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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
这段历史上承东汉,下接隋唐,历时36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割据分裂最混乱动荡黑暗的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向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是一个治国模式的巨大试验场,有无数的思想观念碰撞,也有最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2、文化和观念的孕育发展
首先是对大一统观念和汉民族认同的考验。
通过汉末三国的军阀混战、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长期对峙,结果,汉民族的自我认同反而加强,束发右衽,衣冠南渡,开始怀念前朝的大一统。即使南北对峙期间,大家想的都是如何统一中国,毕竟正朔才是名正言顺,才是正统,才符合法统。对于自己的偏安一隅,各家自己都觉得遗憾和不足,与礼法不合。
这369年,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割据势力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和理念,划江而治,重建一个文明。
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儒家文化确实是当时亚洲地区最先进的文化,牧马和读书,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后者。
彼时西方正处于西罗马帝国末期,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还在戈壁荒漠中游牧和经商。
其二是门阀士族阶层的表现令人遗憾。
从汉朝开始,国家就在厚养这个阶层,他们知书达礼且锦衣玉食,是社会文明和思想的引领者,当皇权和王权衰落之时,本该是他们挺身而出之时,是新思想新观念的碰撞和产生的黄金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涅槃重生之时,可惜,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和桎梏效应太强大了,儒家过处,几乎寸草不生。
门阀士族阶层,除了忙着掌控和制衡庶族出生的王族,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剩下的就是文人名士的谈玄、避世、杀马特和裸奔了。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董仲舒世俗化改造的儒家思想空缺的内容,也是人性精神的哲学需求,那就是印度传来的佛教。
其三是佛学的中国化。
对于当时热衷于清谈的名士来说,不一定要信佛教,但是,处处机锋玄机且讲求自我修炼觉悟的佛法确实特别适合名士们的清谈和秀智商。可惜,清谈就是清谈,除了误国,基本毫无意义。
如果这个阶段有异于儒家的新思想文化出现,无论哲学还是技术,中国的走向可能会是另一个模样。
中国历史长河在这369年,转了几个圈,又回到了儒家思想的方向。
其四是匈奴鲜卑羯氐羌彻底融入中原。
这同样是儒家文化的力量和影响,那些崇尚勇武冒险和流浪经商的马背民族,一旦拿起诗书、抓起锄头,很快就和我们一样温良恭俭让了。
我们跟他们学了什么?也就服饰、歌舞、胡凳、葡萄酒吧!
4、对国人性格形成的影响
分析魏晋南北朝对国人性格的影响,会发现儒家思想的影响已经深入民族骨髓,唯一的变化就是佛教进入中国,我们也把佛教彻底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果轮回也非常符合儒家思想的仁礼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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