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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汉武帝上任后,对匈奴采取了武力逼供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边疆烽烟四起,而几经征战后,吞下苦果的匈奴也不甘心,于是“疯狂”报复,多次主动入侵汉边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天,匈奴人避开李广驻守的右北平,来到了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西南)一带,进行了新一轮规模空前的“打谷草”。
接到军民死伤数千的报告后,汉武帝再次震怒了。他立即下令,派出自己手下的绝代双骄——卫青和李息去征服匈奴。
卫青和李息从云中郡出发,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没有派兵去解渔阳和上谷之围,反而一路向西,直捣匈奴西部的军事防御空虚地带——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西长城口)和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南)。
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路溃败。卫青和李息趁势全面收复了整个河套地区,并且歼敌三千,虏敌三千,缴获匈奴人畜养的牛羊上百万头。
要知道,河套地区是在秦朝时,由名将蒙恬率精兵三十万从匈奴人手中硬夺过来的。后来,秦末的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使中原动荡不安,匈奴人趁机又占有了河套地区。到汉朝的第五代接班人汉武帝时,匈奴人拥有河套地区的“统治权”和“经营权”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次,卫青和李息终于联手把匈奴人的“河套梦”给打碎了。
而汉朝和匈奴都这么看重河套地区,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特殊。河套地区距汉朝的首都长安不远,匈奴骑兵快马加鞭只需两天便可从河套地区直捣汉朝首都长安。而汉朝要想平定匈奴,河套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前头哨,进可攻退可守。因此,汉军收复了河套地区,是抗击匈奴的一次重大胜利,具有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意义。
这次胜利给汉武帝捞足了金——地盘和牛羊,脸上贴足了金——挽回了数次失利给自己带来的压力,龙颜大悦。汉武帝封头号功臣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卫青部将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为岸头侯。一军出三侯,一时间传为佳话。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卫青收复河套后,汉武帝高兴之后便是烦忧。河套之地是该派兵驻守,还是撤兵自保呢?
何以解忧,唯有主父偃。正在这时,郎中主父偃献上一计,解除了汉武帝的烦恼。他对汉武帝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河套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黄河贯穿其中,这是生存之道;同时河套还是阻挡匈奴的天然屏障。秦朝时,蒙恬曾在那里修城建墙,成功抵御了匈奴的侵犯。现在,我们既然重新夺回了这块军事要地,就应该重新修建那里的城墙,再设立郡县,这才是扩疆之道。再把农业发展起来,这样朝廷就可以省去粮草的转运之苦,这才是消灭匈奴的根本之计。
主父偃的意见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他马上就此召开了一次朝议。
但是,满怀期待的汉武帝却遭遇了冷水淋头。朝中大臣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们还公推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公孙弘陈述了反对的理由:“秦朝曾发动三十万人修筑长城,劳民伤财,留下了千古恶名。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主父偃毫无畏色,据理力争,极力反驳道:“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修建万里长城是劳民伤财了,但你们看到这个工程给后人带来了什么吗?带来了安稳。现在我们如果在河套地区设防,那就等于把长城的防线向外进行了乾坤大挪移,就等于给我们大汉又增加了一道进可攻、退可守的防御体系。这样为国为民的正确之举,只有支持的人才是国之忠臣、侠之大者啊。”
汉武帝听完主父偃的论述,不再管群臣的反对,决定在河套地区设郡驻军。具体做法有两条:
第一,立朔方郡。汉武帝派将军苏建征调十万壮丁修筑朔方城,同时修缮当年蒙恬所筑的要塞。
第二,武装屯边。基础设施建好后,汉武帝做出了移民的决定,下令迁徙十多万人马到那里安居乐业。这些人闲时是民,战时是兵,如此一来,朔方郡的经济建设和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
当然,凡事有利有弊。这又是筑城又是移民,修城花费再加上各种开销,使得文、景两朝的积蓄几乎被掏空。国富变成了国贫,意味着汉武帝从此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当然,汉武帝下了血本,也达到了固边的目的。有了朔方郡这个军事前哨和根据地,匈奴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汉朝边境进行赤裸裸的“打谷草”了,而汉朝反击匈奴也变得轻松自如了。从此,汉朝和匈奴的军事斗争格局彻底被改变,匈奴由主动逐渐变成了被动,而汉朝则由被动变成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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