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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德国好人》：讲述一段交织着个人爱情与大国争夺的故事
《德国好人》影片根据约瑟夫·坎农在200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二战结束后发生在德国柏林的一段交织着个人爱情与大国争夺的故事。拍摄前，导演就定下了条最主要的制作原则，那就是“用1940年代的电影拍摄手法来拍摄发生于1940年代的事件”,因此，《德国好人》的质感迥异于当下的好莱坞影片。统摄于这一原则，在影像层面，导演索德伯格决定全片一律采用黑白胶片，胶片的高宽比为1.33:1(现在的电影院已经没有这样的放映设备，影片仍然是在宽银幕1.66:1的影院上映，画面无法填充的部分用大黑边代替);摄影时禁止使用现在非常流行、复杂精密的变焦透镜，而是用过去那种需要调焦距的镜头。
同时并不为了方便后期剪辑而在一个场景的各个方位布置多部摄像机；片场只使用白炽灯，以这种粗糙、不自然的光源加重画面颗粒感；不使用无线麦克风，录音时工作人员就必须将麦克风固定在支架上，然后举到演员们的头顶上，这就逼着演员像朗诵诗歌那样念台词。当然，众多的相似之处并不包括“暴力和性”的展示。因为在1940年代，受海斯法典的限制，当时的影片不可能像今日那般轻易地把这些情节放置在影片内，而本片则不然客观的说，上点年纪的影迷也许会更乐意观看本片，因为说到本片，很难不提及1940年代的世界电影历史和一些著名影片。除了电影拍摄技巧，在类型、叙事和人物诸多方面，影片也尽量靠近1940年代的一些影片或类型。《德国好人》影片中不乏黑色电影的经典元素：私利与欲望幽暗与绝望、风格化的造型、悬疑的剧情架构、道德的妥协与困境、人性的挣扎与责问。
此外，《德国好人》在人物设置上也兼有正面的硬汉和淫荡的女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错综关系也让人回忆起卡罗尔·里德( Carol reed)的黑色电影《第三个人》( The Third Man,1949年)中惊心动魄的多方角力。而本片中痕迹最为明显的还是对迈克尔·柯蒂兹( Michael Curtiz)的《北非谍影》( Casablanca,1942年)的模仿和致敬。两男一女、爱情与战争，特别是影片的结尾，迷蒙的黑夜之中，凯特·布兰切特戴着英格丽·褒曼的那款帽子，而乔治·克鲁尼则像享弗莱·鲍嘉那样在道德与情感上做着痛苦的踟躇。当然，如果说《北非谍影》奉献的是一种战时的浪漫，而《德国好人》则刚相反，是一种对战后道德现实的反思。索德伯格对影片的主旨曾有如下表述：“故事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代表个人、机构或政府，并未直接说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却一直秘密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善和否定，却也是人性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战后的混乱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战争结束并不代表着一切事物的新生，战后，我们仍然要与死神抗争，在地狱中行走。战争让影片中的人物变得自私、贪婪，如莱娜在剧中所言“战争是堕落的最好的借口。而战争的异化作用也并不局限于战败的德国，包括美苏在内的战胜国同样为了争取对自身有利的战后格局而勾心斗角。正如美国影评人认为的那样，“影片太过注重临摹黑色电影的风格，因过度的形式主义而失去了内容”,影片最后未能取得理想效果的根源无疑是索德伯格忽略了对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的用心，而不管是《第三个人》还是《北非谍影》,真正让它们成为杰作的还是完美的叙事和立体的人物性格。我们知道，黑色电影往往通过动作的主体在不断发现、甄别线索的过程中，推动叙事发展，直至最后悬念解开，并最终完成对主要角色的性格建构。
观众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感官的愉悦和道德、价值上的认同。而索德伯格这一次基本上把影片分为图利、杰克和莱娜三个部分，而且三者之间未能环环相扣，这让一大部分剧情张力被稀释。杰克和莱娜过于戏剧性的重逢，两人之间缺乏激情的对手戏，也难以让人联想出之前两人究竟如何相爱、菜娜前后的变化又有多么巨大；而图利的突然被杀，这个死亡谜团后来又轻易地从叙事主线中退出了，影片显得缺乏清晰有力的叙事线。看上去，“爱情”难以让人信服，而“战后美苏对抗”也更像是个噱头或者说提供作者道德观的时髦载体。导演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拍摄一个关于道德和伦理的情节剧，那些预设的观点大多是通过人物对白直接而生硬地呈现出来以至显得索然无味观众最后很难对任一个角色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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