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周颖 编辑：吴立湘导演杨超第一次有拍长江的念头，是在2005年。他拿着一台DV坐客轮从武汉到重庆，历经四天，拍了自己做摄影师的第一个短片。在长江上，轮船缓缓移动，他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庄严感，他决定要拍一个长江漫长旅程恢宏背景下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真正开机是八年后的2012年，三条轮船从上海启航，从江阴到荻港，过荆州、巫山、宜宾，一路逆流而上，最后到达长江的源头。
王彧和杨超在2016年2月，《长江图》在柏林电影节上首映，长江成了荧幕上的绝对主角，江上雾气弥漫，它是一部关于长江和两岸生活的史诗，也同时是对已逝去的长江的悼念。这部投资高达3500万的电影可能是至今国内投资数额最大的一部艺术片，在捧回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后，它并没有“趁热打铁”立马上映，而是又投入了资金做成了4k版本，在9月10日全国公映。在这部电影背后，是导演杨超和制片人王彧互相对抗、彼此成就的故事。
一
制片人王彧第一次读到《长江图》的剧本时，觉得它是个“怪东西”，“空间线索和故事逻辑不常规，有点琢磨不透”，他隐约觉得这会是个不一样的电影。王彧和杨超很早就认识，他们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王彧读录音系，杨超则在导演系，两人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朋友关系。王彧正式介入到《长江图》中是在一期拍摄完后，杨超处于十分焦灼的状态。当时初剪的影片有150分钟，剪辑师孔劲蕾断断续续剪了一年多，加上杨超自己剪辑的版本，差不多剪了120多个版本，但杨超仍然不满意，“虽然剪出来的时间很长，把现实说得更具体，反而更影响看的人对故事的理解。”作为一部十年里都不太向外部披露动态的电影，《长江图》甚至被列入了“中国消失的十部影片”片单中。那时杨超的工作室在知春路附近，剧组的人和一些朋友经常会问他电影进度怎么样了，由于故事的构架过于庞大，杨超花了近十年在这部影片上，面对巨量的素材，已经无法梳理出一个很好的结构。
王彧建议杨超：“你要停下来，你再这样剪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王彧给了杨超一份剪辑师名单，有欧洲的有美国的，最后杨超挑选了一位法国剪辑师，“很喜欢他的风格”。法国剪辑师飞来北京，带走素材，45天后，她交出了一个97分钟的《长江图》，这个版本完全打碎了剧本，把爱情线变得更加清晰，“完全构架了一个空间”，扔掉了剧本中的一些时空观念，“更加偏向商业”。面对这个新版本，开始杨超很兴奋，“非常快节奏的版本，震撼无比，觉得他怎么敢这么剪。”因为他沉浸在其中太久，法国剪辑师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空间”，但冷静下来后，他告诉王彧：“这不是我要的东西，但是拍摄的原始的魅力几乎全被他舍弃了，它是另外一部电影。”剪辑阶段，电影再一次陷入僵局。一天晚上，杨超给王彧发了一个很长的微信，两人用语音聊到凌晨两点多。王彧回忆，当时杨超“觉得又很多茫然的东西”，他对杨超说：“导演，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放下，每年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剪，每年剪一次，直到大家满意为止，这个预算我来承担。”当然，《长江图》最后并没有用到这个方案，在启用第三个剪辑师杨明明后，在前两位的基础上剪出了最后的版本。但很显然，这个备选方案对杨超是个莫大的安慰，对一个在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人，它让杨超心里的那根快要到极限的弦可以稍微松一松。“我其实尽量想疏导他的情绪，因为他是艺术家，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钻到一个瓶颈里面去，你很难把他推出来，其实跟堵洪水一样，你完全堵是没有用的，你得告诉他我们将要怎么办，我们会面对什么东西。”这正是王彧作为制片人与导演沟通的技巧。王彧的加入给《长江图》带来了一股推动力，“我说十天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出来，就要按照这个节奏走，让大家拖了那么长时间的神经重新绷起来了，包括补拍，重新剪辑，重新做声音，让很多停滞在一半的事情激活了。”把片子送到柏林电影节后，很快传来进入第二轮的消息。电影节委员会要求在电影节开始前一周给DCP版本，最后花了28天时间终于赶上了。
《长江图》在柏林电影节在这个过程中，是杨超作为创作者永不满足追求完美的创作欲与王彧作为制片人要不断抢时间之间的拉扯。“光出DCP可能就出了十几遍，正常来讲，出一个DCP以后就不动了，但导演就觉得这不行，我说那就重做了，导演说那儿不行，那就重做了，最后我发现光出DCP已经花了几十万了。”王彧必须要做出权衡，他要尊重导演的作品，又要一点点推进这个项目。这28天中，需要完成CG、特效、字幕、调色、扫描底片。每一个环节都是巨大的工作量。王彧的角色像个ceo，他要协调每个环节，作为录音师出身，他认为自己也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但他“并不迷恋技术”，“他们会认为每个小瑕疵都不能忍受，但对我来说，必须要转换角色，我是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节点的，因为如果在这个时间结点，你还想继续改，我没有办法了，因为后面的工序要跟上。”
二
杨超想拍关于长江的影像是在拍《旅程》中产生的，这部电影里有两场戏是关于长江的。《旅程》给他带来了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特别奖，但因为没有公映，他后续也没有推出其他作品，以至于杨超这个名字并不为公众所知。从2005年开始，杨超去长江上采风，拍了四个短片，名为《信使四章》，它们就是《长江图》的前身，当时的故事只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年轻人开着一条货船，在长江上运货，男主角给一个在重庆江边的流浪女送信。”这个故事不断发酵，杨超前后写了七稿，剧本总共七万字，为了了解长江航运知识，他阅读了大量建国以来的水文图和礁滩历史。找钱又是另一个曲折的故事。从戛纳电影节“工作室”的创投项目、鹿特丹电影节的hbf基金，到国内的各种制片人、投资人，直到2011年中央新影决定加入才有些眉目，但只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并没有实际的资金投入。杨超的弟弟杨竞的公司为他找到了部分投资，才有了初期启动资金。在杨超的设想中，他想拍三重史诗，一重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二重关于长江本身，三重是长江两岸人们的生活史。这是个巨大的野心，如果按照最初的剧本，这是一部“三千万都拍不下来”的电影，电影不仅是创作的艺术，更是舍弃的艺术。侯孝贤的御用摄影师李屏宾的加入，带来了一个重要决定——用胶片拍摄。在实际拍摄中，一共有三条船：一条道具、一条摄影船、一条生活船。最困难的部分是对船的调度，“船队调头倒不是每次都需要两三个小时，但一个多小时是肯定的。因为船队不像车队，它停也停不下来，调也调不过来。行动总是要慢于你的指令。”《长江图》中有一场船过三峡的戏。摄影机贴着水面缓缓扫过三峡大坝的内部，巨大的钢结构矗立在柔和的江水中，坚硬的闸门向上竖起，轮船随着水流抬升，这座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带来的宏伟感和肃穆感把电影带入一个全新的节奏，杨超介绍实际拍摄情况时说，“也许只有接二连三过五次，也许能实现我的想法。但是现实中只有一次机会。因为调一次头重新通过一次就需要5天时间。当你穿过大坝，就只能往前开了。”囿于资金和时间限制，杨超舍弃了剧本三分之一的内容，这部分是关于长江两岸边上人们的生活，他理想中的版本是像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一样，是一个长达7小时的电影。“杨超是个很轴的人，他对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是极其坚持的。”而这也正是吸引王彧的地方，这种轴表现在与其他部门沟通时，杨超会觉得“我就要这样，我就要那样”，他完完全全会从创作本身的需要出发。这时一些工作人员会先来找王彧沟通。“剪辑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因为导演有时候很难放掉自己的那些东西去让别人动，这是他的亲身儿子，他不会让别人动的。”最早也有人建议杨超换个剪辑师，但“他拒绝了，他说我可以干成”，王彧回忆：“他其实还是要保留那种作者的心态，但是我告诉他，电影并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你一定是需要团队的，即使别人给你提出了一个你并不认同的观点，你也应该去想一下别人的观点是对还是错，所以无非是说我帮他做了很多其他的选择，找到了更加好的方法。”杨超喜欢我黑色音乐，喜欢德国重金属，他为电影的配乐选了12首版权音乐，其中包括美国的作曲家戴维·达令，法国乐队黑暗圣所和德国乐队永恒沉睡。为了解决这十几首歌的版权，王彧没少费功夫。王彧曾经是王超导演《安阳婴儿》、李杨导演《盲井》的制片人，这两部影片分别获得法国贝尔福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和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他曾经和贾樟柯导演合作了八年，参与了贾樟柯早期《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等电影的制作，还参与了乌尔善导演处女作《刀见笑》的筹备。他帮助中国内地做独立电影的导演进行海外电影节创投，积攒下丰富的经验。在20多天内解决这十几首歌的版权，得益于王彧在全世界各地做创投时积攒下的人脉。在后期的音效制作中，关于船过长江这场戏，王彧要求要“听到轮船蹭大坝的吱吱声，船闸打开时的低频声音和环境声形成一个整体空间的包裹感”。船的发动机是后期混成的，它到底是“嘟嘟嘟”的连续声还是有跳接，“它是有气氛和情绪”的。王彧觉得一个好制片人应该懂得电影的每个工艺流程，在找后期特效公司时，他会把备选公司的作品都看一遍，“你其实要了解他对技术的东西到底了解多少，有很多公司就是表面上很漂亮，但是实际上不懂技术，这些就是很致命的。”
三
从柏林回来后，《长江图》的摄影师李屏宾觉得2k版本效果打了折扣，建议做成4k。王彧听从了这个建议，又拨出300万左右预算用于做4k制作。决定做4K也意味着要推迟档期。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在2014年2月拿到柏林金熊奖后，马上在三月国内上映，借得奖的口碑和人气，在票房上拿到非常不错的成绩。《长江图》最开始定档2016年4月，最后一直推迟到9月，在这个过程中，王彧不断地追加了制作和宣发上的资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一个艺术片收回成本的风险非常大的情况下，做这个决定是非常需要勇气的。这也是作为制片人，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作权衡是一项重要能力。《长江图》在宣发费用上投入了800万，这对一个艺术片的发行来说，不是个小数字，这意味着《长江图》的票房要达到3000万才能收回成本。王彧选择了一家名为“放大”的公司负责新媒体和落地影迷活动，这是一家由影评人水怪和杨城创立的专为中小艺术片做宣发的公司，由一家名为“乐意其中”的公司负责全案营销。王彧觉得，传统的宣发思路是靠“媒体覆盖”，但《长江图》“没有那么多子弹”，“没办法打明星绯闻，也没办法做话题恶搞”。在具体的宣发策略上，《长江图》选择了十个城市路演，但并没有选当地最核心的影院，而是选了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比如在南京选择了先锋书店，在杭州选择了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在重庆和北京分别选了方所书店和单向空间。“南京有当地的作家和影评人，完全是我们想优先覆盖的最核心的人群，这些人对影片有期待，而且有解读能力，因为片子对观众可能稍微有一点门槛，所以第一批的门槛都是各个地方所谓的意见领袖。”水怪说。在每一场路演中，王彧都陪着杨超全程参与，在一些问答环节，他希望可以帮杨超更好地和观众交流。他不仅是制片人，要把控进度和资金，他还是杨超的心理辅导师，他告诉杨超：“你必须要做好被别人骂的准备，既然它不是一个大众化传播的一个作品，你就必然面对两种声音，一种人的声音觉得你很好，一种人的声音觉得你是垃圾，甚至可能还会有更狠的话，有时候甚至还会骂街。”《长江图》在上映两天后，收到了褒贬两极的评价，一些人把它奉为年度最好的电影，并做出各种解读，但一些看不懂的观众觉得有些“不知所云”。豆瓣评分目前停留在7分，意味着它在影片质量上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影院排片还可以，但场均人数不足。”水怪有些焦虑。对杨超和王彧来说，他们克服了长江的种种艰险，但在票房这一仗上，困难似乎来得比长江更猛烈。（文中部分参考“深焦”的对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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