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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是我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与此同时，欧阳炯为词集所作的序言《花间集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学文献。
《花间集》它的编选有一定的现实功利性和审美评价标准，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即以所选《花间集》作为歌辞唱本，以使公子王孙于宴会道路尽情声色。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则从理论上对温庭筠以来的绮靡词给予了认同和张扬。
《花间集序》中，对词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最初的探索，欧阳炯在序中对南朝宫体歌辞风靡以来为歌妓所传唱的艳歌俗曲作出了“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的评价，这一批评也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文风已然，已经没有盛世大唐“言而文”、“秀而实”的气象了，欧阳炯在怀念盛世文风的同时，也透露了他对于文学创作要兼顾内容与形式的要求。
欧阳炯对词的审美特征的概括，从《花间集》所选作品来看，“以艳为美”的审美特征也不仅要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还应包括作品的形式。
这里的“艳”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词情内容的香艳性。二是指艺术上的韵合律谐，对仗工整，形式美观，具有雍容华贵的富贵气象。
《花间集》中充斥着儿女情长、闺愁绮怨、喃喃细语、丝丝管弦，许多美艳的故事都在公子豪客的酒筵歌席中产生，并不断传唱，这些本属于逢场作戏的男欢女爱最终被文学升华成为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表示：这种价值功能仅仅局限于娱乐，而失去了传统文学针砭时弊的价值功能，这就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文化产品。
但《花间集序》立足于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对此作片面地强调，把词的价值功能狭隘化，仅用以满足消遣享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欧阳炯对词之雅化的态度非常明确，有着坚定的倡雅抑俗的倾向。
欧阳炯在“诗客曲子词”的雅化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这是“诗客曲子词”在音乐方面雅化的目标。曲子词自晚唐五代兴盛以来，一直以表现艳情为主，这是由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当时的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词的雅化左右不了“以艳为美”的审美取向。雅化的方向只是其艺术形式而已。
欧阳炯的崇雅斥俗，实际上针对的只是民间曲子词，在他看来，民间曲子词是有别与“诗客曲子词”的，是不能等大雅之堂的。所以，欧阳炯一再贬斥民间曲子词，而更加注重“诗客曲子词”的雅化。
欧阳炯的“诗客曲子词”的雅化，主要针对的是词的艺术形式，但词在内容上的雅化，是词本身发展的必然，也是词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功能发生改变所要求的。
附原文：
花间集序武德军节度判官司欧阳炯撰镂玉雕琼，拟代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烱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相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欧阳炯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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