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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水浒传》就是在双物一忠又一的大和.架下，渗透着当时市民的思想与感情，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就难怪当时李单香、叶昼、金圣叹等一些具有反传统精神的批评家盛赞《水游传)的英雄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醒限销尽”，认为《水浒传》书是出于“童心”、也就是真正用人性写成的“天下之至文”。
当然，在《水浒传》中也能看到一些违背人性的血腥暴力，甚至是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溅鸳鸯楼时为了不打草惊蛇而顺手杀了后槽与丫环，李逵劫法场时板斧乱砍平民，张青、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乃至将潘金莲等“淫妇”、陆谦等仇敌挖心剖腹等，今天看来都十分残忍，令人惊怵，于是有人将《水浒传》英雄定为坏人，将《水浒传》- 一书断为鼓吹“暴力崇拜”，“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这类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明清两代的正统文人，一直到梁启超，都认为《水浒传》是“诲盗”之书，《水浒传》 英雄都是一批“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崇祯十五年四月左懋第《题本》)的没有人性的“强盗”。社会进人到现代，周作人第一个说《水浒传》不是“人的文学”，而是“强盗文学”。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的风云变幻，这样的老调重弹就并不奇怪，而其核心问题仍跳不出周作人诅咒《水浒传》为“强盗文学”而打出的两招:“有碍于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打着求“平和”与讲“人性”的旗号，本身并不太离谱，问题是看问题的立足点与方法论。
《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体小说的典范， 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此话未免有点夸张，但至少有几十个主要人物，确是写得活龙活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能将性格相近的一类人物写得各各不同。这正如明代批评家叶昼所指出的那样:“《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面不同处有辨。”(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回评)《水浒传》之所以能将众多的英雄写得性格鲜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多层次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写李逵葬撞，有时候也写他真率，写他蛮横;写鲁智深粗豪，有时候又写他的机智，写他的精细。这样就在“同而不同”之中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点。为了达到这一艺术效果，在具体手法上就常常故意创造类型相同的人物，描写冲突相似的情节，以犯中求避，相互映村，“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造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愉汉:江州城动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动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查: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文起解:朱全、雷横放晃盖后，又写朱全、雷椒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西相借”金圣叹点评凸显其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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