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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之路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第十二章科斯（RonaldHCoase）获奖年度：年演讲日期：年月日出生日期：年月日学历年伦敦大学学士年伦敦大学博士经历年～年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年～年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年～年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年～年伦敦经济学院讲师年～年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年～年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年～年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年～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年～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ClifftonR．MusserProfessorofEconomics）年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重要著作《英国的广播：垄断的研究》（BritishBroadcasting：AStudyinMonopoly）《厂商、市场与法律》（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EssaysonEconomicsandEconomists）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 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 。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威林（Lars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Natureofthe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 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未曾预设目标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 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 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Woolf）曾说： 年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 从而导致 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 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年月。更精确地说是月日下午点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 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 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阴错阳差选读商科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Grammar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Made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年十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普兰特在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ofCape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 。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年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ErnestCasselTraveling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里基（William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年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还更为适合。我在年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初露锋芒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 企业组织 。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Natureofthe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足感： （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 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上所说的： 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 坚定得令人惊讶 。 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 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Theoryof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ofImperfect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验证蛛网理论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 蛛网理论 ）《cobweb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表的影响。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难理解。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of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年时伦敦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章。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ontheTheoryof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Research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计师》（The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年代这是当时唯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公用事业的领域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年当我还在丹迪时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年的讲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a）并在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年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年到年的战前阶段。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oftheWar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StatisticalOffice）负责军需物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作传统性的解说。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PricingwithInterelatedCostsand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CostControversy）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Meade）及佛莱明（JohnFleming）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cost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作了深入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作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 黑板经济学 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业进行历史的研究。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Broadcasting：AStudyinMonopoly）这本著作。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作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of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桑纳（John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年我又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对广播经济学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年到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forAdvancedStudyIntheBehavioralSciencesatStandford）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财产权制度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作法已经由贸塞尔（Leo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 （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 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rights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of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社会成本问题》（TheProblemofSocialCost）这篇论文。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交易成本大于零这篇文章是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找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 外部性 （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作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 唯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作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藉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机因此我在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文。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年当时威廉生（OliverWilliamson）以及温特斯（Sidney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表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的议题作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温故知新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年代和张五常（StvenCheung）所作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生在地的论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 操作性 （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为何？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件工作。到了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 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 又加上一句 虽然找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 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 。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年我是在丹迪专校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岁。如果说经济学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 原创性 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 科斯定律 （Coase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的文章纷纷出笼。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答辩）。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技无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文献报告并导致 法律与经济学 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真理长存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Cannan）的话： 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唯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历程。上一页目录下一页作者：伯烈特史宾斯更多经典书籍尽在文学花园：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诺贝尔之路 13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 2word免费”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