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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孙中山这个名字,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一百多年来,孙中山得到了各门各派的一致认可,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孙中山的家谱上并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清廷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国民党党史中同样都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甚至连孙中山本人也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而是用孙文。这是怎么回事呢? 孙中山在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中山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中山常年流亡国外,英文名字是Sun Yat sen,西方人称孙中山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 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中山行医时用的名字就是孙逸仙。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湖南善化县人。章士钊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不仅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民国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国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每个时期皆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都与章士钊的名字相连。孙中山这个名字,就是章士钊一时疏忽翻译错误造成的。 《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 “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 孙中山1897年流亡日本,为逃避清廷通缉,曾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中山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名“樵”。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为了掩护他,便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中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不料章士钊一疏忽,就译成了“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就有了“孙中山”这个新名字。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日‘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出版在辛亥革命的8年之前,中国人知道“孙文”、“孙逸仙”的甚少。《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但孙文本人还不知道《大革命家孙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了。但是,孙文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9岁。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通过决议:今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 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南京政府、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称孙中山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总理”或者“国父”,专指孙中山一,可以代替名字使用,“革命的先行者”不能代替名字使用,孙文的名字又早已被禁止使用了,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该怎么称呼孙文呢? 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正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 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 碧云寺停放孙中山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共产党执政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孙中山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孙中山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上根本就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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