣德五（1430）年，宣宗皇帝因为感到各地郡守大多不能称职，又正逢苏州等九府缺少知府，这九府都是重要的难治之地；于是召开延臣会议，提到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到天下九大郡的难治问题，以苏州尤其突出，税收和征收粮食数要排在各地之首，但民困而吏奸，每次派遣京官去督促催收，效果很差，连年来都不能按额上交，流失的很多。因此命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此时，礼部尚书、吏部尚书都推荐的是况钟，首辅杨士奇认为，这次提名人都是保部的名臣要员，对于他们来说，要求都极为严格，而况钟在分队部的印象是最深的。最后向皇帝提名况钟为苏州知府，皇帝钦赐敕书，以便于行事为由，况钟的章奏可直接送到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为什么苏州是个难治之州呢？因为明代初期，朱元璋曾大力反腐，其实朱元璋执政31年，一直重视反腐，大约有15万贪官人头落地，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重典治吏”短期有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慑作用逐渐削弱，既得利益阶层不断增多，最后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所哀叹的：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出现“天下繁剧难治之郡”有九，这九个州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吉安、开封、温州、琼州。在这些州中，又数苏州更甚，赋税繁重，官员冗多而腐败，百姓不堪负担。苏州地处要冲，周边驻军很多，驻军的扰民问题也很严重，甚至公开在长江、太湖中抢劫商船，杀人越货。此外，民风奢靡，重享乐、工巧取，妓院赌场遍布大市小镇，地痞恶少结帮团伙，横行城乡，社会风气与治安状况十分恶劣。况钟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出任苏州知府，挑起了这副历史的重担。此外，苏州在元末之时，是张士诚据守的地盘，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了泄愤，曾将苏州的租赋加重，致使百 姓 难 以 承 受。这些 年 所 欠 未 交 的 赋 税 数 额巨 大，赋 税 的 旧 制 度 仍 在 难 行。宣 德 五（14 3 0）年春 ，曾 下 宽恤 诏，，减 免 租 税 。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也深谙州一级的赋役很繁重，那些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豪猾恶吏，他们为了奸利舞文弄墨，耍笔杆子，这些人最为 难 治。秉承“明主治吏不治民”、“施政以治吏为先”的原则，况钟是有着20多年县吏、京官经历的官员，对此心中早有一盏明灯。他上任的第一刀就是砍向吏弊这个大毒瘤。但他首先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表面上装作糊涂，况钟到任初理 政 事，那 帮 官 吏 围 着 他 站 着，请 他 作 指 示，况 钟 假 装 木 讷，好 像 什 么 都不 懂 似 的，听任 那帮 人 的 意 见 办 事，甚至对府衙通判赵忱多次有意的欺凌也不予计较，而在暗地里则将他们的主要罪恶详细记录并逐一查实。那 些 衙 吏非常 高 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一个月后，他召集所属吏胥及当地父老当堂宣布：一、清除官员中的腐败分子：奉圣旨惩处作恶害民的属员：喝出了六名作奸犯科的吏胥，一一列出他们所犯罪行，当堂处死，并将其罪状张榜遍示城乡。二、惩治民间恶势力：命令里老们秉公从速把自己辖下的人户，分列善恶两簿开列上来，他设计了善恶簿册的格式和栏目，当堂发放印制的簿册。规定积大善有大赏，累大恶受重惩；有小善则嘉勉。命令里老们一月一报，一年一较。这一举动使场上人们感到十分突然，更是吓得颤抖不已。不久，他通过调查，以贪污罪逮捕了通判赵忱、府经历傅德、常熟知县任豫；以无能之过罢免了昆山知县汪士铭等12名县级官员。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清军御史李立在增补军户时为政暴虐，府同知张徽秉承李立的意旨，动不动就用酷刑压制平民，把们充军。况钟经上奏后被免职的有一百六十人，涉及这一举措的人达一千二百四十人，都有相应的处理。从此，全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况钟的这些措施，整饬了政府中吏制，也为他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苏州地区的社会风气与治安问题得到了改观。况钟清楚地知道，要想扭转苏州局面，还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根本在于把苏州人民从重赋下解脱出来。为此，他访问农户，了解税粮负担实情，况钟又据情报请朝庭减税，把七县中所遗的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减税发给三万三千四百多户耕种，这些人都是被“以永远取消户籍去边远地方充军”的人。原来还有一种役马制度，地方要定期向政府提供投畜，到期就要遗还给百姓，可已经三十上年没有遗还了，申报按规定遣还。过去政府向民间征布，别的州一百匹的，而苏州竟是七百匹，这很不公平，应该调整，以及其他许多不合理的事，都奏请纠正。皇帝都批准了。况钟并不单纯消极地恳求减免，而是与巡抚周忱合作，制定出许多积极的具体措施：如农户纳粮，就近入仓，把免除长途解粮节省下来的耗粮，一半直接让农民得利，另一半用来作为“济农仓”的本金，无息贷给贫苦农民，扶助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济农仓”是况钟的一个创造性措施。此外，还制定了“纳粮勘合簿”、“力役仓”等利民的措施。当时人们赞扬况钟的这些措施说：“周密而不疏，施行甚易而不烦”。况钟曾设置两本簿籍记录乡民的善恶，用来进行劝善惩恶；又设立《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时行假作弊；设立《纲运簿》，防止运夫偷盗侵没；设立《馆夫簿》，防止无理的需求。他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铲锄豪强，扶植良善，民间将他奉若神明。以前，太监奉使织造采办和购求花木禽鸟的接踵而至，府中僚佐以下官吏，动不动便遭他们绑打。还有卫所将士军卒，时常欺凌百姓。况钟到任后，都敛迹不敢再放肆。虽然是上级官员和其他省的官吏经过苏州的，也都从心里对况钟有所畏惧。况钟虽然出身于刀笔小吏，却重视学校教育，礼敬文人儒士，贫寒之家的读书人多有受到他帮助。有人向况钟推荐一名叫邹亮的人，况钟审核属实，想要推荐他，此时有人写了匿名书信诋毁邹亮，况钟说道：“这是想让我更快地帮邹亮成名。”当即奏明朝廷，朝廷召授邹亮为吏、刑二部司务，后升任御史。当初况钟当吏员时，吴江人平思忠也由吏员起家，任吏部司务，对况钟有恩。到这时候况钟多次请见，接待时礼节非常恭敬，并且让他的两个儿子到自己属下作事，他说：并非我没有仆役，这是想借此报答您。平思忠家素来贫寒，但从来不靠旧交情而有所请托。人们称赞他们两人都是贤德之人。况钟曾遭母丧，近当时的规定，儿子要离职回家守孝。苏州府的百姓前往朝廷请求他留任，朝廷为此下诏命他戴孝起复留任。正统六年，况钟任期已满应当升迁，府中百姓二万余人，前往向巡按御史张文昌投诉，请求让况钟继续任职。英宗下诏进况钟食正三品俸禄，仍然留任知府。况钟在其任期内，还着手选拔若干德好干练人员充实州府、县衙的吏员；轮流至七县问案治狱；制订“禁棍恶积弊”、“革除圩长”、“钦奉清军”、“戒奢侈”、“严贼盗”、“绅士约束子弟”等榜示法令，有力地整顿，改善了社会秩序与风气。从而，况钟得到11府7县广大民众的爱戴，呼之为“况青天”！况钟作为一名官员，秉着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和明察秋毫的品德，审断了许多刑事和民事案件，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政风和民风。案子很多，最为突出的要数两条人命的错案。这个案子并非他的府衙所断，而是他作为知府去无锡县监斩时的偶然所见。一天，况钟奉命连夜监斩常州无锡县的两名罪犯，犯的是通奸谋财害命罪。临刑前，二罪犯口口声声喊冤枉，凄凄戚戚呼救命。经验丰富的况钟从二人的申辩中，察觉到此案有冤，认为判处死罪还缺乏真凭实据，斩不得！但他只是奉命监斩，按规定此案已经原审、复审和朝审的三审定案，要想复查实在困难。而苏州知府无权审理常州的案件，更无权翻案。况钟提起朱笔犹豫再三，他深知这支笔非同一般，一落下就丧掉两条人命，明知二人有冤，还要错杀，这哪里还算得是个清官？在“刀下留人，时光有限”的危急关头，他冒着违反官场常规和丢官的危险，果断决定去到巡抚院，向巡抚申诉二囚犯的冤情，要求暂缓斩期数月，待他查明汇报再行处斩。可巡抚院是个深似海洋的侯门机关，而这位巡抚怕影响自己的前程，责怪况钟擅离职守，越俎代庖。况钟椐理力争，并以御印作抵押。最后巡抚只给他半月期限，并威吓他说：如果半月之内查不出结果，就奏明皇上，责任将由况钟来负。时间如此紧迫，后果吉凶未卜，但况钟一心为民作主、不顾自己的一切的崇高品德，促使他抓紧时机，亲自深入现场调查。他不顾别人的嘲讽，放下官架子，乔装扮成江湖卜挂的测字先生，在群众的帮助下，以聪明和智慧，细致的分析，善变的辞令，找到了真正的凶手。并亲手释放了无罪的两个冤民，让真正的凶手得以严惩正法。这个故事很感人。原来，无锡县城有个屠夫尤葫芦，生活贫困，想做小生意，却无本钱，便往姨娘家借了铜钱十五贯，重开肉店。晚上，他喝得醉熏熏地回到家中，继女苏小姐见爹爹拿回这许多钱，便问钱从哪里来的？爱开玩笑的尤葫芦，不假思索地对继女谎言道：“我把你卖了，这是卖身钱”，而后就昏昏入睡了。苏小姐悲痛不已，本想求父看在亡母面上，退回卖身钱，可尤葫芦熟睡不醒。苏不愿为奴，只得连夜出逃。半途迷路，恰好遇见帮人做生意的小伙计熊某。因顺路一起同行。苏小姐逃出家门不久，城中专靠赌博为生的地痞娄阿鼠，输光了赌资，溜到街上伺机行窃。他见尤葫芦家大门未关，灯火未熄，便溜进屋里，一见尤葫芦呼呼大睡，枕边还有一袋铜钱，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惊喜万分，蹑手蹑脚去偷钱，不料惊醒了尤葫芦。娄阿鼠狗急跳墙，抓起尤葫芦的肉斧，杀死尤葫芦，夺钱落荒而逃。第二天清晨，邻居发现尤葫芦被害，女儿苏小姐不见，还有知道他昨晚曾借回十五贯铜钱的，也不在了。把这些现象加在一起，便认为是苏小姐谋财害父。众邻一面报官，一面岔路快速追赶苏小姐。有一路终于追上了，但见苏与一陌生男子同行，而且这男子身上也背着沉甸甸的口袋。就恁想象认定苏和这小伙是犯罪嫌疑人，被押送到知县大堂。那知县名叫过于执，审案时，不让二人申辩，不管二人有无关系，也不顾小伙所带之钱的来历，只凭正好也是“十五贯”分文不差，和二人同行的表象，变推断他俩是通奸、谋财、害命的凶犯，动用大刑，逼迫二人招供画押。事实证明他的思想方法和办案作风都有武断和“想当然”的严重问题，制造了冤案，显些错杀两个好人。 况钟，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能体民苦、察民情，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断案不搞逼、供、信，注重调查研究和真凭实据，反对主观、武断和想当然，尤其不顾自身的得失，以求司法公正。这种精神为历代人民颂扬和称赞，为消除主观主义的审案思维，避免制造冤，假、错案树立了榜样。后人把这个故事改编成戏剧《十五贯》，深受群众喜爱。况钟治理苏州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他在饯别苏州父老的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上文已经提到，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并下诏晋况钟食正三品俸禄。况钟的奉禄提高了，但清亷一生的况钟，还是一日三餐，仅一素一荤，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继续为苏州知府。正统七（1443）年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苏州人民痛哭罢市。他的灵柩经运河运回故里时，十里长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群。此后，一府七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后人将其文稿编成《况太守集》。 明初经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两朝严治之后，政治、经济上的一个相对宽松时期，国家从政治、经济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国富民穷向藏富于民转变。应该说，况钟在治理苏州期间，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十分突出地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取得了成效。史书中说他是“承宣德化，为天子分忧者”。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刚正廉洁是分不开的。8、清官海瑞的故事海瑞（1514年1月23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回族，广东琼山（今属海南省海口）人。明朝著名清官。从教时被称为海笔架，历任知县、州判官、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童仆，冒死上疏。海瑞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后人称他为“海青天”，与宋代包拯齐名。他的生平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了许多戏曲节目的重要内容。幼年的海瑞海瑞的祖先原籍福建，南宋时曾是有名的官吏，祖上从福建晋江垵边迁居海南琼山海厝。但到他的父海潮时已是平民，家境大不如前。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从此，海瑞便与母亲谢氏相依为命。父亲海潮去世时，谢氏年仅二十八岁。自此，她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勤俭持家和培养儿子海瑞。为了使海瑞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他的学业提供条件，寡居的谢氏依靠亡夫留下来的十余亩祖田，过着不足自给的生活，以做女红贴补家用，同时为让海瑞打下坚实的学业基础，谢氏肩负起本应属于父亲的责任，亲自教海瑞《孝经》、《大学》、《中庸》等书。因为没有钱买书，有着深厚学养功底的谢氏索性口授经书，让少年海瑞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能博学多才。后来，在为海瑞挑选老师的过程中，谢氏又几经选择，反复比较，谨慎而严格，不敢有半点疏忽。谢氏悉心培养儿子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海瑞渐渐长大了。为了让他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生，谢氏积极鼓励海瑞与底层民众打交道，切身体察民众疾苦，并让他学会通过现象分析事理。于是，少年及青年时期的海瑞在攻读诗书之余，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底层民众生活的调查。这些举措对海瑞日后走上守廉治贪之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青年时的海瑞，自号刚峰，人称刚峰先生，己逐渐体现出他刚直坚靭的个性。海南岛是海瑞的出生地及早年生活的地万，这里的百姓中，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黎族分区聚居。黎族中的大多数居住在五指山区，汉族则大都居住在沿海一带。汉族和黎族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而黎族人民头上又多了一层大汉族主义的迫害，处境更为艰难。连年的战争，使得海南岛满目疮痍，各族民众尤其是黎族百姓的生活更为穷苦潦倒，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在谢氏的鼓励下，耳闻目睹此番情状的青年海瑞，在作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题为《治黎策》的文章。这篇文章客观描述并深刻分析了海南岛各族民众、特别是黎族民众当下的生活状况，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黎族问题的建议，很有见地和新意。海瑞正是凭借此文，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了乡举。谢氏对儿子的进步十分欣喜，对海瑞也怀有更高的期望，对他的引导和教育也更严格了。走向仕途的海瑞与母亲谢氏海瑞于嘉靖二十八（1550）年中举。跟着当地学官等人来到北京，在御史衙门，从代理南平县教谕、学宫，到部属官吏都伏地通报姓名，唯有海瑞站着作揖行礼，大家都认为海瑞失礼，海瑞解释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大家都佩服海瑞的胆量和有节。这次晋见，海瑞呈上他的《平黎策》，建议开辟道路设立县城，用来安定乡土，有见识的人赞扬海瑞的设想，并受到重视。授予福建南平教谕。延平府的督学官到南平县视察工作，海瑞和另外两名教官前去迎见。在当时的官场上，下级迎接上级，一般都是要跪拜的。因此，随行的两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却站着，还是只行抱拳之礼，三人的姿势正好成了一个笔架形，海瑞由此落下一个“笔架博士”的雅号。但海瑞的没有下跪让这位督学官大为震怒，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不卑不亢地说：按大明律法，我堂堂学官，为人师表，对您不能行跪拜大礼。这位督学官虽然怒发冲冠，却是海瑞说在法理上，拿海瑞没有办法。过了几年，海瑞因为考核成绩优秀，嘉靖三十七1558年，由福建省南平县教渝正教官一职提升为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海瑞任迁淳安知县后，仍和过去一样，平时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完全过平民的生活。其时谢氏跟随海瑞调动，一起生活己多年。淳安县地处浙西山区，土地贫脊，民不聊生。然而淳安县又处于新安江边，是水陆交通的要道，朝廷使臣、来往官僚在此经过的很多，都要求淳安县予以接待，所需银两不得不摊派到普通百姓头上，民众苦不堪言。母亲谢氏通过普通民众了解到很多深层次的实情，告诉海瑞关于淳安县“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五分厘之税；贪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等等不公正的现象。分析眼下这种状况的利弊得失，讲得动情时，再联想自己昔日的艰难，不禁泪如雨下。海瑞全神倾听，一一记下，并向母亲保证，将此列为他任此地知县后的首办要事，非办妥不可。很快海瑞下令，废除了本地官员进京朝觐时，旅费及馈赠京官的礼金均由民众按里甲摊派的做法。他自己两次进京朝觐，轻车简从，有限的费用均由衙门报销。接着，海瑞又废除了知县向出巡的巡按御史、分巡道、分守道等官吏馈送银两，而且也摊派至各里甲的旧规。百姓无不称赞。一次，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县，索要见面礼，海瑞不给，便向驿吏发怒，竟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赶到现场，严肃地说：“你说你是胡总督的公子，过去胡总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你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并命令随从打开胡公子的袋子，见有金子数千两，便命收入到县库中，一边派人快马报告总督胡宗宪，胡宗宪知道儿子干了坏事，没有因此治罪海瑞。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的有些简陋，对此，海瑞高声诉述县邑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十分气愤，但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刚正清亷的名声，只得收敛威风，悻悻地离开，但他嘱咐巡盐御史袁淳，要他治海瑞和慈溪知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什么人？他是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个坦率正直、不谄不媚的人，对鄢懋卿一套很反感。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却因此事遭贬为兴国州判官。当时有好心的人提醒海瑞：你这样做，很可能会耽误自身的前程，丧失进京当官的可能性，毕竟向上司行贿早成风气，不是你个人的力量所能抗得住的。海瑞反问道：“要是所有的地方官吏都不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人调升京官了?要是所有地方官吏都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降职或获罪了呢?”母亲谢氏对海瑞的做法却十分赞赏。她对海瑞表示：即使粗菜淡饭、偏居乡野，只要能坚守人格的纯洁，都是值得的。受到母亲的赞许，海瑞更坚定了守廉治贪的信心。他多次说过：在他周围的人中，唯有母亲的话语，是他必须倾听、且老老实实地执行的。实际上母亲的支持与否，往往起到不可或缺的决定性作用。不久，朝廷外差、国公张志伯带领兵部骑骑百余人，擎着“奉天巡察”大旗，自京城南下，假借巡察名义，一路勒索财物。沿途州县无不胆战心惊，也无不送财以图苟免了事。得知张国公一行即将抵达淳安，海瑞在家中长吁短叹，不时握拳击案，恨不得立刻手缚前来的贪官。谢氏一方面劝慰海瑞须冷静处理此事，同时又心想计谋，提醒海瑞必须学会斗智斗勇。张国公抵达淳安县后，手下旗牌官果然如狼似虎，抢先来到县衙，向海瑞索取财物。海瑞以对方“擅作威势，公堂谩骂，欺藐官长”为由，下令将其拘留，且送至张国公跟前。张国公大惊。海瑞随即从袖里取出一个算盘来，当众计算道：“国公一路而来，大约共收取赃私三百余万!”张国公自知海瑞所说的句句是实，满脸羞怒，却更惧怕海瑞的这股认真劲儿，明白纵然杀死对方，自己也不得干净。当海瑞反复强调体恤民情，且亲自为张国公一行便酒送行时，张国公只得顺水推舟，放弃在淳安县的勒索，空手而去。事后，海瑞十分钦佩母亲的计策，称母亲才是一位治贪的高手。在污浊的官场，许多官员总是以无奈原谅自己的行为，海瑞的这一行动彻底粉碎了许多官员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托词。嘉靖四十一1562年，海瑞调任江西省兴国县知县，这一不升不降的安排，令海瑞颇有遭遇冷落之感。谢氏看准儿子的心思，及时给予宽慰，重申即使失掉升官的机会，也要保持守廉治贪的作风。海瑞的心很快平静下来，忙碌于民生政务。过了一段时间，江西总督胡宗宪忽然派人来兴国调查，说有人反映海瑞为母亲祝寿，大开宴席，触犯了有关戒律。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得知海瑞确因母亲寿辰而办了庆宴，但仅仅是买了两斤猪肉，其他菜蔬都是海瑞本人和家人，用闲暇时在衙后的空地上栽种所得。前来调查的官员不禁为海瑞的清廉所感动，预想中的惩处竟然成了一次没有形式的表彰!海瑞再一次拜倒在母亲的膝下，因为他原本念及母亲长年的辛劳和牺牲，想以宴请亲朋好友的形式为母亲好好地空一次祝寿，可谢氏坚决不允，她说：即使花费的是自己的钱，但知县的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容易被依然生活在穷困中的百姓误解和反感，最终只答应在家里小酌一番。海瑞领悟，这正是母亲的谨慎和智慧之处。他知道，自己有了敢于直言、守廉治贪的名声之后，很多拥有权势的官员已瞄上了他，哪怕是一点点暇疵，都会被对方如获至宝，大做文章。而母亲此举，是在为自己解围，是在给自己作了好榜样!所以尤其敬佩和感激母亲。古时地方官的职责，主要是断案，就像今天的法官那样。后人评说海瑞的断案，在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有时并没有完全慎重调查，而是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是同情弱者，比如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就是以偏向弱者的原则，从封建道德观来看，它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然而，从现代法的精神来看，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同情弱者，这与封建社会思想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海瑞与封建社会的另一个清官包拯的差别十分明显，海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包拯是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在执法的严肃性上，海瑞不如包拯，这也与二人的处世原则有关。也有人认为在民事诉讼上，海瑞采用这种方式，一方面让普通百姓获得利益，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士绅事后对普通百姓的报复，在封建时代不可不说也是一种好方法。享誉历史的海瑞上书嘉靖四十一（1562）年，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1566）年，陆光祖主张文官选举，提拔海瑞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仍为六品。却发生了冒死上书在大事件。海瑞为什么要上书呢？困为当时，嘉靖皇帝在位时间长了，不去朝廷处理政务，深居在西苑，专心致志地设圪求福。总督、巡抚等边关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而礼官们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从杨最、杨爵因言得罪以后，没有人敢议论时政。海瑞对这一现象十分不满，而且认为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皇帝。于是他单独上疏，将嘉靖皇帝所犯的错误全部揣了出来。在此之前，他事先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离别妻子，遣散童仆，作好了死的准备。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十一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了著名的奏疏，批评皇帝沉迷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长生不老秘方，对国家大事独断专行，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直言要求皇帝承担目前朝廷和社会种种弊端的责任，并要求皇帝改变自己的行为，提醒皇帝长生不老秘方之类纯属无稽之谈，劝说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等，因而激怒皇帝。嘉靖皇帝读了海瑞上书，十分愤怒，把奏疏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些傻名。听说他上书时，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口棺材，和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所以他是不会逃跑的。皇帝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书，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为上书感到叹息，只得把上书留在宫中好几个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还曾说过：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此时正遇上皇帝有病，而且不轻，心情郁闷不乐，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便说：“其实海瑞所说的都对。但是朕现在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和辱骂呢？”想到这些，又越想越生气，遂下令逮捕海瑞关进天牢，追究主使的人。可当太监把写好的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但事有凑巧，此时户部有个叫何以尚的司务，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本来已经放下的事，又钩起皇帝不平衡的心态，顿时大怒，命锦衣卫对何以尚杖责一百，关进天牢，昼夜用刑审问。海瑞的案子也便水涨船高，理所当然地成了无头大案了。关于海瑞的上书，正如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评价的：“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其实，当时朝中许多贤明之士都同情海瑞，首辅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为儿子骂父亲，以求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也十分卖力。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就在海瑞被锦衣卫逮捕到东厂禁锢。此时的谢氏年事已高，闻到此讯，不免替儿子的生命担忧。但是，在谢氏给海瑞的书信和口信中，都一再的提醒海瑞不要轻言绝望，也不要轻易改变自己。海瑞在狱中的十个月中，始终神色不变，饮食如常，他的这种勇于面对残酷现实的风度和精神，与谢氏的鼓励和抚慰是分不开的。又过了两个月，嘉靖皇帝崩，明穆宗继位，改国号隆庆，海瑞和何以尚都被释放出狱。这里还有有趣的故事：提牢主事得知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认为海瑞不仅会被释放，而且会被任用，虽然还未发丧，就提了酒菜来牢中款待海瑞。海瑞见此情景，心想准是将被押赴西市斩首，便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看他吃的那样起劲，便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恭维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惊奇地问：“这确实吗？”当听到对方的确认时，随即悲痛大哭，马上吐出吃进去的食物。在吐的时候，旁边陪他一起吃饭的狱卒都搞不懂怎么回事儿，吓的赶紧躲到旁边。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升任兵部，历任尚宅司承、大理寺右寺承、左寺承、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直隶巡抚等职，官至正四品。其实早在万历时期，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无论在哪一个职位上，海瑞自廉治贪的作风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他的公正执法使许多沉冤昭雪，使一批为富不仁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早已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一位大清官。而海瑞也始终铭记着母亲的恩泽和教诲，尤其是理想志向的引导和个人品性的造就。这一点，就连当时的许多官员都极为肯定。在海瑞担任南直隶巡抚期间，海瑞的上司就已呈请皇帝：“海瑞之所以刚毅正直，其母亲谢氏的影响不啻首要，谢氏的严格要求和帮助儿子在守廉治贪方面，堪称楷模”，请求给予谢氏“四品夫人”的头衔，以表彰她长久以来对海瑞的支持。海瑞的坚贞不屈与罢官鉴于海瑞的声望和忠心，又受到首辅徐阶的提拔。隆庆三（1569）年六月，被晋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当时江南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于是海瑞惩贪抑霸，整顿吏治，修浚吴淞江与白茆河，清浚大量良田可安置13万灾民。海瑞当江南巡抚时，首辅徐阶家族世代共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的日以千计。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深受百姓的爱戴，遂有“海青天”、“包公再世”之誉。海瑞也要求阁老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并不满意，弄得徐阶很难堪，最后退了一半的田地。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徐璠、徐琨被判充军，徐阶之弟侍郎徐陟被逮治罪。明朝宰相徐阶告老还乡，他的儿子徐瑛仍仗势霸占民田、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玉山的孙女小兰。赵玉山领着儿媳妇（小兰的母亲）洪氏，同赴县衙控告。县令王明友受贿，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此时海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便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的条件，了却此案。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由于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触犯了江南大地主们的切身利益，他们联合起来指责他、诬陷他，最后朝廷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免了他应天巡抚的职务，令其回籍候听调用。新巡抚戴风翔亲自来执行对活现的摘印罢官。海瑞就在交印之前，斩了徐瑛及县令王明友。从此被罢官了。万历初（1617）年，张居正主持国政，虽然敬仰海瑞，内外官员多次推荐，由于海瑞的过分正直，最终也不任用。以致闲居家乡十六年。在此期中，有一次张居正的儿子在海瑞的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海瑞听说后立刻给考官送信，告诫他千万不要造假，果然张居正儿子没有考上，张居正很生气，把儿子未能考上的原因归咎于海瑞，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里海瑞的家乡审察，海瑞杀了鸡，做了黄米饭招待，御史见房屋冷清简陋，居舍徒有四壁，海瑞的清亷感动了他，竟叹息而去。回去报告张居正，张居正也是叹息了一阵，原来想惩治海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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