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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
(一)《史记》的名称
司马迁著史，自定名为《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又有称《太史公记、、长大史公百三十篇》者。
凡百三干篇，五+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侠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言，故日《太史公书》，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吕不韦著书之例言之，当云《太史公春秋》，不称《春秋》者，谦也。斑史《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亦称为《太史公书》，盖子长未尝名其书日《史记》也。(钱大听《廿二史考异》五《史记》五《为太史公书》)
(杨)挥母，司马迁女也。挥始读外祖父《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汉书.杨挥传》)
后年来朝，(东平思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汉书·宜元六王传》)
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炙。太史公《书》、刘子政《序净、班叔皮《传》，可谓述炎……(王充《论衡·对作》)(按:《论衡》中的《超奇》、《案书》均言《太史公书》)。
《史记》之称，始见于东汉桓、灵之世，自此乃成为专称二阀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阀，率在《史记》。(《东海庙碑》，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O二)。(按:此碑文刻在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四月。)
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阅幢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汉故执金吾垂武荣碑》，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O一。按:此碑刻于汉灵帝建宁(168一17”年间。)
四代狱之别名，唐虞日“士官”，《史记》日“皋陶为理”。(蔡琶《独断》)
(《汉书》)《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词，与彪自称日《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听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按:钱大听语见《廿二史考异》五《史记》五《为太史公书》)。〔金毓敝《中国史学史》第39~40页《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二)《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首创《史记》的纪传体例，以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本统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
(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夹。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无人之际，承敞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载，’运行无穷，辅弼股肚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椒优，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汉书·司马迁传》)
班彪谓司马迁序帝王则日本纪，公侯传国日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是盖以本纪、世家、列传为史迁创例。然《文心滩龙》云:迁取式《吕览》，著本纪以述皇王，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炎.今按《吕览》十二月纪，非专述帝王之李，而《史记·大宛传赞》则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纪》及《山海经》所有怪物，与不敢言之也。”是迁之作纪，非本于《吕览》，而汉以前别有《禹本纪》一书，正迁所本耳。又《卫世家赞》云:“予读《世家》言”云云，则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创也.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奉，皆谓之传。《孟子》曰:“于传有之”，谓古书也。……汉武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是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其专以之叙事而人各一传，则自史迁始，而班史以后皆因之。(赵翼《咳余丛考》卷五《史记》)
古者史有二体，《尚书》纪言，不详年月;《春秋》纪事，特举大纲。至《左氏》始合而一之。李以年系，言以事见，凡一代之治乱，一人之贤否，与夫辞令掌故，先后源委，靡不条贯，诚史家之圭泉也.司马子长生秦火焚毁之后，网罗散失，通记八代，乃大变其体，创为纪传标志，盖有说焉。古事阀而近宰繁，详略不伦，一也;自黄帝以迄共和，年月不备，难以编次，二也;传记杂出，传闻异辞，意在兼采，三也。故条贯之则例有所格，分著之说可并存，迁之变例，岂得已哉!(林春溥《开卷偶得》卷九)
迁书取材于《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其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其十表稽碟作谱，印范本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诸体号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之组织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班固述刘向、扬雄之言，谓“迁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郑樵谓“自《春秋》后，惟《史记》搜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原注)谅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7、28页)司马迁继承先秦的史学传统，在注意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常与叙事之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锲人主观性论断.故《史记》的一些篇章，往往有史论的性质。
太史公日:“……《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史记·太史公自序》)
予读太史公《自序》，以为孔子之后五百岁，不敢多让，至比其书于《春秋》，此其言诚夸。失实。然其卓识远见，微言晦志，不拘牵于世俗之论，而自抒发其意，亦有得《春秋》之一端者。……太史公之书，每不立正辞，往往见于抑扬之中，疑似之说，自非博学，不能深知其意……(陈子龙《史记测议·序，)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李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菌传》末载客语，《荆柯传》末载客语，《晃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纷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见论断法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
《史记》又于每篇之末和书表之首，对历史和人物或作集中的分析，或抒发个人的感慨，开创了史书的论赞和序论的体例。
窃以为《书》列典读，《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数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标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浩誓相参，风雅齐列矣!(《史通·序例》)
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佰夹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失”。(《文史通义·诗教下》)
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教厚，《诗》教为深。(《文史通义》外篇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记，因纪”体“所限，使用互见法以避免叙事记人的重复然纪传为式，编年级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琉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州配之未易也·‘《文心雕龙’史传》，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已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朴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州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摆居首铁，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柯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所为体之失者也。(《史通·六家》)
吾言《史记》全部为一篇，考其系统，最为分明。各类各篇亦多絮冒串插之法。如《五帝本纪》黄帝，提絮全部者也。世家《吴太伯》、列传《伯夷》，则提絮本类者也。萧何、曹参世家，互为首尾。吕后、韩、彭纪传，互相激射。仲尼弟子殿春秋之末，刺客结战国之终。其它前后关联，彼此映带者，更不一而足。但能详细寻绎，皆可得其线索。且各类中，时代先后排列不紊。故《史记》为极有系统之书。(齐树楷《史记意·史记读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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