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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读过两个故事。
一个讲的是外来务工的中年男子因故致残。在乘火车返乡途中遇到工作人员检票，但却出示了一张儿童票。他解释自己没有当地户口，并且因在私人工地上干活受伤，出事后老板跑路，没钱到医院做评定办理残疾证。工友们给凑了部分钱，只够买张半价票，但售票处只认残疾证，因此买了票价一样的儿童票。中年男人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列车工作人员看都没看，不耐烦地说他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并要求补票。一个老同志看不下去了，怒怼工作人员不是男人，请出示男人证。四周的人哄笑，只有中年男子没笑，眼里噙满了泪水。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名大学保安拦住了应邀来作报告的处长的车，要求出示通行证。处长抱歉，并保证下次一定提前办好通行证，希望本次放行。保安严肃拒绝，要求必须出示通行证。处长讲道理不通，打电话通知学校领导。学校领导万分惊讶，派学生到校门口去接。保安再次拒绝，表示没有通行证，谁招呼也不行。处长无奈，拎着包走进校园。走出校园时，发现保安依然站得笔直，只是脸上仿佛流过泪痕。
当我们单独读两个故事时，定会对故事一中的中年男子投以同情的目光，对工作人员贴上不近人情的标签，对老者怒怼工作人员的做法大快人心。也定会觉得第二个故事中的保安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但将两个故事对比来看，检票不是工作人员的职责吗？确实有规定要出示残疾证才能购买残疾票。同样是遵守工作原则，为什么前者就前者就千夫所指，遭人唾骂，后者却树立了一个高大负责的形象呢？
答案很显然，故事主人公在工作时面对的对象不同。列车工作人员较残疾的中年男子是强势人员，保安相对于处长是弱势个体。我们血液里流淌的道德细胞大多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我们在评判事物时会不自觉地把情感倾向于弱势群体。正是因为这样，更能体现出我们的人情味。但反面思考，按规则又有何过错呢？得到学校领导的确定之后又为何不能放行呢？原则与感情的分界线究竟要定在何处呢？
我想故事一中，如果工作人员切身处地地感受中年男子的难处，可以带头发动捐款活动，既解决了补票问题，又温暖了人心，又何必要一个残疾证呢？故事二中，保安的工作职责是保证安全，将车拦下并确认车主身份无误后放行，皆大欢喜，有必要纠结一个通行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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