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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你想找一本外国记者在旧日战火年代描述中国红军抗战历史的作品，你肯定不会错过《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在出版后多次封禁和再出版。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对毛泽东、彭德怀的贴身对谈和描写，仿佛你也置身在延安的窑洞中，听着苏维埃主席毛泽东跟你用湖南话款款道来他的成长史；或是和彭德怀就着边区甘甜的大西瓜聊他的暴动故事。1936年6月，斯诺访问了陕甘宁边区，这本书综合了对当时红区的经济政策、人物风貌和斗争形势的生动描绘，是极好的史料，给年轻的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们一副窥镜，瞥见真正的中国特色的苏维埃革命所谓为何。
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真实永远是用汗牛充栋的、难以编造的细节调和而成。斯诺战地报道似的写作和辑录风格让他笔下的许多事情都贴近了真相，在抛去那些因立场而美化的部分之外，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下的西北红军和农民们的形象都站住了。
列宁的有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为了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国民党重新拾起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充分抽调农村的兵员和收编土匪，形成“白军”战斗力。但红军本身作为一种“工业化”对中国影响的显著产物，对落后的甘陕地区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依仗白军去牵制红军的壮大无异于螳臂当车。
红军给带来的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逐渐渗入到农民意识的深处，在农民中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共产党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东西。经济上，苏维埃区的战时经济体制混合了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向剥削阶级收取重税，向群众和农民不收税或收极少的税。政治上，重新分配特权阶级的土地只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在工农、城乡中的大量党员能把农民们、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让他们有工作可做；消灭鸦片和封建旧习俗，缠足和溺婴是犯法，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文化上，给学校、军队、社会建立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建立扫盲班教青年农民们鞋子，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的，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并且知道谁教给他们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苏区的工人们对读书写字、政治课的教育和剧团的宣传非常重视，他们重视运动、卫生、墙报和各种团体比赛，所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小奖励，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东西，这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这就是革命火种熊熊燃烧的样子。它不只是口号和宣传，而是把0变成1，把每个群众的力量都发动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给他们以劳动的荣耀，以战斗的理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的是把0变成1，把在旧封建社会体系中的农民、妇女们的枷锁一脚踢开，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识字，教他们革命的思想，激发他们劳动的自觉性。红军在做最困难的当时其他政党不屑于或者从未想过的事情，但却是最有价值对新中国来说最正确的事。
长征，永远的长征长征撤退路线泸定桥雪山“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理解了上文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你才能理解毛主席这句总结的深意。红军对长征行军路线上的群众来说，不啻于一道惊雷。上面有三张图，第一张是红军整个长征战略撤退的路线；第二张图是“飞夺泸定桥”里的那座桥；第三张图是红军爬过的五个终年盖雪的雪山中的一座。实际上这三幅图取自于美国历史课本，McDougal Littell这本从古代讲到当代的教材花了整整一页来叙述长征，足以证明美国学者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毕竟诺曼底登陆也只用了半页。这也是美国历史课本中鲜有的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正面报道。在美国人看来，长征是一群英雄的故事，英雄到能让他们忘记意识形态。
现在这本教材对长征的辑录确确实实地反映了当年西方世界看到《红星照耀中国》之后的震动。还是用斯诺的笔触来概括这宣言书：“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元问题斯诺在进入苏区之后，对多位共产党的领袖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并整理了他们的谈话记录。在党当年的领袖的成长史中，可以找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元问题”，他们正是借由结合实践不停追问自己“元问题”来逼迫自己疯狂成长，并为革命寻找出路的。
借用三段式问句来概括毛泽东同志早年心中的元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根本问题？”“中国人民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根本问题?”
在他弱冠之年，在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都是为了锻炼他们自己。后来，他曾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在他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时候，负责搜集二十一省的土地统计。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为了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脚下这片土地，和当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们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而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阀希望中国人民使之成为殖民地的奴隶。
从书生做起，转做校长，再做宣传部长，毛一步步地参与各种革命，凝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渊，直到与马克思主义结缘。在井冈山上，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会师了。管中窥豹，书里对朱德和彭德怀等开国领袖的访谈描写也极为精彩。
就用哲人王的一番话来结尾吧："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段话虽是他1930年所说，斯诺却在1936年的延安揭开了这块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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