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民警和他的朋友们：被全家逼着去卖身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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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警的交际圈子很广很杂，但真正能做朋友的人却不多。

作为外地人，日常警务工作之余，能够接触到的，除了同事和有业务联系的人之外，基本只剩各类“打击目标”和“工作对象”了。驻守派出所的日子里，生活即是工作，工作也是生活。工作中的交往对象逐渐构成了我生活中的朋友圈。

在警务工作冰冷严肃的规章制度之外，我们之间也有着生活化的交流和沟通。我曾努力走进他们的生活，并试图在权责允许的范围做好朋友该做的事情，且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和独一无二的活法，我只是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认真地生活。

去年7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在省厅办完事，晚上一起到街道口吃饭。

正在等菜时，有一家三口走进了饭店。妻子齐耳短发，手里抱着年幼的孩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丈夫憨厚敦实，一手提着大大的购物袋，一手轻轻扶着妻子。

服务员将一家人引到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前面，丈夫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一旁，亲昵地接过妻子手中的孩子。这间隙，妻子放松下来，四处望了望，目光掠过我们桌，停了下来，眼神中有喜悦、有错愕、有吃惊，还略过一丝忧虑。

四目相望，我也愣了一下，下意识想起身打下招呼——但又意识到不妥，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只是轻轻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便收回了目光。

“认识？”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转头看了一眼，轻声问我。

“嗯。”我点点头，然后岔开了话题。

其实，目光交错的那一刻，我很想像老友相见一样，上前和她寒暄，听她讲讲最近的境况，还有那个以前她向我提起的梦想现在实现了没有。

但我不能那样做。我怕我贸然上前，会打扰她现在的生活。

“相见不如怀念，愿一切安好。”当晚，我在QQ空间里突兀的写下一句心情。

没过多久，有人留言。是一个陌生号码，只有两个字。

“谢谢。”

她叫方巧，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个对她来说很不光彩的地方。

2014年初，公安局组织了一次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在突查辖区一家酒店时，方巧被我逮了个正着。

派出所里，她没怎么抵赖，也没做过多辩解，还算配合。民警审讯她时遇到的唯一困难，是她不会说普通话，那地道的山东方言，让来自南方的同事们一筹莫展。

我是山东人，自然被派上了场。老乡见老乡，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在这种环境下相见，谁都愉快不起来。

方巧那年21岁，来自鲁西南山区，“从业”一年有余。

讯问过程按部就班，方巧说自己家中困难，不得已从事了这个不光彩的职业。对于她的话，我懒得深究，因为之前被抓获的失足妇女，大多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做完方巧的材料，同事去公安局法制科报裁。等待的间隙，我坐在讯问室里，便找话头和这位老乡聊了起来。

“家中困难，还用这么好的手机？”我指着桌上的一堆手机问她。

现场收回来的手机摞成一摞摆在我面前，基本都是当时上市不久的iPhone 5S。

方巧却摇摇头，指着其中一部显然不太入流的翻盖手机说，那个才是她的。我反而有些不解，以前进到派出所的失足妇女大多人手一部高档手机，她们的钱来得快，一般都舍得在这些方面“犒劳”自己。

“少见啊。你留着钱干啥用？”

“给我弟用。”

方巧说，她的弟弟在南京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她来负担，赚的钱基本都给她弟弟转走了。看我不太相信，还让我打开她的手机相册，看他弟的照片。

我打开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个男孩子的几张照片，看长相，和方巧有几分相似，看背景，也确实是南京某大学的校园，只是那个男孩子的衣着打扮，看不出是家庭困难的样子。

“你父母呢？去世了？”我顺着方巧的话问她。一般来说，这些失足妇女总会顺势编一个类似父死母病危的“感人”故事，然后试着“恳请”我“放她一马”。

可方巧却说他的父母都在，自己是自愿干这行承担弟弟学费的。我再深问，她就不说了。

同事从局里回来，告诉我法制科裁定，对这批失足妇女拘留10天。我向方巧出示了处罚通知，让她在上面签字捺印，方巧紧张地问我她会不会被送去劳教。

“不想去劳教？怕耽误‘赚钱’吗？”其实在2013年底，劳教制度刚刚被废除，但我不想直接回答她，反问了一句，希望她断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方巧说，年后弟弟开学要带各种费用回学校，钱她还没凑齐。

“怎么着？你还真打算接着干啊？”我继续反问她。

方巧赶紧怔怔地摇摇头。

方巧的住处在辖区内一个老旧小区里，原本，她是和另外一个“姐妹”一同租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白天做一些手工活，晚上去夜场“上班”。两人都不是“全职”，大多数时候是在夜场陪酒陪唱，只有当客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并支付高价，才会“出台”。

这样既可以让夜场老板摆脱“容留、组织卖淫”的罪名，又能吸引一批抱着不纯目的前来消费的客人，因为陪酒、陪唱并不犯法，警察也拿夜场老板没什么办法。

后来，方巧的“姐妹”嫌夜场老板“提点”太狠，辞了工作，在自己的房间里专职“开工”卖淫，结果遭到邻居举报，被警察抓走。但房子租期未到，所以方巧依旧住在这套房子里。

专项行动之后，领导要求我“处理”一下涉案的失足妇女。所谓处理，就是暗示我，要把她们全部从管区里“赶走”，我心领神会，找到房东，让他把方巧二人剩余的租金退掉、把房子收回来。房东虽不情愿，但还是连连点头。

拘留了10天之后，方巧回到了住处，发现房东已经把她的行李扔到了楼道里，让她“拿东西滚蛋”。方巧要求房东把剩余的8000多块租金和押金退给她，但房东坚决不肯，不但很露骨地说了一些侮辱她的话，还动手打了方巧。

那次，还是我出警帮方巧要回了租金和押金。方巧很感动，说没想到警察还会帮她。我说，一码归一码，你“捞偏门”该打击就打击，他“趁火打劫”该处理就处理。

方巧拖着行李满城找了三天房子，也没找到合适的。市里的便宜房子基本都在我们的管区里，她又跑回来求我网开一面，让她继续在附近找地方住，并保证一定会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绝对不再“捞偏门”。

我勉强同意了方巧的请求，明确告诉她，再被我抓住一次，马上收拾东西走人。方巧千恩万谢，不久就在附近租到了合适的房子，然后又在步行街的美甲店里找到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

领导责问我为什么不把人“撵走”，我解释说，人在这儿我还能看着，撵到别的地方成了“暗娼”，更难管控。何况，我们的管区本身就在三个城市交界点，外来人口鱼龙混杂，赶走了方巧，再搬来个张巧、刘巧，谁知道会惹来什么麻烦，还不如把这个“在控”的管好算了。

领导听完，还亲自去步行街“暗访”了一圈，看方巧确实在那里规矩上班，方才作罢。

步行街是管区的“重点部位”，上级要求我每天必须完成两次巡逻。方巧工作的美甲店位于步行街的第一家门面，每次巡逻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一眼，看方巧有没有“脱管”。

后来跟方巧熟了，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去省城或南方的大城市找一份工作。方巧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大城市消费水平太高，去了也只能重操旧业，还是留在这里学点手艺吧。

像方巧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少有没完成义务教育的，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老家也并非极端落后，正常人家孩子不至于连小学都读不完就出门工作。

我问她原因，她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我原委。

方巧一岁那年，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了给了现在的父亲，婚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

继父本就是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人，更何况方巧又不是自己亲生，因此方巧从小就不受继父待见，动不动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方巧家境贫寒，继父在济南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母亲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做清洁工，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年幼的方巧身上。到了上学的年纪，继父想让方巧留在家里继续照顾两个弟弟，一直拖着不让她去上学，后来，还是村镇两级政府来干预，继父差点为此进监狱，方巧才终于得以读上了书。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方巧已经10岁，比同学们足足晚了三四年——那时，8岁的大弟已经读二年级，7岁的二弟也入学了，方巧和二弟同班，所以，方巧还要继续负责照顾他。

方巧上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读到四年级，二弟放学之后和同学一起玩耍时，失足掉进养鱼塘里淹死了。继父把小儿子的死全部归咎于方巧当时没有在场、没“看住”弟弟。等二弟的丧事办完之后，继父把方巧就狠狠打了一顿，剥夺了她继续上学的“资格”。

“你后爸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当地（政府）没再管吗？”我有些生气地问方巧。

“管了，后来我又去读了两年……”

在当地政府的再次干预下，方巧总算读完了小学，本该继续读初中，但就在她小学毕业那年，继父在工地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造成重伤，几经抢救，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却残废了，在家卧床需要人来照顾。母亲的工作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无奈，小学毕业的方巧又一次辍学，回家专心照顾继父。

“实话说，也是我自己确实不想再上（学）了，我不是个读书的材料，年龄大，学习差，同学都笑话我。而且，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想起二弟来，总觉得是我没看好他，害死了他……”

出于对死去的二弟的愧疚感，方巧对大弟疼爱有加。大弟也算争气，一直读书，考上了二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大弟看到家徒四壁和躺在床上的父亲，发愁学杂费无处张罗。方巧又主动承担起了供大弟上学的责任。

最初的一年，方巧卖过衣服，打过零工，去电子厂站过流水线，但无奈学历太低，收入太少，挣来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大弟在南京读书的开销，最后只好听人介绍，跑到我们这里做起了“小姐”。

知道了方巧过去的经历，我有些动容。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警察不是救世主，我也没法给她太多的帮助，只好劝她想开点，真要缺钱缺得厉害，可以从我这儿先拿一点去应急。

“你不怕我拿钱跑了啊？”听我说可以借钱给她应急，方巧不好意思地问我。

“敢借就不怕你跑，警察追债的手段可比一般人厉害多了。”我也笑着跟她开玩笑。

方巧从我这里拿走过9000块钱。

那是2014年4月，她说弟弟要交“实习费”，自己手里的钱不够。我心里有些疑惑，大学生实习为什么还要倒交费？但毕竟自己承诺在先，也不好多问，便把钱转给了她。

方巧十万分感谢，一个劲说发了工资马上还我。她那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一点，我也没指望她很快还我，只好说不急。

之后的每个月，方巧都会转给我1000块钱，但到了那年8月份，方巧居然一次性把剩余的5000块钱还给了我，我正奇怪方巧怎么突然有钱了，她却因卖淫又一次被邻市公安机关抓获。

因为涉及违法，方巧美甲店的工作自然也丢了。从拘留所出来，她躲了我很久，但最后还是被我堵到。我愤怒地质问她当时怎么跟我承诺的，为什么又去重操旧业。

“我需要钱……”方巧低头说。

“我不是一再跟你说，我的钱不急着还嘛！”

“不只是你的钱，我弟弟那边还需要一大笔钱……”

方巧说，大弟前段时间打来电话，说开学之后就读大四了，想准备考研究生，要报一个“包过”的培训班，需要一万块钱，加上新学期的学杂费，总共要两万多块钱。

方巧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又不好意思再找我开口借，思来想去只好再去以身试法，想着“赚够了就收手”。

“警官，我怕给你惹麻烦，没在你的辖区里干，求你别撵我走……”

我有些忍无可忍，但愤怒的理由并不单纯是因为方巧又去“捞偏门”。

“你弟弟一年学费多少钱？”

“学费一万，住宿费……”

“胡扯！哪有收一万学费的二本学校？你弟在那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

“南京XX大学，XX专业。”

方巧见我不信，连忙掏出手机，找到弟弟发来的催款短信给我看。

我拿过方巧的手机，她大弟近期确实发短信找她要“学费”。再往上翻，看到以前的通信记录，我不禁火冒三丈。

除了学费之外，方巧每月给大弟要转2000元的生活费。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书本费”、“杂费”、“培优费”、“实习费”、“考试费”、“建校费”、“入党费”、“通信费”、“服装费”等等。

这些在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看起来荒唐可笑的“费用”，却成了大弟找方巧要钱的理由，其中那项4000元的“通信费”，方巧晚给了三天，还被大弟一通埋怨。

我告诉方巧，大弟可能在骗她，高校压根儿没有这些收费项目。方巧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可依旧不太愿意相信大弟在欺骗自己。

2014年国庆节假期，我要去南京看望女友，想到方巧的大弟，便问她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给他。

方巧先是说有点东西请我帮忙带，但后来又说不用了。我猜她大概是怕我把她的事情告诉弟弟，便没再提。

结果临行前，方巧又找到我，犹疑了好一会儿，才说请我帮忙查探一下，看看她大弟到底在大学里做什么。

“什么意思？”我问方巧。

方巧说，大弟又来催款了，继上次的两万元之后，大弟又说学校要求“补交”以前的“实验费”5000块，可这次她实在拿不出钱来了。上次给大弟汇过去两万块钱之后，她也找别人问过，谁都没听过学校有大弟说的那些收费项目，所以想请我顺路去大弟那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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