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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的导演张艺谋曾多次涉足于武侠电影的拍摄，然而结果却有些不尽人意。《英雄》也好，《十面埋伏》也罢，虽然都是群星闪烁、色彩斑斓、光影迷人，但却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电影“徒有其表”，简单说，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没有精彩而又让人感慨赞叹的情节，更没有让人真正记住的人物。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提供了非常精彩的故事，且丰富曲折的情节和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但从1959年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电影大师张彻导演的《射雕英雄传》、《侠客行》、《飞狐外传》、《碧血剑》、《神雕侠侣》等多部影片，再到1990年代初期另一个电影大师胡金铨和新一代武侠电影的领军人物徐克联合编导的影片《笑傲江湖》等，却也同样难以让观众、尤其是金庸迷满意，也没有成为中国武侠电影史的真正经典。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虽然算得上是一部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但又离金庸小说较远，所以算不上是合格的改编。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将金庸小说搬上荧幕相当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大家都能看出的一个原因，就是金庸小说创作的特点是“篇幅长的比篇幅短的好、后期的小说比前期的小说好”，而后期的小说实际上也正是篇幅越来越长的作品。所以，对于改编者而言，就是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篇幅太长，还没有等你把这个故事说清楚，甚至还没有等你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说清楚，电影就该结束了。即使你拍摄几部电影如张彻的 《射雕英雄传》就拍摄了三部，也还是无法尽展金庸小说的画卷，只能变成一种让人遗憾的 “缩写”。
第二，改编金庸小说的难度在于金庸小说的文字与想象之间形成的深度结构，几乎不可能被电影荧幕所呈现，这实际上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难题，那就是一流的小说作品常常难以改编为一流的电影作品，即文学的深度结构不能用电影的“平面形式”所呈现。金庸小说的武功描写、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有其深度结构，因此金庸的长篇、超长篇小说尤其难以改编。不仅如此，金庸的中短篇小说，比如专为电影而写的《白马啸西风》及《鸳鸯刀》，甚至最短的《越女剑》，都很难被改编成具有深度结构的电影。
第三，金庸小说的改编者常常要面对一个难题， 即在金庸小说中，到底是故事更加重要，还是人物更加重要？按照武侠小说的传统，应当是人物更重要；而按照武侠电影自身的传统，常常把故事看得比人物重要得多。金庸小说的故事非常精彩，足以吸引改编者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然而改编者多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金庸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光是作者想象力丰富的成果，更是小说人物性格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金庸小说的故事情节常常是由人物性格来推动的。金庸本人也常常在小说的后记中说自己的小说“主要是描写人物性格”，但大多数改编者还是照例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放在首位，故而忽略了人物性格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动因，从而使得电影的故事失去了内在的结构，更失去了金庸小说所特有的人文光辉。
第四，如何对金庸小说进行完美的改编，即不仅要金庸小说电影化，而且还要将金庸小说的电影“风格化”，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当然这也是难点中的难点。具体说，金庸的不同作品，具有不同的特征，有的是传奇—历史—童话，有的则是传奇—童话一寓言，不同的内在结构决定了金庸小说不同的外在风格。而电影的改编，对此根本无力顾及，因为改编者往往无法测量金庸小说的深度或高度，所以大部分的改编只能将金庸小说进行简单化的“剪裁”和“包装”。这样一来，金庸小说就只剩下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躯壳，那还谈得上什么风格神韵呢？
武侠小说的改编，也不是没有成功的范例，李安根据王度庐小说改编的《卧虎藏龙》就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这部电影获得2000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一个奇迹，或是一个意外。当然，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范例，并不是要把它当作模仿的对象。毕竟，金庸的小说不是王度庐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显然比王度庐的小说更有深度，也更有想象力，也就是说，更有改编的价值，当然也就更有改编的难度。
总之，将金庸小说搬上荧幕，到现在依然困难重重。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一位导演，能将金庸小说在荧幕上完美地展现，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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