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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起,我受《学术志》的委托去拜访一些大学老师,然后,写写他们的故事。
文章并无几篇发表,因为在这个“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似乎没人去关心一个大学老师的平凡故事。
更何况那是些充满正能量的小故事。
彻夜翻看访谈笔记,我很担心,如果再不记录,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小故事将会被时间淹没了……
1
盛春华是一名《大学写作》课的老师,教两个大班,共有389名学生。
我去拜访时,她正趴在电脑前给学生批改平时的作业。
作业都是电子版,盛老师说,之所以这样要求,一是省纸,二是符合以后的写作和沟通趋势。
只是“现在的孩子,排个版都懒得做,横七竖八地就交了上来”,盛老师笑着摇了摇头。
她先把排版错误的地方一一加上批注,然后逐句修改了错别字和语法,最后写上评价和观点。遇到文风前后不搭的句子,她也会复制下来去百度一下,尽管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大学》,但还是有很多同学“从网上扒一段别人的大学”放到了自己的文章里。虽然没有要求字数,但是学生还都写了两三千字,一篇文章改完,已用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而“最可气的”,是将一篇文笔还不错的文章改完后,才发现“网上有相似的文章”,盛老师谈到抄袭,有点气愤,但她说不会去给学生查重,一是出于对学生基本的尊重和信任,二是因为查重需要花钱。
只是“一些大学生写文章还像应付考试,没思想,没感情,看完了味同嚼蜡”,这让盛老师感到格外焦虑。
当然也有写的很好的学生,“去年水利班的一名同学写学校的湖,翻阅了很多文献,采访了很多老师,把学校人工湖的决策、兴建以及水脉走向写的清清楚楚,文笔还轻松幽默”。盛老师说。
我提出想看看盛老师改过的其它作业,盛老师说,“我去给你倒杯水,你打开左边那个已修改的文件夹就是了”。我随意打开几篇作业,都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评语,有的文章的评语竟然写到800多字。
“我也知道接受新鲜事物”,盛老师倒水回来对我说:“但是看到有些孩子‘三观不正’,总想和他们论辩一下”。
我问盛老师:“电子版的作业怎么存档呢?是不是需要把批注都打印出来?”
盛老师说:“我们平时作业不存档”。
我有点惊讶,因为批改一篇作业至少需要半个小时,389份作业批改完,至少需要190多个小时,即便一天工作16个小时的话,改完这遍作业也需要十多天,更何况一轮大学写作上完,需要布置三轮这样的作业。
而盛老师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目前的评价体系所看不到的。
想到这里,我有些不知所措,原定采访关于职称的问题,现在说出口时竟然那么别扭。
盛老师笑着拒绝了我的其它采访,她说,应该给年轻的老师减减负,让他们好好做科研。只是对她来说,“这学期带两门课,指导8篇本科毕业论文,光当好老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季老师是一位刚工作一年半的“青椒”。
我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刚给五名学生开完会,这五名学生都是上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
季老师很矛盾,他说开这个会一方面是了解一下学生不及格的原因,嘱咐他们别忘记补考的时间和地点,另一方面也为和学生沟通一下情感,毕竟一位老教师曾经告诉过他,给大一的学生不及格有点“忌讳”,因为大二大三还会教这些学生,不及格的多了,自己的评教成绩也就没了着落。
季老师一边搓着手,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让我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能“背下来每一堂课”的青年教师。在来访之前,我问过季老师的学生,她说季老师的课件很简单,只起到一个提示作用,每一节课他都能熟练地讲下来,同学们也听的很带劲,上课时基本上没有睡觉和玩手机的学生。
我问季老师秘诀,季老师说,也没啥秘诀,就是把要讲的写一写,背下来。说着拿来一摞讲稿,我仔细翻了翻,光《绪论》就写了7页纸。
“原始的文件都在电脑上,有的句子写出来看着还行,但是念出来就感觉词很硬,我改了改,抄在了笔记本上”。
季老师说的笔记本,其实是用A4纸自己钉起来的本子。
“那您多长时间才能备好一次课呢”?我问。
“天天备课的话,一个假期能备好两到三次课,开起课来必须一周弄好一次,最后余粮吃完了,只能两三天备一次课了”,季老师说,“我的课一般都是虎头蛇尾,越到最后越不行”。
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季老师一共开了五门新课。
“第二次讲效果就很好,有的学生就鼓掌了”,季老师很高兴,“不过这也没啥可报道的,把课讲明白是一个老师最本职的事情”。
季老师所在的学校工作两年就可以评副高职称,他一篇论文也没发表。但是他发现一名学生一学期三门课不及格时,连着找了那名学生五次。
我没告诉他我其实想来访谈一下青年教师发论文和评职称的事情,但是打开电脑,看到他课程《绪论》的原稿字数为21350时,我没再说话。
3
一位老师提醒我去看看大学老师填的那些表格。
我去找了汪老师,因为在一次青年教师聚餐时,他手写实习指导记录的事情成了大家酒桌上的笑话,在一些老师看来“本该一个小时就应该搞完的事情”,他弄了整整两天。
我去见汪老师时,他正在接学生电话,学生想考研究生,不知道怎样选择学校,汪老师就逐一耐心解答,一番电话讲完,半小时也过去了。
“真对不起”,汪老师说,“现在大三的学生正准备考研,电话也多一点”。
刚说完,他的电话又响了,是大四的一名学生感觉考研分数不太理想,想提前问问调剂的事情,汪老师简单嘱咐了学生需要查找的网站,然后约定中午再谈。
汪老师是学生口中的老好人,他说话很温和,学生总喜欢找他问问题,但是在一些同事眼里,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的人。
“不懂拒绝,不知道该做什么,缺少格局,迂腐”,有“成功者”这样指出汪老师四十好几了还评不上副教授的原因。
我曾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是见了汪老师以后,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汪老师既不可怜,也不可恨。
他很快乐。
汪老师带我去了资料室,我最终见到了那些表格,字迹工整,什么时间地点聊了什么事情都写的清清楚楚。
资料室里,上一年的文件已经有了尘土,我不知道汪老师手写的这些指导记录是否还会有人翻看,也不知道那些“一小时就搞完”的实习记录里究竟写了什么。
临走,我说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汪老师摇摇手说,“算啦算啦,填表本身就是引起过争议的,咱也别出那风头啦。”
尾声
我访问了一些大学老师。
他们大多都很平凡,没有太多故事。
只是当我怀抱着职称、论文与生存压力的选题走进这些平凡的大学老师时候,我总感觉到自己的阴暗和渺小。
通过走进这些老师的日常,我终于知道了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哪里。
我也终于知道,他们没发很多论文,没评上很高的职称,但是他们依然忙碌且快乐。
他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无法“考核”的,唯一的评价尺度是:良心。
来源：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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