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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具实用性的文体、学术性著作的评论，有些是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出发，进行表扬或指责的。但仍然可以说，刘勰对其思想内容的要求是宽泛的。下面举例说明:《祝盟》篇批评不少谴咒之文“务于善骂”，而称赞曹植《洁咎文》能“裁以正义”。按曹文表示不信天降灾眚之说，借上帝的口吻洁责风伯雨师，令其息灾以致丰年。所谓“裁以正义”，即《宗经》所要求的“义贞而不回”。但这儿只是指陈义高卓、光明正大、不作骂誉之辞而已，并非指标举儒家教义以作裁断。可知“义贞而不回”的要求是宽泛的。
《铭箴》批评赵武灵王、秦昭王刻铭颇为怪诞，无中生有。(赵武灵王令工人在番吾山上镌刻巨大足印，铭曰“主父【武灵王名】尝游于此”。秦昭王令工人在华山上刻铭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按铭有褒赞功德之用，刻铭应是很严肃的事，故刘怨要求铭文的写作“取事也必核以辨”。这正如曹王《典论·论文》说“铭诛尚实”一样。而赵、秦二主所为，意欲夸示后人，简直荒唐可笑，故刘勰,加以指责。这也可视为宗经六义要求“事信而不诞”的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实在特殊，很难凭这个例子就说刘舞对作品的真实性有很高的要求。同篇说秦始皇泰山刻石(系李斯撰文)“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如果从儒家卫道士的立场发言，秦皇、李斯焚书坑儒，实是孺教罪人，何况李斯等建议铭刻金石以纪功时，还攻击儒家所尊崇的圣人五帝三王教化不一，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但刘勰虽指出其“政暴”，却仍肯定其文辞之美。(这该也是南朝人一般的看法，颜延之《庭浩》也称之为“文变之高制”。)由此可见出刘勰评论文章在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并不严苛。同篇评潘尼《乘舆箴》曰“义正体芜”，并不因其思想内容的正确而忽视其写作上的缺点。《乘舆篇》冗长拖沓，不符合“体约而不芜”的要求，故刘勰特为指出。他的注意力，实偏于这一方面。
《诔碑》篇对蔡邕所作碑文极口称赞，称其“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称颂蔡氏擅长作碑，乃是晋宋以来的公论。而其多谈辞，不能据实而书，也是人所共知。蔡邕自己就曾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但刘勰对此全然不提，他似乎完全为蔡氏写作艺术的高卓所倾倒。可知他所谓“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的要求，实在宽泛而不严格，《铭箴》所谓“取事也必核以辨”也只能视为泛泛之论。而其评文重点，实在写作艺术一边。《哀吊》论吊文的写作，“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那是因吊文之作，一般是凭吊古人而抒发感慨，涉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故刘勰说应“正义”、“绳理”云云。但从《文心》书中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看.其尺度仍颇宽容。下文将要言及。
又同篇称道潘岳哀悼幼子的哀辞“义直而文婉”，潘氏文中实未有发挥儒家教义之处。所谓“义直”，当也只是笼统而《诏策》于汉末潘勖.《九锡文》评价甚高，称其“典雅逸群”，“弗可加已”，这完全是从写作艺术、语言风格角度说的。如果严守儒家思想立场，曹氏篡汉，未必是值得称道之事。而在《檄移》中，又褒赞陈琳讨伐曹操的檄文。可见刘舞评文多从写作艺术出发，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往往不从道义方面作出裁断。类似的例子，如扬雄《剧秦美新》颂美王莽，但《封禅》篇仍赞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这也是从写作艺术出发，不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刘勰肯定《剧秦美新》写得好，并不意味着他赞同该文的思想观点。他评文不为苛论。在他看来，写作方面可取者，即取以为学习对象，无须斤斤计较其思想内容纯正与否。《书记》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十分称赞，誉为“实志高而文伟”。按该文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行事不合礼教。但刘勰并不以为嫌忌。《史传》批评《史记》“爱奇反经”，称赞《汉书》“宗经矩圣”，确实反映了尊崇儒道的思想，而实际上是采录汉人成说。又指摘《史》、《汉》为吕后立本纪为“违经失实”，反映了以外戚女祸为诫的观点。篇中说史书“宜依经以树则”，“必附圣以居宗”，并强调纪事真实。这些对于封建史家而言，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刘勰在这方面予以强调，与所论对象的特殊性有关。同样，如《奏启》说奏须“以明允笃诚为本”，弹幼之文应以礼义为标准，《议对》说议的写作须通达政体，熟悉所议问题在儒家经典中如何记载，前代于类似情况如何处理，都对思想内容甚为注重，而也是由所论对象的特殊用途所决定的。
《诸子》、《论说》对于所评论的对象，颇赞赏其思想、见解的新颖独到。《诸子》篇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内容，指出有合乎儒道的“纯粹之类”，也有不合儒道的驳杂之说，但于其“越世高谈，自开户牖，显然表示欣赏。反之，两汉以后子书作于儒术独尊之世，其内容“明乎坦途”，但刘勰认为它们“类多依采”，“体势浸弱”。此种对于新颖独到之见表示欣赏的态度，也见之于《论说》篇，该篇说魏正始间何晏等人盛为玄虚之论，“腆、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玄谈与儒学并驾齐驱。对王弼、何晏等人的玄学论文给以颇高的评价，誉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于西晋王衍等人的玄学论文，也称为“独步当时，流声后代”。此种态度，与晋人范宁斥何晏、王弼罪深于莱、封以及王隐、干宝等斥责王衍等“以庄老虚谈惑众”、黜六经”、“贱名俭”，甚为不同。凡此都是因为范宁、王隐、干宝是从总结历史教训的立场发言，而刘怨则意在论文章写作，其注意力本不偏重于思想内容方面，亦无意于裁判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以上所述自《祝盟》至《诸子》、《论说》，基本上是论实用性和学术性的文体。此外尚有《杂文》,心皆隐》两篇，其中所论若干种文体，刘勰或称之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或以为是“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总之在刘勰看来，那都属于文墨之余事，甚或是些游戏之作，都属可有可无之列。他认为古来此类作品中，有的也有讽谏意义，或者写得特别高妙，那也还有其价值。但后世文人，则大可不必叠床架屋、效颦不止。对于“谐隐”即诙谐作品和谜语之类，刘勰尤为轻视。那与下述情况有关:魏晋间文人对此类作品颇为喜好，纷纷驰鹜于此，甚至以他人形体为嘲谑对象，如说应踢之鼻如被削去一块的鸡子，张华之首如春物的柞棒等等。刘勰认为如此轻薄为文，实在有亏德音，其风断不可长。因此他说，此类作品若能有益于规讽劝戒，则偶一为之未尝不可;不然的话，则大可不必枉髻于此，尤不可沉溺其中，成为风气。越是看不起此类作品，便越是要求严格。我们自不能据此推论刘勰以有无讽谏教化作用作为评判其他各种体裁作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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