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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名臣王积翁事迹详考

时间:2015-05-22

伯大公是南宋理宗朝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积翁公得以荫亲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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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积翁公(1229~1284年),字良存,自号存耕,福建长溪县赤岸(今霞浦赤岸)人,方大公之子,给继给叔父伯大公为嗣子。伯大公是南宋理宗朝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积翁公得以荫亲入仕。积翁公”性至孝,博学,工为文辞。”,淳祐六年(1246年)就学于国子监。

淳佑七年(1247年)荫补承务郎(从八品),调监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县)都酒务。到了宝祐四年(1256年),原右丞相吴潜被朝廷任命为沿海置制大使,镇守庆元(今宁波市),积翁公受聘任奉国军节度使推官(掌管刑事判案的官员),后又改任沿海制置使司干办公事(负责军事的属官)。当时吴潜手上积压了几十件地方诉讼案件,就把这些交给积翁公办理。积翁公很快就把这些案件审理判决清清楚楚,同时还审理完成了地方上积压数十年的300多宗积案。积翁公将其中的典型案例和办案经验都写下来,辑成《平心录》4卷。

积翁公又调任户部犒赏所检察官。这时候积翁公处理了一起牵连到和平镇(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南)12家酒库积欠税利的事件。他写信给浙江转运使赵葵,免除和平镇12家酒库积欠税利共17万缗,使涉及到的300多户人家得以渡过难关。

景定二年(1261年)十一月,马光祖任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积翁公被聘任安抚司干办公事,奉旨终审所属六县案件。他连夜赶到余杭县,一连复审170名案犯,了解到其中真正触犯刑律的仅数人。次日即通知县官将无辜平民释放,其余五县的悬案很快办结。

其后历任淮东总领所措置籴买官、江东转运司干办公事、富阳知县、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监左藏封椿上库、临安府通判、文思院提辖、诸军审计院主管、太府寺丞、兵部郎官、徽州知事兼都督兵马府参议官、兵部侍郎、江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等职。①

积翁公在知富阳县时,治绩冠于各县,曾依法严惩纵任家奴杀人的宗室,百姓拍手称快;《咸淳临安志》记载:咸淳六年(1270年),积翁公向朝廷申请“永与除豁”富阳县“坍逃亏”白米五百九十九石四斗有零②;《癸辛杂识》载:积翁公”尝宰富阳有声“。升任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时,他力请户部放宽赋税上缴时限,使离京较远的东南诸郡均感方便。在徽州任上,军帅李铨据城谋变,他一面用计软化李本人,一面离间李和同党的关系,把李铨孤立起来,最后用计一举擒获李铨,很快平息叛乱,积翁公的军事才能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升任兵部侍郎(从三品)。任江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时,他关注民生,重视人才,有一年“人訹兵戎,农释耒耜,民色若菜”,辖境内郑天麟积极救助饥民,他就屡次提拔他直至武节郎③。

从积翁公前期宦海生涯可以看出,他在商务、农业、审案、军事各方面都展现了非凡的才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秉承了伯大公勤政为民的思想,始终关心民生疾苦,不畏强权贵胄。

①积翁公仕宋时事迹主要参考元代黄溍《忠愍王公祠堂碑》。

②宋代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记载:“咸淳六年(1270年),(富阳县)令王积翁申坍逃亏额白米五百九十九石四斗有零,安抚潜说友请于朝,自四年为始,永与除豁。”网上潜氏后人将潜说友之死归罪于积翁公,未认真研读此段资料,错误解析为积翁公贪污白米获罪,污蔑积翁公为奸臣,并以此为据推测两人有旧怨。本人与其辩解,对方承认是自己“引用之观点未逐句亲躬查验古藉”出错。

③任江南东路提举常平茶盐事迹参见《新安文献志·学宾菊存郑公天麟墓志铭》,郑天麟为南京一带人,救助灾民时间是乙亥年(即德祐元年,1275年),文中称王积翁为“郡侯寺丞”。王积翁此时在江南东路任职,符合。

(二)

咸淳十年(1274),宋度宗去世,年仅四岁的赵(xiǎn)继位,是为宋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宰相贾似道专权。此时宋室江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蒙古铁骑踏遍全世界,锐不可挡,所到之处或降或屠,欧洲人惊呼为“黄祸"。压制了大宋一百多年的金国亡国。接着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大败而归,主力尽丧,成为众矢之的,但在谢太后包庇下,仅贬官广东。行至漳州,被监押官福安人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这一年年底,积翁公改任福建路提点刑狱,不久动身前往福建赴任。①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城下,总督诸路军马左丞相留梦炎弃位遁走,右丞相陈宜中被派去谈和,却连夜逃离,文天祥前往被扣押。二月初五,年仅五岁的宋恭帝由祖母谢太后抱着,向元军投降,并传旨全国停止抵抗,至此,延续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谢幕。

闰三月,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大臣效仿宋高宗故事,宣太皇太后手诏,拥立逃到永嘉(今温州)的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图谋再度中兴。谢太后闻讯“遣二宦者以兵八人召二王还临安”受降(一说“百人”),陈宜中“沉其兵于江中“。积翁公南行至永嘉,适逢其会,聘王积翁为天下兵马都元帅益王府司马。亲王司马虽只有九品,但此时益王尚未称帝,授司马之职即聘积翁公为益王幕僚,意味着将来的从龙之功。积翁公见益王幼小无知,陈宜中、国舅杨亮节皆碌碌争权之辈,觉得前程未卜,辞而不就。②

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为帝,改元“景炎”,史称宋端宗,改福州为福安府。七月,辗转逃到福州的文天祥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但由于和陈宜中、张世杰意见不合受排挤,赴南剑州(今南平)独立开督府招募义军,得到民众响应。谢翱(长溪人,今霞浦)率乡兵数百人投之,任谘议参军。八月,陈宜中等人担心文天祥势力坐大,令文天祥往漳州,任命已回福建被冷落多时的积翁公为福建提刑兼招捕使、知南剑州加兵部尚书,名义上负责上三郡的防备工作。

十一月,元兵在唆都率领下汹涌而至,攻破建宁府(今建瓯县),招降邵武军(今邵武市)。“宋丞相文天祥、南剑州都督张清合兵将袭建宁,唆都夜设伏败之。(元兵)转战至南剑,败张清,夺其城。”文天祥败退汀州。上三郡全面失守,福安府岌岌可危。积翁公“弃南剑,走福安”,急赴福安府面圣汇报险情③。为安全计,张世杰等决定将大本营撤向泉州。数十万人马,海船奇缺,积翁公四处奔走,积极筹备海船。宋朝廷撤离时,宋端宗封积翁公为宝章阁学士、福建路制置使,负责福安府的军事大权,留守府城。未料到另一路元兵从海上南下,幸而大雾,张世杰船队与其擦肩而过,逃过一劫。但到了泉州,守将蒲寿庚因船被张世杰征用,“怒杀诸宗室(皇族三千多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两千多人)”后降元。宋室又逃往潮州。

积翁公临危受命,奈何此时的福安府城缺兵无援,实为空城,而以嗜杀闻名的唆都统帅元兵接踵而至,城内百姓人心惶惶。战则生灵涂炭,降则背负骂名,如何选择?积翁公怀着“葵藿有心终向日,杏桃无力漫随风”的心情,单骑赴唆都军营,约以元兵进城不扰民和献八郡图籍为交换条件后,即与知府王刚中同降,积翁公被元廷任命为建宁府知府。

若干年后,都中公为其父亲积翁公建祠堂,请文人元明善写《闽国公王忠愍祠堂记》,对于这个经过作了详细的描述:至元十三年(1276年),天兵压闽境,公时为制置使,单骑见大师军中,撼之曰:“将军入闽若血一刃,将军之众宁保万全乎!将军固闽王者之师者矣?”乃约束诸军如制置言,违者以军法论。明日,军中咸凛然自持,市不易肆。闽人呼制置为再生父母。

①《宋史》载,文天祥曾奏请诏立二王出镇闽广,在临安城破前夕二王逃出。积翁公有可能是随二王从临安出发一起南逃,也可能是行至永嘉才同行。

②元代黄溍《忠愍王公祠堂碑》记载:积翁公“行次永嘉,复以为天下兵马都元帅益王府司马,辞不就。”,“天下兵马都元帅”是众人假借谢太后手诏拥戴益王时所用封号,因此推测积翁公“兵马都元帅益王府司马”职位并非宋恭帝所封,是张世杰等人欲拉拢积翁公给的临时职位。积翁公拒绝了,所以益王五月称帝后迟至八月,为了制衡在南剑州“开督府”的文天祥,才封积翁公为“知南剑州加兵部尚书”。再有杨亮节居中秉权,排挤走赵与檡(zhái),可见宋末二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不团结,积翁公是有识人之明的。

③南剑州之失参见明代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唆都传》。积翁公是文官,守南剑州主要是都督张清的职责,南剑州被占,积翁公也只能往福安府而去。但有人断章取义附会为积翁公故意放弃南剑州引元兵入福州。

(三)

积翁公献城投降的行为,从现代人角度看,不管是出于保一城百姓之安危考虑,还是改朝换代各奔前程之原因,均属于人生污点。但是公正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应从时代背景出发,结合时代变迁导致的社会主流思想变化,并观察其个人的一生所为。

首先,宋朝从一开始就没能“大一统”,早习惯了与“北朝”共存,甚至名义上自称“大宋侄皇帝”。谢太后领宋恭帝降元,宋朝实际上已经灭亡。在当时人心目中,这是一场改朝换代,北朝战胜南朝,新朝取代前朝。每个人都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原本无可厚非。只不过积翁公效忠的是异族政权,才为后世诟病。

其次,宋金并立百年,同样是汉人,江南地区的士大夫因理学发展,强调忠贞思想,故对降元者,多有不耻,激进分子如王午炎,得知文天祥被俘后,他作《生祭文丞相文》沿途张贴,催文天祥速死以全忠贞之名。而北方经历过契丹、女真统治后,中外夷夏之别的思想淡薄,所以降元者并未遭受过多的指责和唾弃。如王都中公的老师许衡,由金入元,被推为“朱子治后第一人”的北方大儒,其仕元并为元朝出谋划策,致力于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广受赞誉。

再次,积翁公在都督张清战败、南剑州失守之后,及时赶到福安府报讯,并积极配合张世杰完成了皇族、士大夫和军队主力的安全撤离,可见他不是一个卖国求荣的人。张世杰等人带着城中数十万主力部队逃亡,在明知福州城无法守住情况下,封积翁公以“福建路制置使”的高级职位,名义上委以重任,实际是希望积翁公以身殉国,为他们的逃离争取时间。之所以不带上积翁公一起走,跟积翁公当年拒绝担任益王幕僚有一定关系。

正是因为有这些前提,南宋遗民们对积翁公等人的行为是持宽容态度的,并不因其降元而完全否定。如江南遗民群体中声名较著的牟巘就曾为积翁公撰写《敬愍侯祠记》。再看文天祥,在忠肝义胆的文天祥面前,积翁公是自惭形秽的。但是文天祥不是那种为了清誉牺牲一切的道德狂,他自己坚定不移地选择尽忠殉国,却不要求别人跟他一样。文天祥有两个弟弟,二弟文璧在元军攻惠州时开城投降了,三弟文璋终身不仕。文天祥认可他们的选择。他在1281年写给继子文陞的信中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

好一个“惟忠惟孝,各行英志”!所以有人感叹说:“国难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可能更加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而文天祥的宽容体谅,更让我们在他高高的道德圣像之外,看到了一颗有情有欲的柔软的英雄心。”

当然,随着明代理学进一步发展,大力倡导忠孝节烈,特别明代中后期“北虏南倭”外部环境的紧张,后世知识分子对投降之举不能接受,呈现出几乎一边倒的道德批判。比较极端的有由元入明的郑真,他在《荥阳外史集·读王绩翁遗事》中贬斥王积翁归附元朝,言辞辛辣之至。

清朝入关初期,封官加爵鼓励明朝官吏投降,卖国求荣者如过江之鲫。如李成栋灭弘光、隆武、绍武三帝,吴三桂打下大半江山并绞杀永历帝,孙之獬提出“剃发易服”等等,加剧了后世对投降之举的痛恨。而且清政府极力推行文字狱,禁止一切有关“复兴明朝”等迹象出现。宋元更替与明清更替情形仿佛,这就使得宋元更替之际士大夫的境遇及其选择成为儒家学者竞相标榜抑或鞭挞的对象,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清乾隆帝时将大清开国功臣洪承畴、张存仁等人打入《贰臣传》,推崇忠臣典范更是到了极致。因此,乾隆五十七年成书的《续资治通鉴》这样描述积翁公的行为:“宋王积翁弃南剑,走福安,遣人纳款。至是,军集城下,积翁为内应,遂与知府王刚中同降。”贬低之意显见,一点都不奇怪。到了清末,在种族革命思想影响下,投身于反帝反清革命斗争的陈墨涛,借文天祥事来宣扬具有近代色彩的爱国思想,撰写的历史小说《海上魂》,就是根据这段描述展开丰富想象,将积翁公描绘得极其不堪。

跟王积翁有关的还有两个极端的例子。

1、宁波鄞县西湖旁众乐亭遗址,元初改为驿站,积翁公出使日本,以此地为行营整装待发。积翁公遇难后,改驿站为积翁公祠堂。至清代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外编·水云亭记》讥之日:“叛臣王积翁之徒立祠享祀,而湖上之风流尽矣。”也就是说积翁公祠堂影响了人们欣赏鄞县西湖美景的心情。

2、福州府名宦祠将积翁公与唐常衮、宋蔡襄、元董文炳等共21人并祀。道光年间成书的《乌石山志》说:“凡滥入乡贤名宦者,其祠宇在乌、于二山,不久多废。此盛衰之故,原无足异,但人品不可不辨,宋王积翁入祀乡贤,真西山斥之。”真西山即宋人真德秀(1178—1235),对比生卒,真西山去世时,积翁公才6岁呢,明显是假借名人之口贬损积翁公。

综上可知,世人对积翁公的态度从宽容到苛求,是受社会主流思想变化和时代背景变迁的影响的。

(四)

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蒙元内乱,忽必烈与海都争夺皇位,蒙元大军北撤,于是把福安府改回福州,任命潜说友为福建宣抚使,而积翁公则由建宁府知府提拔为福建宣抚副使。

三月,潜说友筹措军粮不力,被部将李雄所杀①。李雄,原为秀王赵与檡(zhái)小校,瑞安府(今温州)被围危急之际,“李雄夜开门纳大兵,与檡洪率众巷战,兵败被执。”(一说赵与檡逃出,至福安县战死。)②。此时李雄统领着福州城内淮兵,骄横跋扈,如处置不当,一场动乱在即。经历过李铨谋反事件的积翁公镇定自若,一面为潜说友一家收尸,写祭文,安排后事,一面与李雄虚与委蛇,同时收买他的部属,等到李雄完全孤立,在一个阅兵仪式上,积翁公乘机捕杀了李雄。积翁公以功升任宣抚使兼福州路总管、福州府尹、提刑按察使。

积翁公计杀李雄的后患很快显现,同年七月,张世杰兵围泉州、复邵武,并寄书王积翁,要其叛元归宋。李雄余党秘密串联淮兵,谋划刺杀积翁公投靠张世杰。永福(今永泰)林空斋起兵响应。积翁公一面书答张世杰,一面将要杀他的淮兵全部处死。不久,沿海经略使刘深“率白鹞舟舰,自庆元遵海而南”,剿灭林空斋义军,张世杰等被迫逃至井澳(今中山南部海上),后龙船遇大风翻覆,宋端宗赵昰惊吓而死,年仅十岁。刘深将积翁公与张世杰通信事启奏朝廷,积翁公上疏力辩当时福州城“兵力单弱,若不暂从,恐为合郡生灵之患。”元世祖降旨恕其无罪。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七月,积翁公以福建道宣抚使进京觐见。元世祖听说积翁公曾在杭州、四明(宁波)、福州等地为官,与往来于中日的商人、僧众有一定接触,了解日本国情。退朝后,元世祖派中书左丞张公至其寓所征询对付日本国的策略,王积翁侃侃而谈,提出招徕等建议,“深契上衷”,得到世祖赞赏,即被任为中奉大夫、刑部尚书、福建道宣尉使兼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元世祖还“赐宴便殿,使中书左丞吕文焕为积翁起舞。”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积翁公再次朝觐,元世祖想从南官中录用人才,征求意见时,积翁公答以“南人无如(文)天祥者。”此时文天祥已被关押在大都近三年。而当年二月,陆秀夫背着八岁宋末帝赵昺在崖山(今广东新会)投海身亡,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南宋残存势力灭亡。元世祖希望招揽文天祥,他先派留梦炎劝降。留梦炎被文天祥骂了个狗血喷头,恼羞成怒。接着元世祖又派了宋恭帝、文璧等人劝降均无功而返。

十月,元世祖命积翁公带着圣旨去劝降。关于这次劝降,史料记载比较丰富,有着三个版本。

版本一:据明代胡广《文文山先生全集》:上使(王积翁)谕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天祥曰:“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又使(王积翁)谕之曰:“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天祥对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遂命之退。

版本二:据元代刘岳所撰《申斋集·卷十三·文丞相传》:王积翁、谢昌元相率以书,谕上意,天祥复书云:“诸君义同鲍叔,而天祥事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于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积翁知不能屈,犹奏请释天祥,而礼之以为事君者劝。上语积翁,命兵马司好与饮食,天祥使人语积翁:“吾义不食官飰,数年矣,今一旦飰,为官吾且不食。”积翁始不敢言。

版本三:据《宋史·文天祥传》,在答复积翁公传达元世祖的谕旨时,文天祥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如果说《宋史》系元朝官修而不足信,积翁公有可能故意淡化文天祥的对抗态度,那么与文天祥共同起兵抗元的邓光荐所作《文丞相传》的说法应该更可信,《传》中文天祥的回复是:“数十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明代版本中文天祥秉持“宋亡,惟可死,不可生”信念,明显有文人创作的的痕迹。元代两个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承认宋朝亡国,但不愿仕元,有求生的欲望。因此,积翁公积极开展营救文天祥的行动,他联络降官谢昌元等十人,向元世祖恳请不杀文天祥,让他出家做道士,仍旧礼遇之。元世祖有所心动,留梦炎跳了出来,坚决反对,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留梦炎的话让元世祖下定了决心,不久,文天祥英勇就义。积翁公营救计划虽失败,但他不遗余力护忠臣的行为得到了后世人的部分加分,而留梦炎则成为“两浙之羞也。”

明初赵弼小说《效颦集·绩宋丞相文文山传》里还描写了文天祥死后,元世祖“赠谥厚爵”,令“王积翁书其神主。洒扫柴市,设坛以祀之。”结果,“狂飙旋地而起,吹沙衮石”,只好“改书宋之官“,“天果开霁。”此情节还被明末张岱收录《夜航船·荒唐部》,《海上魂》将其扩写,并称资料来自正史。

至元十七年(1280年)正月,积翁公任兵部尚书。三月,元世祖有意让积翁公负责中书行省工作。省臣认为他是新降的“南人”,不可任要职,改任户部尚书。此期间,积翁公所论奏的事,如请求将南宋宫廷音乐从杭州搬到上都八作司,提议削减百官俸禄等,皇帝均“嘉许而采纳之”,获赐坐殊遇。但是积翁公不畏强权的性格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一次廷辩中,他当面斥责元世祖宠臣平章政事阿合马,说他“罢给官吏,积廪非法 ”。阿合马当场发飙,威胁要报复他。看着嚣张的阿合马和装聋作哑的元世祖,积翁公忽然意识到,元朝推行种族歧视的政策,自己身为最末等的“南人”,能在朝中为官已是破格,若妄想凭一己之力改变汉人受欺压的现状,只是飞蛾扑火,有死无生,累及家人,如前任御史中丞崔斌就因弹劾阿合马,被公报私仇致死。思及于此,心灰意冷的积翁公向元世祖托病辞去所有职务,元世祖不准,于是又请求外放为官,也迟迟得不到回应。

积翁公的仕途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出现了转机。三月,武官王著等人趁世祖北往上都时,假传太子之命刺杀了阿合马。阿合马死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不法行径,元世祖查实后大怒,“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之后,积翁公再次得到重用,任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从二品)。将赴任时,他又一次施展自己的才华,在政事堂分条陈述二十四事,得左丞相耶律铸器重留京。

至元二十年 (1283年),积翁公针对新开凿的胶莱运河水浅淤泥多,年仅运粮两万余石的困境,提出拓宽河道的建议,于是元世祖“用王积翁议,命阿八赤等广开新河”。同年,积翁公又提议从江南运粮北上时,“于阿八赤新开神山河及海道两道运之”,扩大运河的利用率,又被采纳。结果第二年胶莱运河运粮就达一百万石,占整个槽运60%以上。胶莱运河贯通了黄海和渤海,缩短了三四百公里的海上航道,对大都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和繁荣等起了重大作用。至于十多年后因水量不足,新运河开凿等原因胶莱运河价值降低,直到清代停用,这是后话了。③

仕元时期,积翁公在其位谋其政,提出不少利国利民的建议和意见。但受元初“南北之争”影响,备受排挤,大部分时间滞留在京城,没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① 南宋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记载了潜说友之死:“所共事王积翁因众军支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曰:‘潜意也。’遂罹剖腹之酷,王复作文以祭之。”这也是潜氏后人说“潜说友遭王积翁暗算身亡”最重要的依据了。终身不仕元的周密与谢翱交好,对仕元的王积翁是很不待见的,因此有这种偏颇说法。积翁公手中无粮,推脱是可能的,但说积翁公为求上位故意激李雄杀潜说友是没有道理的。潜说友被李雄突然发难杀死,身为宣抚副使的积翁公同样面临生命之危。安抚李雄时委屈求全,难免有贬低潜说友留下话柄,加上李雄亲信推波助澜,以讹传讹,王积翁因此受不白之冤。潜说友死后,积翁公为其作祭文。据说潜说友还被破格赐予御葬,规模场面隆重至极,可见积翁公至少是如实上报的,并无污蔑之词。

两人境遇不同可能是造成误会更深层的原因。积翁公以荫亲入仕,在潜死后接任宣抚使,后积翁公虽罹难却福荫子孙,子都中公位居高位,声名远播。反观潜说友以进士入仕,因守平江府(苏州)不力获罪(史料中有开城投降、私自议和、弃城先遁等说法),被宋恭帝削职、充军、抄家。降元后上任不过一月,就遭遇淮兵哗变,家破人亡,相比之下,凄惨无比。残存潜氏族人心理不平衡,难免口出怨言。

②元代赵景良《忠义集》卷五:瑞安守围城中危急,与檡(zhái)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开门纳大兵,与檡洪率众巷战,兵败被执。

③参见《胶莱运河分析》、《续资治通鉴》全文注解卷一百八十六。

(五)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正月,元朝廷再次计划征讨日本。此前蒙元军队已两次征战日本,均占领对马岛后遭遇台风大败,两次使节出使日本皆被斩首。积翁公正好朝觐,元世祖以征伐日本事问公,公曰:“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计取。诚令臣等备一介之使,以招徕之事,成可无残民匮财,即事不成亦无损国威重。”元世祖“以公为国信使,凡所须一惟公意。”公曰:“臣他无所须,祇须一印佩之,择参佐数辈奉诏以行足矣。”于是元世祖赏赐“玉环连绦、纳瑟瑟袍、帽、靴、马鞍各一”,责成丞相“善视公妻子之留质京师者”。①

四月,积翁公和普陀山如智禅师、思溪禅师接到诏书②,作为元朝“宣谕使”赴日,劝日本“归附”。他们以鄞县西湖边的驿站为行营③,征用了温陵(今泉州)任大公的四艘船,还从永嘉等地招募了水手,于“五月十三日,扬帆出鄞(今宁波)”。五月下旬抵达躭罗(今济州岛),“住耽罗十三日” ④。有好心的躭罗人听说积翁公前往日本,就劝积翁公一行勿轻往,积翁公一笑置之。

六月中旬,使船团到达高丽合浦(今韩国釜山附近镇海湾马山浦)。十七日遭遇台风,险死还生的积翁公即兴写下一首诗⑤,序并诗如下:

昨夕风水俱逆,波石相舂,舟人悸久不定,晚出山外始安,仆偃仰于短篷之下,偶成五言并录呈似。

舟过道阳城,迂行多几程。俗殊难共语,山好不知名。

橹趂之玄势,歌调欸乃声。来晨宜对月,合浦夜珠明。

十八日甲子 积翁书

台风季节的旅途异常艰险,前一年八月,如智禅师就奉旨“同提举王君治出使日本,宿留海上八个月,过黑水洋遭飓风”,最后无功而返。一路上恶劣的天气没吓退积翁公,却让舟子和部分使团成员吓破了胆。再加上担心到日本之后会像之前使臣杜世忠般被斩首,船夫任大公等人不愿前行,消极怠工,积翁公对其处以鞭刑,任大公暗生报复心思。就这样使船团在合浦整整呆了二十五天,才出发前往咫尺之遥的对马岛。

船驶至日本边境,积翁公令人持旗榜,提前“谕其国中”,日本“遣使郊迎,甚谨请,遂以诏书入。”⑥于是船队继续前行,但是任大公却坐立不安,途中牢骚不断。眼看就要到达对马岛的骸山(即髑髅山),积翁公不愿再生变故,就以好语、官职诱之,且许诺回国后聘他为总管并当场写下文帖,还拉任大公等人同桌吃饭。

七月十四日清晨,使船团到达对马岛,分别停船靠岸。有岛民听说元朝使者前来愤愤不平(元兵攻占对马岛时曾杀害过不少岛民),半夜时分(七月十五日凌晨)“举火噪讙岛“,众人惊疑不定。任大公请船上众人喝酒压惊,”众使醉饱“,任大公与同谋者突然暴起砍杀众人,积翁公酒被吓醒,躲于柁楼下,求饶不得,不幸遇难,年五十有六。任大公将积翁公尸首放置船上,并将船断其首尾伪装成日本船只,随波逐流而去。任大公席卷所有宝物、货财另乘船而逃⑦。天明之后,如智禅师船上的人才发现海面上漂浮着部分使团成员的尸体,积翁公所乘坐船只不见踪影,方知出事,只好返航。后来如智禅师再次来到日本,并于至元二十八年在日本回忆并记录了这次行程,后收录日本史书《善邻国宝记·海印接待庵记》中。但因不在同一条船上,夜晚海上风浪又掩盖了事发时的动静,对积翁公如何被害竟然一无所知,只好说:“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对马岛云云。危哉此时也,非大士孰生之云云。”。后有当事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将这件事披露了出来,宋代遗民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详细记录了积翁公遇害的经过。积翁公一行航抵日本国境内对马岛,离目的地大宰府只一步之遥,功败垂成,令人叹息!

《新元史》叙述除将任大公改任甲外,将“温陵(今泉州)”写成了“温州“,还缩减了《癸辛杂识》内容。《新元史》就积翁公出使日本之事评论说:“王积翁諓諓小人,冒利亡耻,世祖用之,负乘致寇,卒殒其躯。就使王积翁不死,亦必启衅纳侮,辱命而返。”《新元史》定稿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前有中日甲午海战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后有日本获得南满铁路及周边地区管理权,大量日本侨民迁居东北,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盛行,仇日情绪高涨。作为出使日本的和平使者,又有献城仕元行为,积翁公被他“差评”是正常的。何况《新元史》作者柯劭忞常盲目采信他人考证结果,新造不少错误,可信度也是打折扣的。

明知前路艰险,积翁公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坚决要出使日本呢?正如他自己说的,“成可无残民匮财。”第二次攻打日本时,江南军十万人,只剩三人逃回,不知多少家破人亡。至元二十年正月,元世祖准备第三次武力征服日本国,复调拨粮食、组织兵员、大造海船、大抓水手等,如此折腾,沿海各地(如赤岸,积翁公出生地)民不聊生,盗贼窃发。此情此景,怎不叫积翁公忧心忡忡?自然是明知凶险,仍毅然前行。固然有追求政绩之需,但更多出于关心民间疾苦,舍生取义,后人不应当因其“气节有亏“一概否认。

①元代黄溍《忠愍王公祠堂碑》。

②积翁公同佛教的关系颇为密切。清人所编《鼓山志》载:“至元十年冬,元朝开国大帅王积翁请(佛鉴圆照大师)住本山堂中。”可知王积翁同元代天台宗佛鉴圆照大师亦曾有过交集,同佛教颇有渊源。 元代牟巘《陵阳集·敬愍侯祠记》记载积翁公遇害后,其夫人则“削发为尼,住妙湛寺,朝夕络经礼拜归诚于佛”。

③见清代全祖望《鮚埼亭集》。

④参见瑞溪周凤(日本禅僧)《善邻国宝记》(1466年成书,田中健夫修订)记载: 南海观音宝陀禅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记日:“……甲申四月,又奉圣旨同参政王积翁再使倭国,五月十三日开帆于鄞,住耽罗十三日,住高丽合浦二十五日,七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对马岛云云。危哉此时也,非大士孰生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六月日,宣差日本国奉使前住宝陀五乐翁愚溪如智记。

⑤录于明代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四。

⑥根据元代苏天爵《元文类》载: “日本海国自至元、大德间黑迪、殷弘、赵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积翁、释如智、宁一山与高丽之潘阜、金有成辈数使其国。惟积翁中道为舟人所杀,余皆奉国书以达,而竟不报聘。”此处明确言及王积翁所携国书并未送达日本。由此断定,《忠愍王公祠堂碑》所记至日本诏书一事有可能是后人据逃回人员或其他传闻推测。

⑦见南宋遗民周密《癸辛杂识》。《癸辛杂识》写王积翁事迹,“尝宰富阳有声”轻轻一句带过。出使日本之死却大书特书,语气轻蔑:“至温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尽拘用之,使行,又于途中鞭之。有谇语,王颇闻之,至骸山(即髑髅山),以好语、官职诱之,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且作大茶饭享之。任亦领略,亦作酒以报,众使醉饱,任纵兵尽杀之,靡有孑遗。王窜匿于柁楼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犹佯笑曰:‘在此。’出则叩头乞命,任顾其徒,鞭而挤之于水,席卷所有宝物、货财而去。取所乘舟断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后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为之立庙赐谥焉。”

(六)

积翁公遇害,载有积翁公等人尸体的船只随飓风南下,于当年秋漂到湛江吴川,当地渔民发现并上报朝廷,随后积翁公三个儿子永益、永镇、永显闻讯前往。因元朝攻打占城(今越南),封锁海道,三人无法驾船回家乡,陆路又坎坷难行,他们只好将积翁公安葬于吴川,并定居下来,并繁衍生息,如今的粤西盈河王氏大宗二十万余众生活在粤、桂、琼等省。据陈永迁先生考证,黄溍《忠愍王公祠堂碑》记载,积翁公共有时中(易名为僧,未授官职)、琦中(明威将军、同知肇庆路总管府事)、权中(从仕郎、同知循州事)、升中(从仕郎、宁海县尹)、建中(从仕郎、建安县尹、卒于维扬驿)、端中(从仕郎、尤溪县尹)和都中等七个儿子,永益、永镇、永显可能是王琦中、权中和升中(或端中)的表字。积翁公的衣冠冢建在今霞浦建善寺后面半山。①

积翁公遇害时,都中公才三岁。到了都中公七岁时,积翁公妻叶氏携子上殿哭诉,元世祖先降旨发驿券使南归,经查证后,封积翁公为“敬愍侯”,赐其家属平江(今江苏苏州市)田800亩,独院房屋一座,给都中公以录荫。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仁宗加赠积翁公为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闽国公,改谥“忠愍”,平江(苏州)、庆元(宁波)、福州多地立祠享祀,家乡赤岸敕建“锦祠堂”。入祀福州府名宦祠,《浙江通志》在《宋·名宦》中为其立传。

历史上的积翁公是一个能文能武、心系百姓、独当一面的大臣。他的才华和见识在宋末和元初的大臣中都可谓翘楚。在上有叔父伯大公写《四留铭》振聋发聩:“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下有被《元史》称“当世南人以政事之名闻天下,而位登省宪者,惟都中而已。”的儿子都中公,宋元交接之际的积翁公被后世人戴上“气节有亏”的帽子,历史地位无疑是尴尬的。但我们应当看到他一生勤政为民,死而后已的历史事实,对其人品与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撰文霞浦牙城王氏十七世孙王纯鸿 资料由王龙华先生供)

①引自陈永迁先生《宋元名臣王积翁》一文。

主要参考资料:

1.(元)黄溍《忠愍王公祠堂碑》;

2.(宋)周密《癸辛杂识》;

3.(日)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

4.(明)朱存理《珊瑚木难》;

5.(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

6.(元)脱脱等《宋史》;

7.(明)宋濂等《元史》;

其它散见积翁公资料:

(元代文献)

元明善《闽国公王忠愍祠堂记》;牟巘《陵阳集》;苏天爵《元文类》;赵景良《忠义集》;刘岳《申斋集》;《宋季三朝政要》

(明代文献)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胡广《文文山先生全集》;张岱《夜航船》;郑真《荥阳外史集》;赵弼《效颦集》;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

(清代文献)

全祖望《鮚埼亭集》《鮚埼亭集外编》;《鼓山志》;《乌石山志》;毕沅《续资治通鉴》;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另积翁公资料与前人基本雷同有:董沛《明州系年录》;张晋本《达观堂诗话》;茹铉《王会新编》;黄本骥《三长物斋丛书》;钱德苍《解人颐》;)

(民国文献)

柯劭忞《新元史》;陈墨涛《海上魂》;

(现代文献)

网络资料;《胶莱运河分析》;葛剑雄《不可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陈永迁《宋元名臣王积翁》;郑学华《变乱时代的选择——王积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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