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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汉武帝上任后，对匈奴采取了武力逼供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边疆烽烟四起，而几经征战后，吞下苦果的匈奴也不甘心，于是“疯狂”报复，多次主动入侵汉边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天，匈奴人避开李广驻守的右北平，来到了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西南）一带，进行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打谷草”。
接到军民死伤数千的报告后，汉武帝再次震怒了。他立即下令，派出自己手下的绝代双骄——卫青和李息去征服匈奴。
卫青和李息从云中郡出发，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没有派兵去解渔阳和上谷之围，反而一路向西，直捣匈奴西部的军事防御空虚地带——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西长城口）和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南）。
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路溃败。卫青和李息趁势全面收复了整个河套地区，并且歼敌三千，虏敌三千，缴获匈奴人畜养的牛羊上百万头。
要知道，河套地区是在秦朝时，由名将蒙恬率精兵三十万从匈奴人手中硬夺过来的。后来，秦末的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使中原动荡不安，匈奴人趁机又占有了河套地区。到汉朝的第五代接班人汉武帝时，匈奴人拥有河套地区的“统治权”和“经营权”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次，卫青和李息终于联手把匈奴人的“河套梦”给打碎了。
而汉朝和匈奴都这么看重河套地区，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特殊。河套地区距汉朝的首都长安不远，匈奴骑兵快马加鞭只需两天便可从河套地区直捣汉朝首都长安。而汉朝要想平定匈奴，河套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前头哨，进可攻退可守。因此，汉军收复了河套地区，是抗击匈奴的一次重大胜利，具有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意义。
这次胜利给汉武帝捞足了金——地盘和牛羊，脸上贴足了金——挽回了数次失利给自己带来的压力，龙颜大悦。汉武帝封头号功臣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卫青部将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为岸头侯。一军出三侯，一时间传为佳话。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卫青收复河套后，汉武帝高兴之后便是烦忧。河套之地是该派兵驻守，还是撤兵自保呢？
何以解忧，唯有主父偃。正在这时，郎中主父偃献上一计，解除了汉武帝的烦恼。他对汉武帝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河套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黄河贯穿其中，这是生存之道；同时河套还是阻挡匈奴的天然屏障。秦朝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建墙，成功抵御了匈奴的侵犯。现在，我们既然重新夺回了这块军事要地，就应该重新修建那里的城墙，再设立郡县，这才是扩疆之道。再把农业发展起来，这样朝廷就可以省去粮草的转运之苦，这才是消灭匈奴的根本之计。
主父偃的意见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他马上就此召开了一次朝议。
但是，满怀期待的汉武帝却遭遇了冷水淋头。朝中大臣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们还公推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公孙弘陈述了反对的理由：“秦朝曾发动三十万人修筑长城，劳民伤财，留下了千古恶名。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主父偃毫无畏色，据理力争，极力反驳道：“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修建万里长城是劳民伤财了，但你们看到这个工程给后人带来了什么吗？带来了安稳。现在我们如果在河套地区设防，那就等于把长城的防线向外进行了乾坤大挪移，就等于给我们大汉又增加了一道进可攻、退可守的防御体系。这样为国为民的正确之举，只有支持的人才是国之忠臣、侠之大者啊。”
汉武帝听完主父偃的论述，不再管群臣的反对，决定在河套地区设郡驻军。具体做法有两条：
第一，立朔方郡。汉武帝派将军苏建征调十万壮丁修筑朔方城，同时修缮当年蒙恬所筑的要塞。
第二，武装屯边。基础设施建好后，汉武帝做出了移民的决定，下令迁徙十多万人马到那里安居乐业。这些人闲时是民，战时是兵，如此一来，朔方郡的经济建设和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这又是筑城又是移民，修城花费再加上各种开销，使得文、景两朝的积蓄几乎被掏空。国富变成了国贫，意味着汉武帝从此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当然，汉武帝下了血本，也达到了固边的目的。有了朔方郡这个军事前哨和根据地，匈奴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汉朝边境进行赤裸裸的“打谷草”了，而汉朝反击匈奴也变得轻松自如了。从此，汉朝和匈奴的军事斗争格局彻底被改变，匈奴由主动逐渐变成了被动，而汉朝则由被动变成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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