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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后人把这种风格叫做“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这是建安时期中下层地主阶层精神风貌的体现。魏末有两个著名作家：嵇康和阮籍。他们揭露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反抗虚伪的礼教，其作品虽失去了建安文学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表现了在世族压抑之下的苦闷和抗议，和“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西晋以后，世族大地主确立了统治，垄断了文坛，把诗歌引向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的道路，使之成为粉饰太平，娱乐自己的工具。
此后，文学以及诗歌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到西晋末年，在世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下，出现了玄言诗。到东晋时，玄学和佛学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致玄言诗统治了东晋诗坛百年之久。
玄言诗的内容是抽象枯燥的玄理，只不过具有诗的形式而已。这种远离现实的玄言诗，对于苟且偷生的士族来说，的确是很好的麻醉剂。
到南北朝的宋代初年，就由玄言诗转向了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技巧，比玄言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仍然反映着世族贵族的思想和生活情趣。当时除了谢灵运以外，还有齐代的谢月兆，文学史上把他们称为“大谢”、“小谢”。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重大变革时期。我国诗歌从建安以后就渐重辞藻、对偶、用典以及声音的和谐。到了这时，声韵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把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说。沈约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这样就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可是沈约等人的创作社会内容比较贫乏，思想性也不强。到梁陈两代，帝王和贵族的生活更加腐朽，精神也更加空虚。整天声色犬马，傅粉施朱，醉生梦死。他们不再满足于山水诗的清音，而要寻求更强烈的声色刺激。于是产生了宫体诗。而宫体诗主要是以艳丽的诗句来表现色情的内容，或者美化宫廷的享乐生活，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当时《梁书·简文帝记》和《南史·陈后主本纪》中，都记载了君王与御用文人一起在宫廷中作诗的情况。
当时在北朝以前几乎没有作家诗人。到了北朝才出现少数诗人，如北魏、北齐时的温学升、邢邵、魏收，但是他们诗只不过是南朝梁、陈诗歌的仿制品，梁末，诗人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打开了新的局面。庾信原来是梁代宫体诗人，经历了梁末的战乱，到了北方以后，常常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苦。在后期诗作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然而，建安文学的传统并没有间断。西晋诗人左思在诗里抨击门阀制度，喊出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不平，是建安文学的继承人。那么东晋以后诗坛怎样？在东晋的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的作品表现出不和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以及遗世独立的生活态度。他抛弃官场，鄙弃荣华富贵，赞美田园生活，诗风朴素自然。他的一些诗文肯定生产劳动，并反映了一些农民的愿望，尤其难能可贵。可以说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被号称真正的田园诗人，给以后的田园诗派深远的影响。
到宋代出现了一位诗人叫鲍照，他出身寒门，他的诗也表示了对世族的不满和他个人在世族制度下怀才不遇的苦闷。这些诗人的作品都是和建安文学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总之，在诗歌形式方面，魏晋南北朝是五言古诗的兴盛时期。又是七言诗的确立时期。齐梁时期，沈约等人开创的“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作了铺垫，南北朝乐府民歌里的五言小诗，为绝句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表现着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爱憎。南朝民歌清丽宛转，更多反映了人民的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刚健，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在北朝民歌里，《木兰诗》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的赞歌。与《孔雀东南飞》一起称为南北双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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