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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梁启超所说:“彼（指曾国藩）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曾国藩在修身方面的一个重要觉悟，当首推一“悔”字，如在他给其澄候四弟的信中说:“余此次外出两年，于往事未了之事概无甚愧悔，可东可西，可生可死，襟怀甚觉坦然。”又说:“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曾国藩从政治军，饱历艰险，乃得其所以自养者，提出逆来顺受之法。而悔是近于消极方面的省惕心理，他在戊辰四月的日记里说:“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也许是受他祖父玉屏星冈公“闻过立起自责”的薰陶，早在道光辛卯十一年二十一岁时，由衡阳归湘乡入涟滨书院读书，即将原号“伯涵”改为“涤生”，已寓有改过自新的悔意。
他又于道光戊戌十八年中进士后，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亦可见其志之所在。在其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的日记里，曾国藩加以追述自警说:“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嘉关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灭，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此时他已过上翰苑生活，科名业已遂意，所志则在学问文章，所以有“有寸得，无失词臣体面，尚能以文章报国”的话（庚子十月日记）但自道光辛丑二十一年七月，善化唐鉴（镜海）由江宁司入官太常寺卿，他即从而问道，唐以程朱义理之学相助，乃遂以为日课。
同时蒙古倭仁（艮峰）对理学实践工夫，用力最勤。每日一言一行，皆有札记。经唐推许，他便与之交往砥砺，并在家书中说:“余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报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二十六日与弟书）
年谱中记载，曾国藩之所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盖自前二年经汉口北上，已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此后除诗古文词外，乃详览史鉴，讲求经世中记载，曾国藩之所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盖自前二年经汉口北上，已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日“过隙影”。此后除诗古文词外，乃览史鉴，讲求经世之学。及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升授侍郎，即志存匡济，力尚躬行，不似早年专重科名文艺。咸丰二年壬子，洪阳变起，随即奉命戡乱，锐意于练军、筹饷、用人，遂以军政为主，文事为辅。然自始至终，未尝一日或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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