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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学问，从大概说起来，可以称为儒学时代。从儒学之中再分别起来，又可以分为今文时代和古文时代.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大概当时的休养生息，是取黄老的主义对待诸侯王等。则实系取申韩之术。到汉武帝，任用赵绾、王溅、田纷、公孙弘等一班儒臣；又听董仲舒的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战国时“百家之学并行”的现象，至此就“定于一尊”了。
儒家之学，所以独盛，近人都说因其明君臣之义，一、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有此先见。二、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因其环境而变迁的。儒家之学，两千年来受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自然有许多便于专制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儒学，确和后世不同；这点子便于专制之处，就别家的学说，也是有的。假使当时别一家的学术，受了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也未必不生出便于专制的世，反抗君主的议论，道源于儒家之学的很多，近世讲今文学的人，就是一个好例。
别一家的书，主张专制的话也还在，岂能一笔抹杀。若说法家的便于专制，显而易见，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术，隐而难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则全是用后世人的眼光议论古事，实在是陷于时代错误的。然则儒家之学，所以独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个在后世是全然出于因袭，并没有什么道理，儒家之学，在社会上势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动它。况且君主也是社会里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会以外。全社会的人，都把孔教当做“天经地义”，他如何会独想推翻孔教你。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不必过于深求，反生误解的。
“今文”就是汉时通行的隶书。西汉诸经师,都是口耳相传;所传经文,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到刘歆等,才自谓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所传的经,别有古文本为据。于是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学”,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学以后,对待的名词;古文未兴以前,今文两个字的名词,也是没有的。
东汉之世,古文之学,比今文为盛：卫宏、贾逵、马融、许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师;而郑玄遍注群经,尤称为古学的“集大成”。于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郑王两派,互相水火。遭晋永嘉之乱,两收学传的统绪中绝,于是今文家的书,只传得《公》《穀》和《韩诗》,而并无传他的人;古文之学,也几乎中绝,而魏晋人一派的学问大行。
现在所传的上《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只有《公羊》的何休《注还是西汉今文家言。其余《诗经》的《毛传》,是纯粹古文家言。郑《笺》虽兼采今文,然而既没有师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礼,和赵岐注的《孟子),都只算得古文家言。此外《书经》的《伪孔传》《易经》的王弼《注》《穀梁》的范宁《集解》《左传》的杜预《集解》《论语》的何晏《集解《尔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晋人的著作。
咱们原不必有什么“薄今爱古”之见,就看了儒家之学和其余诸家也是平等的,生于现在,要考校古代的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传的书;而古人所传的书,也有个分别。大概其说法出于从古相传的多、则虽看似荒唐,而实极可靠,把后人的意思掺杂进去多的,骤看似乎可信,其实仔细考校,总和古代社会情形不合。从这点看起来,却是西汉今文家的话,价值最大;东汉古文家次之;魏晋时代的人,价值最小了。
百家所传的书,只有儒家最多。咱们现在,要考校古史,其势不得不借重于儒家的经,要借助于儒家的经,其势不得不借重于汉以后经师之说,要借重于汉以后诸经师之说,就对于汉朝的今古文,和魏晋人所造的伪书,不能不加以分别。本书里头,论到学术派别。书籍真伪的地方很多,都是把这种“分别史材”的眼光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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