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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梁启超所说:“彼(指曾国藩)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曾国藩在修身方面的一个重要觉悟,当首推一“悔”字,如在他给其澄候四弟的信中说:“余此次外出两年,于往事未了之事概无甚愧悔,可东可西,可生可死,襟怀甚觉坦然。”又说:“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曾国藩从政治军,饱历艰险,乃得其所以自养者,提出逆来顺受之法。而悔是近于消极方面的省惕心理,他在戊辰四月的日记里说:“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也许是受他祖父玉屏星冈公“闻过立起自责”的薰陶,早在道光辛卯十一年二十一岁时,由衡阳归湘乡入涟滨书院读书,即将原号“伯涵”改为“涤生”,已寓有改过自新的悔意。
他又于道光戊戌十八年中进士后,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亦可见其志之所在。在其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的日记里,曾国藩加以追述自警说:“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嘉关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灭,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此时他已过上翰苑生活,科名业已遂意,所志则在学问文章,所以有“有寸得,无失词臣体面,尚能以文章报国”的话(庚子十月日记)但自道光辛丑二十一年七月,善化唐鉴(镜海)由江宁司入官太常寺卿,他即从而问道,唐以程朱义理之学相助,乃遂以为日课。
同时蒙古倭仁(艮峰)对理学实践工夫,用力最勤。每日一言一行,皆有札记。经唐推许,他便与之交往砥砺,并在家书中说:“余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二十六日与弟书)
年谱中记载,曾国藩之所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盖自前二年经汉口北上,已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此后除诗古文词外,乃详览史鉴,讲求经世中记载,曾国藩之所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盖自前二年经汉口北上,已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日“过隙影”。此后除诗古文词外,乃览史鉴,讲求经世之学。及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升授侍郎,即志存匡济,力尚躬行,不似早年专重科名文艺。咸丰二年壬子,洪阳变起,随即奉命戡乱,锐意于练军、筹饷、用人,遂以军政为主,文事为辅。然自始至终,未尝一日或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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