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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胡适
《容忍与自由》是胡适的一本文集，书的第一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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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党伟业》中有一个故事：青年学生毛润之从湖南来到北平，找老师杨昌济借钱去德国留学。到了北大后，猛然看见学校布告栏上写了一行字：胡适下午三点讲解中国文化史。毛润之大喜过望，屁颠着跑去蹭课。但是北大有规矩，“衣衫不整者，不得入内”。毛润之风尘仆仆的来，满脸的灰尘，衣服也是脏的。到了北京却顾不得换衣服，也不去找老师，而是先跑到胡适的课上听课。胡适谦谦君子风范，让他坐下来听完了那节课。
毛润之年轻时虽然没考进北大，但是书读的也不少了。遇见胡适的课，死皮赖脸地非听一节，可见胡适的学术水平之高。同时也可见胡适的善良与热情。既不管是不是北大的学生，也不管他衣衫整不整的，只要是来学习的，就都让他坐下来认真听课。
胡适只比毛润之大两岁，学问水平却高出他一个珠穆朗玛峰。胡适的大学问当然不是凭空而来。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幼时丧父，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胡适也很争气，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去了美国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取得博士学位后，直接到了北大当教授。上面那个故事发生在胡适任北大教授的第二年。
胡适在北大待了几十年，他人生中所有最重要的事都和北大有关。胡适在美国待了七年时间，思想内核几乎就是美国文化的精髓：自由。在美国，胡适的老师是一位主张“实用主义”的教授，因此胡适的思想也深受这位老师的影响。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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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倒台，民国建立，但社会秩序仍然混乱。胡适等一些学者认为，在制度的背后，应该有一种文化的支撑。胡适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常与安徽同乡汪孟邹来往书信。汪孟邹在上海办了一个亚东图书馆，结识到许多有才学的知识分子，这其中就有在上海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陈独秀这份《青年杂志》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陈独秀为了让这份杂志运行下去，就必须结识到一些能写稿子的知识分子，他自己写估计得累死。于是，汪孟邹牵线，胡适和陈独秀就算认识了。而胡适最感兴趣的就是白话文，他把自己对白话文的看法写信告知陈独秀。
看到信后，陈独秀大喜过望，让胡适把关于白话文的观点写成文章。这篇文章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不改变文言文那种雕琢华丽的贵族文风，中国就无法启发民智。胡适主张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
胡适通过这篇文章告诉当时的人民群众：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篇文章敲醒了陈独秀，说“白话文”将是打碎旧文化的开山斧。之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盛赞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旗手”。相对于陈独秀的激动兴奋，胡适却十分谨慎。他特意把文章题目改为“刍议”，仅仅是个“刍议”而已。
胡适这么做当然自有他的道理。胡适虽然小时候也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他在美国留学七年，认为自己对国学的研究并不深入。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唱高调，想让大家平心静气的考虑他的主张，避免和老一辈保守派起冲突。
《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随着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新青年》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可。那时候鲁迅在当公务员，每天下班后闲得发慌抄古碑，便被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拖过来，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小说。《新青年》逐渐辐射全国，由最初的6000本，发展到了16000本。借助于《新青年》的广泛影响力，李大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专栏，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这一点点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得以在青年学子中广泛传播。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学校，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教材，白话文运动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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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等地，引发了大批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胡适虽然并不参与上街游行，但对参与运动的学生抱有“同情之理解”。5月9号，北大校长蔡元培便辞职了。蔡元培主张“政教分离”，北大学生却主动领导参与政治性活动，他感到学生失控。胡适上街听过街头演说家的言论后，和校长蔡元培一样，对学生运动充满了担忧。
胡适始终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哪怕时代再危险，学生该干嘛还是要干嘛。他也经常说，中国的成年人不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就要让学生来承担，中国的学生运动向来如此。在胡适的思想天平中，理性始终占据头等。他认为，并不是目的对了就可以不择手段地解决问题，目的对了也要用合法合理地手段来解决。
之后，胡适被任命为维持北大校务的小组成员。有一次校内一演说中，他对学生说：有人告诉你，让你牺牲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左倾革命思想相比，胡适更倾向于渐进的改变。胡适是一个坚定的渐进主义者，他并不寄希望于社会整体主义的改变，也不寄希望于社会的激变。他感觉到中国有坠入激进主义泥沼的可能，于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主义”。“主义”只是美妙的设想，它最大的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不用费力去研究那些具体问题了。
在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急于找到一条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捷径，不会有人想着缓慢的改革。李大钊也属于找捷径的人，于是他反驳胡适：“恐怕须得找到一个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才有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的希望。”胡适回答：“没有一种灵丹妙药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
两人虽然观点不同，但却心平气和，根本不影响他们朋友之间的感情。胡适经常到李大钊家里玩。李大钊是北方人，爱吃馒头，招待胡适这个南方人却是小菜加一碗蛋汤。李大钊不喝酒，两个人经常就着薄茶聊很久。
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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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的一个月，胡适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陈独秀在新世界散发传单被捕。陈独秀散发的传单是《北京市民宣言》，上面说：“我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胡适虽然并不认同陈独秀的激进主张，但他俩是好朋友，对陈独秀有求必应。传单是中英双语，中文是陈独秀自己写的，英语是胡适帮忙翻译的。
隔天，胡适就四处活动营救陈独秀，原先被陈独秀等一批人批评过的保守派学者也纷纷站出来。在被关押了98天后，陈独秀保释出狱。说来也有趣，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陈独秀恰好大胡适一轮，但这两只兔子关系好了一辈子。陈独秀出狱后直接住在胡适家里，后来由于特务上门，陈独秀又住在李大钊家里。
1958年，胡适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中演讲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由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2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是被五四运动这个带有政治性的运动给打断了。而他们却又过早地将保守派的思想摒弃在外，致使力量十分单薄，势力会被更激烈的力量所吞噬。
而实际上所谓的“保守派”，其实也并不保守。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最早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林纾翻译了《茶花女》等外国小说；辜鸿铭更是从德国留学回来，也是最早主张使用白话文的老学者。只是陈独秀等人是以摒弃旧文化为前提，这样就从根本上与他们区别开来。
随着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转移到上海，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青年》逐渐变成一个政治杂志。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新青年》更是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面对老朋友和《新青年》杂志的渐行渐远，胡适内心十分复杂。他在1920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到：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青年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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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17日，胡适在家里看书，忽然电话响了。胡适接过电话，对面那个人问道：“你是胡博士？好极了，猜猜我是谁。”
胡适不耐烦，“听不出来。”那边哈哈一笑，“我是宣统啊。”
胡适心里纳闷，自言自语：“宣统？皇上？”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与清廷达成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的协议，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深宫中。在英国洋师傅莊士敦的调教下，溥仪对宫墙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他知道“新文化运动”，也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一个星期后，胡适在太监的带领下，走进故宫养心殿。
胡适后来说：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十几种报纸。
胡适和溥仪聊了二十几分钟，就出了宫。胡适见溥仪的消息一传出去，很多人就说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结。面对非议，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做以回应：一个17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封建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情味的事，成了怪咤的新闻了。
青年溥仪
两年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了深宫中的溥仪，并废除了优待条件协议。全国一片叫好之声。胡适知道后，写信给政府表示抗议，他认为这是民国历史上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因为这个事，周作人和钱玄同发文章批判胡适。胡适公开回复他们：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中华民国就是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就算皇帝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要素多着呢。
溥仪出宫确实留下了隐患，日本人利用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心里当然憋着一股气，才会跟着日本人去了东北。这样一想，胡适的立场客观又理性。
说到言论自由，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先生。其实不然，在言论自由方面，胡适要比鲁迅先生做得还要更多一些，说话也更直接。鲁迅先生不曾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的骂过蒋介石，但胡适做到了。
蒋
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要胡适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抗俄使命”。蒋介石讲完下台后，胡适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然后逐条驳斥蒋介石，说学术与政治无关。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在当天日记中愤慨记录：“今天实为我平生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
6
除了自由，胡适的关键词还有容忍。
著名的红学研究学者周汝昌，早先从胡适那里借来了《红楼梦》一个孤本的手抄本，可以说是稀世珍宝。直到最后，胡适也没让他还。
大才子林语堂留学美国的时候，穷困潦倒向北大借钱，回国之后去北大致谢，才知道那钱就是胡适一个人出的，跟北大没关系。
好朋友高一涵单身，住在胡适家里，后来娶了个妓女回家。胡适写信给夫人：“你不要歧视人家，好生招待着。”后来高一涵知道了，写信给胡适：“那姑娘原本也是书香门第，落难才入了风尘，我看她气质很好，便娶了回来。本不想告诉你，没想到你丝毫不介意。”
北大教授油画
1946年，抗战胜利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在以文科见长的北大，胡适主张为国家建立尖端科学人才的培养计划，延揽了许多这方面的人才来校任教。1948年，国内政治风云突变，胡适在政治上选择与国民党政府共进退的立场。随后，他离开深爱的北大，流亡美国。
胡适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自己洗衣做饭，出门挤公交。许多留美的中国青年常与他相见，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就是这时候与他成为知己好友。
唐德刚后来回忆说：“其实胡适都没什么钱吃饭，就是一个老难民，坐吃山空。我经常换着地方请他吃饭。”唐德刚告诉胡适，你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有口述历史，你不是要写回忆录吗，我帮你写，我拿学术费，你拿养老费。
晚年胡适
1950年开始，大陆对胡适的思想做了很多的批判。胡适许多在大陆的朋友、同事、学生都纷纷接受号召，对胡适口诛笔伐。例如金岳霖、冯友兰等等。在美国的胡适隔岸观火，热心阅读每一篇“批胡”文章。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后，编了七本书。但大都千篇一律，不是说胡适是蒋帮的帮凶，就是说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唐德刚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认真看完这些无聊的文章，这个人一定是胡适。胡适还真的认真看完了，几乎每一篇都有批注。
经过这次“批胡”浪潮，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几乎被清空殆尽。
1962年2月24日，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许多滞留在海外的研究学者赶来参加。胡适心情很好，主持酒会时显得很兴奋。一开心就忘记了夫人对他的嘱托，在酒会上多喝了几杯酒。在结束时，他微笑着送宾客离开，突然转身想说点什么，脸上的笑容还未散去时，向后倒地，就这样去世了。
葬礼上，台湾三十万民众夹道相送，这些人中有很多达官显贵，也有很多平民百姓。胡夫人看着乌泱乌泱的人，对儿子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父亲这个份上，不容易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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