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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拥有全世界80%以上的白银，而政府却面临无法应对的财政危机，当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北京城时，崇祯皇帝下令各地勤王，苦等21天后，不见有勤王军队，悲愤的崇祯皇帝爬上御花园后的煤山，自缢于一颗老槐树下崇祯临死前写下遗言：“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崇祯对于做亡国之君非常内疚，但同时也表达出对群臣误国的痛恨，以及对老百姓的爱护。一.各地军队为何不勤王，明朝政府的国库究竟空虚到什么程度1643年12月当时一个叫赵士锦的年轻人，担任工部营缮司的员外郎，接管节慎库。
他后来在《甲申纪事》中记载：“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只千余金…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两白银。当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学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
”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二.隆庆开禁后，1572-1620年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成为白银帝国西班牙人在进入马尼拉的数年后，开始把白银从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运到秘鲁海岸，再由海路北运至阿卡普尔科，装载到每年冬末横渡太平洋的大型帆船上。在1572年的春天，三艘中国帆船满载着精美的中国商品出现在了菲律宾。令这些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西班牙人竟然买下了船上的所有货物。而作为回报，中国人也运走了他们所能运走的每一块西班牙银元。从此，一船船的美洲白银开始从菲律宾流入中国，而来自遥远中国的丝绸、瓷器则成为了富有的欧洲贵族的奢侈品，使得他们对于中国更加着迷与向往。
大明王朝就这样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整个16世纪80年代，每年马尼拉帆船往返太平洋运送的白银约3吨左右。到了17世纪20年代，年均运量已增至20吨。这些白银中的大部分都流入中国，有学者估计白银数量达3亿两左右。三.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何国库却如此空虚白银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明朝是个高度家族化、集权化的国度，皇族们通过各种手段洗劫了流入帝国的大部分白银。皇族们洗钱的手法层出不穷，一是垄断盐引，万历皇帝最宠信的福王在太子竞选中失败，被迫外出封藩。他就封时讨要了大批盐引，而且是市场价格最高的淮盐；二是结合军方洗钱，朱家的贵族们曾经一度垄断了前线大米的供应，供应的价格当然是正常价格的好几倍；三是私铸铜钱，明朝铜钱一直供应不足，老百姓被迫挖宋朝的铜钱用，大部分王府都私铸铜钱，然后通过铜钱供应量的收紧和放松，造成铜钱与白银比价浮动，吸收普通民众手中的白银。
大明的皇族们没有把白银当做货币，而是把它当成珍珠、翡翠一样的首饰予以收藏，要不然正德皇帝也不会傻到直接用银子盖房子，耗费两千万两白银。大量的白银因此沉睡在皇宫和各王府里。仅以万历皇帝为例。他死后留下的内库私房钱是个惊人的数字，他儿子泰昌皇帝在位仅仅29天，却从内库拨出了四百万两白银作边防之用，而且都是一百万二百万地给。明朝自公务员工资改革之后多年，白银才正式走入市场，但数量并不多。白银越少，对铜钱比价就越高，贵族们就越要收藏白银，越是收藏，数量就越少，如此循环，大部分国际贸易进入明朝的白银都被吸收干净。
四.中央年度财政总收入为3500万两白银，但每年中央户部实际收入约400万两白银。朱元璋的财政制度设计是崇祯皇帝困境的根源。朱元璋农民出身，知民间疾苦。明代初期的税率很低，以田赋收入为主的中央政府只征收不到田地1/10的收入。在明代，中央政府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官俸与公共建设。因为明代有其独有的军屯制度，明太祖颇为自豪地宣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军屯解决了大部分军事开支。行政方面，明初官员的数量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仅为5488名，1455年，京师任职的文官1520名。至于公共建设，除了修筑明长城、修宫殿、维护大运河外，明政府并没有进行太大规模的公共建设，这主要靠“免费”役力，所需资金很少。
为了征税方便，朱元璋编制了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和土地证。统计结果：户籍1000多万户，人口6000多万，土地面积近860万顷。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政府税收大大增加，达到3.2亿石（注意是粮食，折合白银2000万两）。按照朱元璋的祖训，这笔钱不能再增加。赋税还有一个“役”的收入。老百姓除了上缴田赋外，自身还要服役，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役”成为了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开支，基本上是维护驿站、提供人身作为差役、军役等等。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免费供国家使用的，政府对“役”只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从皇帝到官员往往征用免费劳动力做私人的事情，这类责任又往往加诸于穷人和本分人身上。
“役”是一种额外的征派，不定期，又无法抵制。根据黄仁宇的计算，役折合成银两约为1000多万两。除了田赋正税和役之外，还有一些工商业收入、盐的专卖、矿银收入、国际贸易收入等等。这些收入大约有380万两。据此计算，明代的年度财政总收入约为3500万两白银。那么，这么大一笔数目，为什么到中央户部只有400万两呢？因为田赋和役并不是以白银的形式体现出来，其中3100万两白银都只是粮食和劳动力。在明代，交通极不发达，粮食运输很困难，途中的损耗也极大。出于现实考虑，大部分的粮食并不是集中于中央进行再分配，而是就近原则分配。直到明代中后期，粮食和劳动力才慢慢折合成银两。
但分配原则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到达中央的资金仍旧很少。经过多次改革后，在张居正时期，把税粮这部分折合税银，真正到达户部的约300多万两。盐课、工商税等收入也同样，到达户部约为40万两到80万两之间。所谓户部太仓库年收入大概只占到了帝国全部税收的12%而已。即便是最牛的张居正改革（1572-1582），积十年之功，也只给户部太仓库留下600多万两银子，其余的则是给万历皇帝留下可供九年用的粮食。这些家底都给“万历三大征”消耗掉了。五.随着皇族等特权阶层的壮大，土地兼并加剧，军屯制的破坏，本来就非常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早就不堪重负1.明末出现非常严重的“天下养朱”现象。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时期宗室总人数只有58人。到万历23年（1595），明朝宗室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5.7万人。这一数字到了崇祯年间又有大幅的增加。朱元璋用粮食为单位规定宗室的待遇。亲王每年10000石，郡王每年2000石，往后依次递减，即便到最低级别奉国中尉和乡君每年都会有200石的俸禄。明朝1石相当于现在180斤左右，明朝正七品官员（一般是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每年的俸禄只有90石。万历初年全国每年的田赋总额约两千三百万石，光供给宗室的俸禄就多达八百多万石。据《皇明经世文编》中的记载“二省之粮，犹不足供宗室禄米之半”。
这里的“二省”指的是产粮大省山西和河南，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居然不到宗室俸禄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从万历年间开始，宗室已经严重拖累了明朝的财政。2.土地兼并使得国家纳税土地和人口大幅减少，中央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明朝善待读书人，只要考上举人就会免除土地赋税，因此，考上举人的读书人会大肆圈占土地，而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往往将土地挂靠在举人的名下，从而逃脱交税。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士，占田也动辄达万亩，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200万亩，河南田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之”。
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王、惠王、瑞王和遂平公主、宁国公主的庄田，少者70—80万亩，多者300万亩，各州县以致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经过大明王朝200多年如此恶性循环，大明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归于不用交税的特权阶层身上，而承担着全国大多数税收的却是只占少部分土地的自耕农。如此庞大的压力，使自耕农乃至小地主阶层逐渐破产，沦为流民或佃农。因此，国家的财政税收越来越少，而特权阶层却越来越多。这些特权阶层像蚂蝗一样，趴在大明王朝的身体上肆意吸血，他们越来越肥，大明却越来越瘦弱。3.年例银军饷制度打破军屯神话，成为中央财政开支的大头。
明朝立国初期本无的军衔制度——年例银。孙承泽曾概言：“国朝自洪、永以来，原无年例。年例自正统始。…总计弘、正间各边年例大约四十万而止，在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业已七倍，至今日则三百八十余万，且十倍之。”军屯的存在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当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后，军籍就开始逃亡。明英宗时期，逃亡的军人达到了120万，占据当时军队的一半左右。军户的逃亡，必然导致大量的屯田荒废。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说：“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许多地方的官僚就乘机吞并军屯土地。于是，军屯的收入就逐渐减少了。
没有了军户，国家就需要大量招募军队，形成了募兵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军费支出。明朝后期军费开支常年占中央财政支出的70%以上，在万历四十五年甚至高达92%。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支撑这样的财政开支。更何况是明朝初期的财政设计并没有考虑到此项军费开支。六.1630年代，国际贸易危机引发白银流入中国速度锐减，加剧崇祯朝的财政危机1634－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决定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福建商人的白银收入。1639年夏，日本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中国带来大量白银。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也大大减少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最后发展为暴力冲突，约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于冲突。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就在1639年夏，危机病得更加严重时，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无论这次征税多少，许多人已无法找到足够的白银，旧税都交不了，更不用说交心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必须从民间榨取更多的白银。17世纪4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严重通货紧缩，东南地区的银价猛涨，许多商品价格直线下降，跌到无法想象，这导致货币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对更坏的日子。
最终，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导致的结果是朝廷每征一两银子的税，逼反十个农民，却又要用上百两银子的费用去去镇压。大明王朝的财政就这样跳进了一个恶性死循环，这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大明王朝加速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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