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在唐末五代已相当普遍，至宋代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归云如本和尚《丛林辨佞篇》所载，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如富弼、杨亿、李遵勖、杨杰、张商英、张九成、李邴、吕本中等都曾热衷于禅学。这些官僚士大夫于“脱略世俗”中“栖心禅寂”。富弼于仁宗朝官拜枢密副使，后与文彦博并相；英宗朝拜枢密使，封郑国公。他问道于云门宗天衣义怀的法孙投子修，往来书信偈颂甚多。杨亿于真宗时入翰林为学士，兼史馆修撰，后拜工部侍郎；李遵勖于真宗时为驸马都尉。他俩与临济宗义玄五世孙广慧元琏以及谷隐蕴聪关系颇为密切，又与石霜楚圆激扬酬唱。杨杰官至礼部员外郎，他与杨岐方会弟子白云守端频繁交往，获得证悟。张商英于哲宗时为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徽宗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后拜尚书右仆射，他参学于黄龙慧南法孙兜率从悦门下，扣关击节，彻证源底。张九成中进士第一名，入仕为佥判、著作郎、礼部侍郎兼侍讲；李邴于徽宗时除给事中、同修国史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高宗绍兴初拜尚书右丞、参知政事；吕本中官至直学士。上述三人在大慧宗杲处“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此外，著名文人黄庭坚于哲宗元年间住黄龙山，“与晦堂和尚游，而与死心新老、灵源清老尤为方外契”《罗湖野录》卷上。晦堂祖心、死心悟新、灵源惟清均为黄龙派著名禅师。欧阳修在读到契嵩《辅教编》后改变排佛立场，后来游庐山东林圆通寺，遇祖印居讷禅师，两人谈论禅学，折中儒佛，颇为投机，并对居讷“肃然心服”。一代文豪苏轼曾得法于东林常总，又与佛印了元为方外道友，热衷于参禅生活。由此可见，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在宋代达到全盛，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连宋高宗也深有感慨地说：“朕见士大夫奉佛者多。”在这一历史潮流冲击下，即使那些以反佛排佛标榜的理学家们也几乎无不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发生关系。如理学奠基人周敦颐曾参禅于黄龙慧南，问道于晦堂祖心，谒见佛印了元，师事东林常总。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保持密切关系，现尚有两人往来书信保存于《灵源笔语》和《禅林宝训》中；而他的坐禅入定功夫则为世人所共知，“程门立雪”故事即其一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曾“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十八岁应举考试前，箧中只有《大慧语录》一帙。他曾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朱子语类》卷6意思是说，如对禅的修习功夫深了，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它的怀抱。影响所及，就连皇帝也要与禅僧打交道，表示自己的风雅高洁，如宋孝宗曾向宗杲、德光、道枢、宝印等禅僧问及“禅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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